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溫州財團對投資一竅不通 民資陷入困境

　　中瑞的故事表明，民營資本的整合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絕非資本的簡單拼湊和概念的炒作那么簡單

　　本刊記者/謝良兵

　　2006年1月中旬，溫州市政協副主席、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正忙于在當地的“兩會”

上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建言。而由其作為輪值董事長的、有“中國民營第一財團”之稱的中瑞財團也正陷入到一場輿論漩渦之中。

　　遇挫“曼哈頓”

　　“中瑞·曼哈頓”，這個中瑞財團成立后最大手筆的地產項目，于1月6日因“話題無法回避，老百姓關注度高”等理由，成為由當地媒體舉辦的“2005年度溫州十大流行詞評選活動”的候選詞語之一。

　　2004年11月8日，中瑞財團下屬的中瑞房產在溫州江濱路造船廠的土地拍賣會上，以15.3333億元奪標，這個價格比7.7億元的招標起始價高出了近1倍，同時意味著此地塊上的“中瑞·曼哈頓”項目的成本價格至少在12000元/平方米以上。而中瑞稱該樓盤首期售價暫定為2.1萬元/平方米，這也使得溫州的

　　對于這個地塊的土地出讓金，根據中瑞與當地政府的合同規定，可以實行分期繳納。首期25%款項2005年1月6日繳納；5月8日再繳納總款項的25%，其余50%在9月8日付清。

　　但是，就在第二次付款日到來之時，中瑞并未能如期支付，而這直接引發了市場對其資金鏈的質疑和擔心。后來經溫州某領導批示，繳款時間延期至7月8日。

　　然而，直到2005年11月，溫州市國土局公布的20家拖欠政府地價款開發商名單中，中瑞仍赫然列在首位，仍有7.6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未繳納。

　　這與中瑞成立之初的“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04年4月，當時52歲的鄭勝濤聯手奧康、法派、國光地產等8家溫州大型民營企業的掌門人，整合出中國民間第一個“財團”性質的控股公司。對于這9家任何一家都身家上億的民營企業而言，中瑞財團當初“運作資金超過100億元”的目標似乎并不難實現。而按照鄭勝濤當時的設想，中瑞財團背后尚有千百億元的溫州民間資本。

　　“以金融資本為支撐、實業為基礎的綜合性企業集團是中瑞經營戰略，我們渴望非公經濟早日進入國家鼓勵支持的‘非禁即入’壟斷領域，包括非銀行的金融業。”鄭勝濤當年的構想很宏大。

　　然而，籌建銀行的設想很快被監管部門否決。接下來，房地產信托融資受阻；“新建溫州泰順抽水蓄能電站”“溫州鹿城環保污水處理”“與世界500強法國歐尚集團的合作”等投資項目不了了之；“中瑞·曼哈頓”項目半死不活……在困境中風雨飄搖的中瑞財團，儼然已經成為民間資本整合失敗的樣本。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尷尬狀況的出現？

　　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中瑞副董事長、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滔曾明確向媒體表示，中瑞財團不會向銀行謀求大量的貸款，民間借貸市場才是主要的籌資渠道。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本刊，中瑞財團所謂的整合和融資渠道是兩個：即銀行授信貸款和民間借貸，其初始階段更倚重前者。但是令中瑞財團意想不到的是，當時溫州各大商業銀行承諾授信100億元資金非但沒有兌現，在宏觀調控中銀監部門反而將中瑞財團及組建財團的9家企業都納入其嚴格監管范圍。

　　至于說民間借貸渠道的通暢，則有賴于好的項目吸引。“其實中瑞財團也想過尋找各種項目的經營，但不是準入有問題，就是需要的資金過大，最后發現還是房地產是最適合的項目。”這位業內人士說。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尹中立據此曾著文稱中瑞財團實質淪為了最大的“溫州炒房團”。“現時的困境是，雖然中瑞每個股東都有能力籌集到幾億元的資金，但房地產新政實施之后，誰也不愿意去做只賠不賺的項目。“中瑞·曼哈頓”的虎頭蛇尾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某中央媒體駐溫州記者向本刊透露。

　　“從中瑞財團的成立時間來看，當時溫州炒房團風靡全國，因此并不排除中瑞財團成立的初衷就是趁勢炒一把。”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刊說。而事實上，中瑞財團的前身的確也是由當時30多家地產企業組成的所謂“溫州房地產沙龍”，后來其中的9家企業參與組建財團。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吳曉波則向本刊指出，溫州人做財團的概念本質就是想融資，溫州人對土地等資源性的東西很有感覺，很喜歡拿概念做事。“財團本身就是一個邊緣的概念，類似于國外的投資基金，但只是拿到本土來套用了一個概念。”吳曉波說。

　　因此，吳曉波認為問題在于：溫州的這種財團，第一，缺少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因為它沒有變成現代理財公司的概念；第二，他們對投資本來就一竅不通。

　　被鄭勝濤招聘而來的中瑞財團第一任總裁楊新泉在離開后就曾坦言，當初加盟中瑞，是因為中瑞當初設定和宣布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嚴格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運行這么一個前提。“但是事實上卻并非如此。”楊新泉對本刊說。

　　對此，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劉光起分析指出，財團也是公司，就應該有明確的產權關系，治理模式，并非僅幾個股東的熱情、交情就可以成事，必須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這些公司)只注重項目，不注重內部結構，尚未建立決策機制、操作機制，運作模式也沒有成型。”劉光起說。因此，中瑞財團要走出困境，必須在管理體制上與國際接軌。

　　出路：接受“招安”？

　　2005年12月16日，北京產權交易所帶著180多個北京國有資產和高新技術項目到溫州推介。其中包括路橋公司、水產公司、城建集團和三元集團等一批北京知名的老字號企業。這吸引了55家溫州民營企業的目光。

　　北交所之所以看重溫州民間資本，主要是因為溫州的民營資本力量相對雄厚。“我們并不認為溫州民間資本是投機的。”北京市產權交易所負責宣傳的丘姓女士告訴本刊記者。

　　溫州市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向本刊分析指出：“這應該是最后的晚餐了。溫州企業家急需通過產權運作，進入實業。”周對本刊記者說，此前已經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溫州商人，由于找不到好的項目去長期投資，只能搞炒房、炒煤這樣的短期炒作。“現在國有企業愿意放下身段吸引民間資本，這將是溫州民間資本的一個新出路。”

　　有意味的是，浙江政府也似乎在為這種轉型做政策上的支持。2005年12月9日，浙江省政府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送審稿)》。

　　本刊接觸到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浙江省政府出臺的這個《實施意見》，在表明對飽受爭議的民間資金的態度同時，著力于嘗試如何讓其操作更符合常規的做法，即把這些無序流動的民間資本，納入到秩序之內。

　　外部體制環境的向好及新一波產權投資的機會，能否為陷入整合困境的溫州民間資本提供一個制度性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