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盜版教材成了百萬富翁 中介多為學校任課教師

　　本報記者 黃勇

　　靠盜版教材成了百萬富翁

　　安徽省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宗盜版教材、教輔案，于今年1月15日在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被告人許某、張某犯非法經營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3年，沒收非法所

得158371元。此前，許、張兩人已退賠贓款131萬元。

　　2004年8月9日，安徽省新聞出版局根據某出版社的舉報，在合肥市常青街道沿河村一出租房里發現大量盜版書籍，當場搜出各類盜版教材、教輔圖書3900余件，碼洋超過100萬元。當年10月，因案情重大，安徽省新聞出版局將此案移交省公安廳查辦。同年11月26日，警方將逃跑多日的兩名犯罪嫌疑人許某、張某抓獲。

　　警方隨后根據許、張兩人交代的線索，又一舉查獲了6個藏有盜版教材、教輔材料的非法倉庫，總冊數達38.9萬冊，總碼洋高達484萬元。公安機關在武警部隊的幫助下，動用了11輛車，花了整整3天時間，才將倉庫里的這些盜版教材和教輔圖書清理干凈。這些圖書主要銷往學校和一些書店，因為折扣較低，銷路甚廣，生意興隆，兩名犯罪嫌疑人在不到3年時間里積聚了大量財富，并在合肥鬧市區的高檔

　　正規出版社代理當內應 承銷中介多為任課教師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許某、張某銷售盜版教材的利益鏈中，80%以上的中介是中學、職業中學和職業中專的普通任課教師，僅許某供出的有名有姓的“中介”就有20多人，都從他們手中直接拿到數千元甚至上萬元不等的“回扣”。

　　許某供稱，他在當地的中學、職業中學或職業中專學校聯系業務時發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教輔銷路最好，便和該出版社在安徽的一名代理取得聯系，以重金確保第一時間拿到該出版社的正版圖書，迅速拆封后偷偷送到印刷廠制版，一般的圖書500冊以上才開印，多數都能印到3000冊～5000冊。有些銷路很好的圖書，像《機械制圖》就先后加印了兩次，共計1萬多冊。

　　由于圖書的封面大多是彩色的，在正規的印刷廠印刷成本較高，為了降低成本，許、張兩人特地買來了自動膠印機，自己印制圖書封面，然后再送到“正規”印刷廠進行總裝訂。這樣，盜版的成本進一步降低，保證他們的圖書一般能以定價的三折、甚至兩折批發給承銷中介。除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人民教育出版社、

　　盜版教材的銷路很具隱蔽性，一般都是由許、張兩人先和任課教師私下談妥，然后將圖書送到指定的私人書店，甚至是學校附近的雜貨店、小超市。被利誘的教師則在課堂上宣稱，學校指定的教材教輔內容一般，自己講課、特別是考試的內容主要出自某某版圖書，這些書可以到某書店或某超市的專柜購買。盜版教材和教學輔導材料就這樣溜進了江、浙、皖3個省的100多所學校。

　　更讓記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些使用了盜版教材的學校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卻一再聲稱“過去不了解情況”，個別校長竟然大言不慚地說：“管不住老師，使用什么輔導材料是教師的權利。”而對這些充當了盜版銷售中介的教師如何處理，目前還沒有下文。

　　教材腐敗成校園腐敗焦點

　　據記者了解，在此大案發生之前，安徽省教育系統類似的教材腐敗大案已屢有發生。比如，3名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與學校串通私設地下教材批發部，強令學校從地下批發點購書，其中正版、盜版混雜，雙方利益分成，涉案資金同樣高達數百萬元。

　　相關人士指出，教材腐敗日益成為校園腐敗的焦點，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印刷廠、教師、學校全部卷入其中，其根本原因是監管缺位。要防止校園腐敗，對學校財務的監管特別是預算外資金賬戶的監管，對印刷廠業務的監控和對課堂教學、特別是學生教材、教學用品、教學輔導材料使用的監管，每一環節都不可缺少，但目前的現狀是，相關行政監管手段和法律手段都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