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南方論壇

　　賀雪峰

　　如果不出預料，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將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部署一年的農村工作。2006年可望在新世紀連續第三年為三農問題發布中央一號文件。

　　2006年是十一五規劃實施的第一年，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開局年。三農問題是涉及九億農民的大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事關中國發展大局的重大戰略舉措。開局如何，重要的不在力度而在方向。經過2003年以來連續強有力的中央農村政策調整，目前的農村形勢已大為好轉，但決定農村狀況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也很難)得到解決，三農問題的形勢依然嚴峻。

　　概括地說，當前三農問題主要是九億農民在城市化和市場化背景下形成的問題。一方面，城市化意味著農村人、財、物向城市的轉移和流動，市場化不僅制造了大量的消費欲望，而且替代了農民傳統的獲得福利的途徑；另一方面，主要依托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農村人口數量，卻非短期可以轉移進入城市，農民相對收入減少，經濟社會地位邊緣化，而支出壓力增加。

　　2006年全國農村取消農業稅，是十分重大的事件，意味著中國已完成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的轉變。而可以期待的越來越多的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由工商業反哺農業的資金，將成為改變農村內在發展困境，緩解當前三農難題的有力外部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造成今天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在農村以外(城市化和市場上)，緩解三農問題的手段也在農村以外(依托城市和工商業稅收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我們需要客觀地分析當前三農問題的這種內外在條件。僅僅從絕對生活水平上講，當前農民或許處于中國歷史上經濟條件最好的時期，衣食住行皆如此。但當前的中國農民卻并不認為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幸福的農民。原因有三:一是相對處境日劣，二是文化上的邊緣化，三是傳統合作的解體。在傳媒發達、流動頻繁的當代中國，農民不是以自己的絕對收入水平，而是以相對收入水平來衡量自己的經濟福利。正是因為相對經濟收入較少，而迎合高收入群體的現代傳媒將農民置于文化上的邊緣地位，農民傳統的觀念被說成是愚昧落后的，不正確的。而傳統合作的解體，使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風險驟然增大。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以上問題并非當前存在的，也非短期內可以解決的，而是隨著進一步城市化和市場化，亦會進一步加深與嚴重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面，如何讓九億農民從整個

　　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為外部資源，投入到改善農民福利的事業中，其關鍵就是方向要對。要在保證當前農民“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生活水平的基礎上，著力減少農民的支出和支出壓力，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降低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風險，以此來部署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規劃。

　　當前農民所面對的支出壓力，很大一部分來自靠廣告、時尚所推動的消費主義壓力。消費主義的核心問題是以消費本身為目的，消費主義必然帶來片面的拉動內需的思路。中央提出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還需要在農村內部建立和諧的關系，改善農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當前農村中，絕大多數農民不僅溫飽問題已經解決，而且體力勞動不重，閑暇時間很多。如何讓農民的閑暇時間過得愉快，如何將當前農村嚴重過剩的勞動力組織到改變他們生產生活條件的事業中來，就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任務。

　　可以通過組織各種以文化娛樂為基礎的群眾性組織，來推動農村大眾文化和體育事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民閑暇生活的質量，為他們找到生活的意義和主體感受，并提高農村的社會資本。

　　必須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建設。在農村人財物外流的情況下，農民傳統的合作能力日趨瓦解，這就使鄉村組織的作用進一步凸顯。鄉村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借作為行政組織的位置，來組織農民進行生產生活上的合作，尤其是為農民提供最為緊缺的公共品。

　　總之，展望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方向，是在市場化和城市化以外，為九億中國農民尋找出路，起碼要讓九億農民可以在短期內也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因此，僅僅從經濟方面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遠遠不夠的，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及方向，在于建設一種對農民有利的適應他們經濟基礎和生活條件的文化，為他們提供最基礎的公共品，并因此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來主持、策劃、安排與實施這些事業。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