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聲沖擊法律威信 民意與習俗改變北京禁放令

　　它來自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生命是喧鬧的。爆竹是對春天雷聲的模仿，煙火是對百花怒放的預演

　　公元2006年，在禁放煙花爆竹之后第13個春節，北京市區將再次允許燃放煙花爆竹。

　　爆竹聲聲辭舊歲，桃花朵朵迎新春。這一流傳了數千年的過年景象，將重回現代中國

首善之區。

　　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舉動最早出于上海天津等地租界。1907年，作為清政府新政改革示范區，天津地方當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成為全國首個公告禁放的城市。為了樹立國際化大都市形象，1993年北京市人大立法禁止在市區燃放煙花爆竹，在全國首開地方立法禁放煙花爆竹先例。

　　這年年底，北京一家電臺曾經在熱線節目中討論即將實施的禁放令，有如下一番對話：

　　聽眾：春聯沒地兒貼了，年夜飯越吃味兒越淡，現在又不讓放煙花爆竹，這大過年的怎么過呀？

　　主持人：你可以看看書聽聽音樂呀。

　　聽眾：你說的這么高雅的人，全中國恐怕也沒幾個。

　　聽著這番對話，不禁讓人啞然失笑。

　　失去了人人可以參與的儀式，節日就不再是節日，而變得與平常日子沒什么不同。禁放令等于消解了春節的特性。為了現代化國際化，我們一直努力不懈與傳統習俗作頑強“斗爭”，讓人肅然起敬。

　　從小就生活在傳統習俗中，不易為外來觀念所動，民眾對習俗的眷戀同樣頑固。起初，北京市區過年之時的確一片靜悄悄。后來，市區開始出現爆竹聲。再后來，爆竹聲由稀疏到濃密。法律的威信在爆竹聲中受到沖擊。這曾經屢屢引發北京及其他城市關于禁放與開放的爭論。

　　現在，北京市人大修改相關法律，對民意與習俗做出了讓步。它再次表明，不尊重民意，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無視傳統習俗，法律就容易失去讓人遵守的動力。

　　喜歡熱鬧是中國人性格一大特點。它來自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生命是喧鬧的，生命就是一場喧嘩與騷動。

　　不僅是過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中國人對喧嘩與熱鬧那種發自內心的向往與喜愛。

　　身處笑語喧嘩之地，中國人不會覺得有什么不自在，反而顯得很興奮很投入。中國人天生對寂靜無聲有一種恐懼感。比如一戶人家很安靜，中國人會感到不自在，覺得沒有生氣，不像一個家，輕一點說是冷冷清清，重一點說就成死氣沉沉了。

　　喜事不用說，中國傳統喪事活動也辦得熱熱鬧鬧。除了通常的哀悼儀式之外，主人家一項主要活動就是舉辦宴席，邀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面對死亡，中國人好像以這種方式來強調生命的存在：有親人不幸離世，但，瞧，周圍還有這么多人好好地活著。

　　中國飯館生意紅火，必定不是安安靜靜，輕聲來去，而是賓朋滿座，觥籌交錯，人聲鼎沸。據說，作家阿城在香港時，曾對一家

　　展開記錄宋朝京城生活的《清明上河圖》，我們則看到汴京城內外，商船云集，店鋪林立，商販行人川流不息，繁華鬧市喧天聲浪仿佛撲面而來。

　　北宋工部尚書宋祁有詞云“紅杏枝頭春意鬧”，因為這一佳句，后人把他稱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王國維則在《人間詞話》中贊為“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這位宋人以一“鬧”字，極其真切地道出了中國人心目中的春天意境。

　　當冬天過去，春天來到，驚雷響起，大地萬物從蟄伏沉睡中醒來。河溪發出流水聲；種子發出迸裂聲；草木發出拔節聲；飛禽走獸發出鳴叫聲；人類耕作播種發出歡歌笑語聲。

　　這是一幅與冬天蕭索沉寂完全不同的新生命景象。

　　當中國人以燃放煙花爆竹迎接新年時，這一習俗就不僅僅具有驅鬼辟邪的作用，而且還具有更深一層的民俗學含義：爆竹是對春雷的模仿，是對萬物復蘇大地生機勃勃一片喧鬧的一種模仿。它與其說是聲音的暴力，不如說是對生命的熱烈向往。煙花則是對鮮花怒放的一種預告。高遠夜空，焰火朵朵綻放，為人們虛擬出一派即將到來的萬紫千紅的春天景象。

　　當然，論說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的種種含義，并不意味著喧鬧隨時隨地都有道理。面對不同民族不同習俗，入鄉隨俗也許是最合理的態度。在自己的國度，做主人，尊重傳統的習俗，是自信；到別人的地方，做客人，尊重他人的習俗，是教養。這一態度蘊含的合理性并不隨時間變化而改變，即使現代世界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