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模式與幸福總值

　　不丹模式就是沒把經濟發展看做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力量，而是始終關注經濟和精神的平衡問題

　　吳洪森/文

　　地處喜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總面積 4萬7 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萬。這個不為大

多數中國人知道的蕞爾小國，因其所倡導的“不丹模式”，近年來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于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采用的 GDP(國民經濟總值)。

　　不丹模式是什么？

　　國民幸福總值最早由不丹國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值得注意的是，當不丹國王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時候，不丹在亞洲屬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窮國要擺脫貧困首先要以發展經濟為主，這種確保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必然使得環境保護成為一句空話，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道路，就是以犧牲環境、犧牲資源來確保經濟發展優先的道路，這條道路使得全民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不丹環保優先的發展道路，在國民收入增長的同時，將自然環境很好的保護起來，原始森林的覆蓋面積在亞洲排名第一，整個國土 74%在森林的覆蓋之中。不丹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但是為了保護環境，不丹一直執行嚴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數，2004年1年獲得簽證進入不丹的人數不到 6千人。由于不丹對環境的良好保護，2005年獲得了聯合國環保署的“地球衛士”獎。

　　不丹不僅環保優先，對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時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實踐已經引起全世界矚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把目光投向這個南亞小國，開始認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考慮了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采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教授卡爾曼和經濟學家聯手正致力于“國民幸福總值”的研究。

　　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總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對不丹的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說：“我長期從事經濟發展工作，對由于富裕帶來的社會性疾病總是感到非常痛心。完全受經濟增長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難以自拔。長期從外界來看日本人，我感到他們已經漸漸成為喪失精神上的幸福或干脆說是喪失了心中的故鄉的國民。”西水美惠子說，這樣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存在相同的問題。但是我們決不能悲觀。因為“世界上存在著惟一一個以物質和精神的富有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國家。這就是不丹王國，該國所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得多。不丹在 40年以前還處于沒有貨幣的物物交換的經濟狀態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在南亞各國中是國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第一位。盡管如此，去不丹旅游過的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仿佛回到了自己心靈的故鄉。不丹給我們地球人展示了許多高深莫測的東西”。

　　不丹模式的啟示

　　對照一下中國這20多年來的發展，不丹模式值得我們學習。

　　不丹模式打破了我們原先很多習見和教條，比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難以兩頭兼顧；只有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經濟才有活力；只有刺激消費經濟才能維持增長，只有經濟增長社會才能向前發展等等。說到底，不丹模式就是沒把經濟發展看做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力量，而是始終關注經濟和精神的平衡問題。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天人合一。依據這一原則，中國早就發展出陰陽平衡、內外協調的思想。因此中國文化最強調“和”。既然中國傳統有這么好的思想資源，在有關國家發展道路和策略問題上為什么提不出任何新思想，而只是一味地沿著西方發展道路亦步亦趨地追趕呢？這恐怕和清末以來不斷否定傳統文化有關。經過近一個多世紀對傳統文化的妖魔化，許多人形成了一個習慣性的頑固偏見，以為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死敵，兩者不能共存，要傳統就無法現代化，要現代化就得消滅傳統。在這種習見的浸染之下，自然就不會到傳統文化中去尋找中國道路的答案了。而不丹之所以能提出“不丹模式”，完全是傳統文化給他們提供了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智慧。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