首批西部民間金融只貸不存 千億地下融資待規范

　　2005年的“北京會議”確定了山西、陜西、四川、貴州四個省試點民間借貸，為中國日漸興盛的民間金融尋找到了“合情合理合法”的突破口。2005年底，兩家民間貸款公司在中西部誕生，但高達9500億元之巨的地下金融資本，遠非這些小額信貸公司能消化得了的。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傅航/西安報道

　　2005年年底，中國第一批民間貸款公司陸續浮出水面。

　　在山西省平遙縣出現了兩家小額貸款公司，他們的資金規模不算大，其中“日升隆”1700萬元人民幣，“晉源泰”1600萬元人民幣，都是由發起人的自有資金構成。據介紹，在放款對象和運作上，小額貸款公司用于當地農村經濟的比例不低于70%。每戶的貸款總額累計不超過10萬元人民幣。實行市場化利率，最高不超過基準利率的4倍。在兩家民間信貸公司的股東中，絕大多數是近年來在山西快速致富的煤焦老板。

　　與此同時，位于四川省的廣元市也成立了小額貸款公司，并正式面向海內外人士公開招標發起人。這是全國確定的四個試點省區中第一家對外公開招標的。根據廣元市政府介紹，參與報名投標的時間有10天，目前有許多有意“搶占口岸”的投資人正聚集在廣元。廣元小額貸款公司的注冊資本不得低于500萬元，不設上限，可由海內外最多5個自然人以自有合法資金設立，不得吸收或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據悉，這家小額貸款公司計劃在今年1月25日之前完成注冊登記，相應的貸款風險控制以及催收，都將由中標公司來負責。其服務對象是廣元市的農戶、個體工商戶和鄉鎮小企業。

　　“北京會議”確立“只貸不存”大原則

　　之所以能催生民間信貸公司，一切緣于2005年的“北京會議”。在此次會議上，央行確定在山西、陜西、四川、貴州先行試點民間信貸。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5年10月，央行在北京召開了四個省分行主管行長和金融穩定處、貨幣信貸處處長聯席會議。會議明確成立小額信貸專題領導小組，吳曉靈副行長任組長，易綱等為副組長，確定央行金融穩定局為督導四省的聯絡機構。

　　會議責成央行市場司研究小額信貸的有關政策方向，組織四省試點的工作，制定詳細的試點方案以及小額信貸組織的性質。

　　在“只貸不存”的大原則下，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來源成為關鍵問題。會上，吳曉靈提出三種方式籌措資金來源：自有資金；受贈資金；委托人的轉貸資金(即委托人通過銀行將資金轉貸給小額信貸組織)。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三種資金來源方式上，央行更傾向于用自有資金做，因為委托人的轉貸資金會牽扯法律上的有關障礙。對于自有資金來源，會議規定不超過5個自然人，并允許成熟的小額信貸組織可以到工商局領取牌照，對于組織的稱謂，會議并沒有作出明確限制。

　　在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來源方面，除了自有資金外，央行明確將給各個組織以國際援助資金支持，每個省的試點組織分配有50萬-60萬歐元。對小額信貸利率實行放開，但不能是高利貸，不能超過法定利率的四倍。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區域，原則上不能跨區域。

　　此外，在會上，有分行提出如果民間自有資金不足時，如何解決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來源？吳曉靈認為可以借鑒江蘇的成功經驗，用財政撬動金融，提出財政擔保機制，用財政擔保來啟動這項工作。會上，吳曉靈提出20%的擔保基金比例，啟動批發行制度，在批發行制度里設計了擔保基金制，即用財政做擔保來啟動。

　　“風險由財政來承擔。”一位參會人士透露。

　　據某參會人士透露，在如何組織推動試點工作上，央行明確提出大的原則，“不論如何推動，都要有免責條款，不要陷進去。”

　　對于具體四省的試點方式，央行提出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總行制定大原則，具體原則由分支行制定，第二種則由總行統一方案，分支行具體操作。會上，央行提出前一種方式更切合實際。

　　在對貸款對象上，會議初步明確主要針對農戶，但吳曉靈提出不同看法，她認為在城市和廣大農村的中小企業，他們貸款無門，將來的民間融資機構也可向他們進行貸款。而且，她甚至認為，在具體貸款地域上，總行不僅僅限于農村，城市也可以搞試點。

　　會議明確規定，針對將來的貸款比例，單筆最高限額在10000元以內。

　　此外，北京會議還討論了四省如何聯動發揮信貸登記系統的作用，建立農村小額信貸的咨詢系統，以及如何發揮社區的作用，由社區來了解貸款對象的信用等問題。

　　每個省確定一個試點縣，每個省自己拿出方案，自己來推動，最后的領導工作由當地政府來推動，央行站在后臺。

　　央行還計劃制定總體民間貸款原則，并要求四省務必在2005年年底放出第一筆款。

　　應該如何界定此類組織的性質？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彭興韻認為，不應該簡單地把該組織定性為金融組織，它應該屬于互助性質的，類似江浙一帶的搖會；但是也不能定性為企業，新組織僅僅是對原來的金融組織不足以提供金融服務的補充，對它的嚴格稱謂應該是非正規金融組織。

　　“它應該屬于《民商法》的調節范疇。”彭興韻認為，新組織不在《商業銀行法》的調整范圍，也不隸屬于《公司法》，因為它不是簡單的公司行為。

　　9500億地下金融須規范

　　四個省地下金融資本總共有多大？一位接近央行西安分行的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西安分行曾專門進行此類專項調查，陜西大概有上百億地下金融資本在活動。民間高利貸利率大概是銀行法定利率的5到6倍，但交易不透明，“其中存在不少問題，從事高利貸生意的大多帶有黑社會性質。”

　　另一種現象也隨之出現，即企業通過股權融資，空手套來大筆資金。“這些投資者拿著一張股權憑證，做著遙遙無期的發財夢。”一位深諳此道的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隨著欺騙手段的不斷翻新，受騙上當的人不計其數，有的人甚至多次被騙，僅西安市這類被套資金可達20億左右。

　　中國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李建軍和他的課題組不久前結束了長達兩年的《地下金融資本調查報告》，他們組成76個獨立調查小組，分別對包括民間金融比較發達的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各省以及地下經濟比較盛行的黑龍江、遼寧、河南等省，同時，對云南、貴州等西南邊貿發達和經濟相對落后省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為28.7，即20個省地下金融規模與正規金融規模相較比例接近3成。以此為基礎計量的地下信貸規模介于7400億元至8300億元。

　　另一個更新的數據則來自于央行，吳曉靈日前表示，根據央行調查統計司對民間融資的調查推算，我國民間融資規模為9500億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幣貸款的5.92%左右。

　　根據李建軍和他的課題組的調查結論，陜西地下金融資本規模相當于銀行正規金融資本規模的32%，李建軍認為，越是經濟落后的地區，農戶從銀行、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借貸的比重就越低。根據調查的三大地區平均情況看，西部農戶通過非正規金融途徑取得的借貸規模指數最高，超過六成，東部和中部均超過五成。

　　李建軍認為，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農村金融體系落后，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不得不從民間進行高利貸活動，而沿海發達地區則不同，比如浙江雖然民間資本很發達，但有諸如臺州民營銀行等金融機構，其專門為浙江中小企業提供服務。李建軍解釋，這也是央行之所以選擇中西部四個省進行民間貸款試點的原因。

　　試點方案不足

　　對于此次央行民間融資貸款試點方案，業界也有不同意見。陜西高新域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強認為，總體方案雖有利于民間融資合法化，但單筆貸款10000元的限制，仍然考驗未來方案實施的長久性。

　　“中小企業至少需求在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繁瑣的單筆10000元貸款，可能會使有需求的中小企業重新回到借貸地下金融資本的老路。”孟強認為。

　　另外也有專家指出，民間商業性小額信貸管理與當前的貸款通則、擔保法、商業銀行法等內容都有一定沖突。對它的發展，在央行和銀監局沒有確定相關制度前，仍有不少疑問讓投資者們心憂。

　　據陜西省社科院一位專家指出，首先，如何保障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性。為了規避金融風險，央行目前暫定這類機構“只貸不存”，不允許其吸收存款。但從國際經驗看，允許吸收公眾存款，是小額信貸機構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只靠發起人的資本金和有限的捐助資金，這種小額貸款組織也只能停留在試點階段。有關專家認為，在經營規范、條件成熟的時候，商業小額信貸公司可以轉為銀行，進行更大范圍的融資。

　　其次，小額信貸機構如何監管。作為一種具有商業性的民間金融機構，小額信貸公司必須納入金融監管，力避重走類似農村基金會的老路，但是目前

　　一位從事小額信貸的政府人員告訴記者，監管之難在于，既要有效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又要合理控制風險。為了控制委托業務過度擴張導致風險集中，小額信貸公司

　　為了提高投資者積極性，平遙縣提出在試點期間可以比照農信社改革的政策，享受稅收等方面同等優惠政策，但這些涉及稅務基本政策，同樣需要國家權威部門做出界定。此外，商業小額信貸公司的定價利率、風險控制、經營地域等問題都是亟須明朗化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