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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本報記者 陳宜彪 柯刃 香港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1月15日公布的2005年第四季度金融運行數字顯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同比增長34.3%，全年外匯儲備增加2089億美元。
外匯儲備這種驚人的增速使得各方的爭論更趨激烈。之前，1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
局長胡曉煉在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議上表示，2006年“將進一步優化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繼續拓寬外匯儲備投資領域”，由此引發了市場上“中國將大幅拋售美元資產”的猜想。美國官方隨即回應，不會因中國持有大量政府債券而受制于人，有能力輕易地找到“下家”，央行也明確否認了此種猜測。
無論如何，各方面對事件反應之敏感已經揭示了問題的嚴峻性。對中國而言，貿易順差的持續無疑將進一步拉動外匯儲備的增長，優化儲備結構、權衡儲備規模、改革外匯市場等一系列問題都值得深入思考。為此，本報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JP摩根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共聚21世紀北京圓桌第72期，就涉及巨額外匯儲備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1. 優化外匯儲備結構
《21世紀》：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公布2005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到8189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胡曉煉近期表示，將“進一步優化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繼續拓寬外儲投資領域”。那么如何優化？
哈繼銘：8189億這一數字略低于日本2005年底828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事實上，如果把人民銀行通過匯金公司對三大國有銀行的注資以及人民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外匯掉期包括在內，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8800億美元左右，超過日本。估計中國外匯儲備中三分之二為美元資產。我認為新增外匯儲備中非美元比重將有所提高，投資領域的拓寬將體現在戰略性資源的小幅增持。
龔方雄：其實“優化外匯儲備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這個說法本身并沒有太多的新意，相關的調整幾年前就開始做了。如果有新意，就是可能結構性調整的范圍可能會擴大，包括一些其他的以前在外匯儲備里通常不用的資產。比如，以前外匯儲備主要是用于買債券，如公司債券或是美國國庫券，以后也可能會增加新興市場債券比重。
陶冬：我想胡局長所談更多的是優化外匯儲備的構成。減少國家外匯儲備涉及到中國的匯率政策、資本項目管制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而這背后又涉及銀行改革等深層次的問題，恐怕不是胡曉煉局長一個人說了算。我相信她當時的講話，更多是要考慮如何把外匯儲備中的幣種結構、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使這筆沉淀下來的國家資產能夠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保值增值。
何帆：為了解決中國國際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帶來的相關問題，首先應該減緩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縮小外匯儲備的規模，這需要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做出調整，比如過去的發展戰略過分強調出口，對進口仍然限制較多，過分強調引進外資，而國內金融體制的改革滯后，國內儲蓄難以有效地轉化為國內投資，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太多，地方政府為了引進外資盲目競爭，最近兩年由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流入增加，為了防止熱錢流入，需要加強資本管制，但根本對策則是進一步調整人民幣匯率。這些政策不是央行或外匯管理局能夠單獨承擔的，需要政府各個部門協調。在進行了上述調整之后，中國的外匯儲備仍然可能規模較大，因此還需要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但是在目前消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下，為了保證安全性和流動性，外匯儲備只能投資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國債等，投資渠道太窄，真正做到優化是很難的。
2. 減少外匯儲備中美元所占的比重
《21世紀》：剛才幾位都談到了貨幣結構的問題，看來減少外匯儲備中美元所占的比重是大家的共識？
陶冬：關于中國外匯儲備結構的信息是不公開的，這是一個國家機密。市場上有傳聞說，最高時70%是美元資產，但這兩年美元資產數量有所下降，儲備中一部分轉為其他貨幣，一部分轉至國企手中買入其他資產，例如石油、礦產等等，還有部分轉到了匯金名下，成為銀行改革的一部分。
龔方雄：對，調整過程實際上可能已經早就開始做了，美元資產的比重，我相信應該會慢慢下來。但不一定要賣原來已經持有的美元資產，而是可以通過增量調整的方式來實現。比如原來新增兩千多億，可能有70%放到美金，而現在只需要把40%放到美金里去，通過這樣增量調整，增加這一部分購買美元資產。最終使美元占比越來越小。美元資產比例從原來的70%或75%，下降至50%或60%左右，但它還是占有一個較大的比重。
《21世紀》：為什么需要降低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比重呢？是因為美元資產有潛在的風險？
何帆：持有過多外匯儲備的成本包括對本國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沖擊。外匯儲備增加則央行不得不被動沖銷，而沖銷政策是要付出成本的，從長期看也難以持續。沒有被沖銷的外匯儲備無形中帶來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市場上的流動性增加，這部分流動性會流入房地產市場等，帶來資產泡沫。美國國債收益率過低，美元面臨大幅度貶值的風險，這都是保持巨額外匯儲備，尤其是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過多的潛在危險。
哈繼銘：外匯儲備的價值和收益受匯率、利率、商品價格和市場流動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看來最大風險是美元貶值。美國經常帳戶赤字高達GDP的6.3%，而且外債高筑。美元之所以在2005年堅挺是因為當時美國不斷加息。但是，美國加息周期今年可能見頂，而日本經濟的復蘇將使日本央行逐漸收緊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已經開始加息，而且歐洲經濟今年增速將有所提高，美元可望今年對日元和歐元貶值。
陶冬：美國正制造著歷史上罕見的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而且有長期化、結構化的趨勢。亞洲各國，包括中國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又周轉回去買了美國國債，幫助美國平衡它的資金流向。但長此下去，總有一天美國債務負擔會大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美國財政赤字再這么不斷的積累的話，早晚是要出事。
給美國的借款是以借貸人的貨幣，而不是債權人的貨幣形式發的。從某種意義上就跟國內打白條是一回事。因此亞洲各國借給美國的巨額資金，有被美國賴賬，或者通過發鈔使債務縮水的風險，而且這種風險越來越大。
不過美債不安全，歐元、石油也未必安全。外匯儲備放在美元資產里面，可能一夜之間20%沒了，你知道黃金800美元跌到200多美元的時候是什么感覺？一樣的。今天國際原油價格升至70多美元，但它也跌到過十幾美元。
3. 減少美元比重的可能后果
《21世紀》：如果減少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對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會有什么影響？會不會引起美國的擔憂甚至干涉？
陶冬：在全球化下，美國和亞洲之間的經貿聯系要遠比人們想象的更深、更廣。沒有美國的需求，亞洲經濟會衰退，就業市場會惡化。亞洲不把錢轉回美國，美國的消費也難以為繼，金融市場也會出現亂象，美國經濟也會受到重大的打擊。實際上，美國對亞洲的訂單和亞洲返回美國的資金，形成物資-資金流的完整圈子，達到了一個動態的平衡。在這一個鏈條上面，任何一個環節斷開，整個鏈就會斷裂。
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相互依賴的經濟體中，中國大規模的拋售美國國債和對美國宣戰沒有太本質的差別。外匯儲備的調整完全可以作為談判中的一個籌碼，但全面拋售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就像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做點樣子是可以的，全面的制裁同樣做不到。
我相信，如果真的中國大規模賣出美元國債，對美國金融市場和經濟，都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相信中國會采取小步慢調，不會以甩賣現存美國國債的形式進行調整，而是在新增儲備中少買美國國債。
何帆：減少美元外匯儲備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減持，容易引發市場上的連鎖反應，美元可能急劇貶值，中國外匯儲備急劇縮水；如果不減持，美元也可能緩慢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緩慢縮水。總之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美國國債不僅帶來了投資收益的損失、風險加劇，而且成了中國和美國談判過程中受制于人的“人質”。
龔方雄：我不明白為什么需要擔心美國的“反彈”，因為管理外匯是一國本身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不過或許美國人可能會覺得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太多了，會沒有安全感。
哈繼銘：我不認為中國將大量減持美元資產。當今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黃金是稀缺的，而在美國的寬貨幣和寬財政政策下美元不稀缺。但是，中國或全球央行大量拋售美元的可能性甚小，原因很簡單：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是稀缺的。出現美元危機的可能性很小。美元貶值是趨勢，但其形式將是有序貶值。
《21世紀》：國家減持美元儲備的比例會否促長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壓力？
龔方雄：減持美元比例本身并不會助長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升值壓力。只有美元大幅度貶值才會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美元要大幅度貶值，并不是中國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就可以決定的。因此，中國減持美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不會影響到美元匯率。我國過去幾年一直在增量減持，但去年美金還是照樣走強。中國一年不過兩千億的增量，而全球外匯市場一天的外匯交易量就是1.2萬個億。相對來說，我們的交易還是較小的。
另外，我們只是增量調整，而且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增量調整只是用美元換其他的貨幣，即使有影響，也只是影響其他幣種，跟人民幣沒有什么關系。
陶冬：兩個概念需要澄清，一是減少國家外匯儲備，二是減持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當國家對外匯流入不再大規模干預時，人民幣就可能升值。但是如果只是將美元儲備的相應比例調低的話，理論上來講，不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直接的影響。不過中國減持美元資產，一定會觸動美國的神經，會觸及美國的利益，接下來就是政治問題。美國會不會因此而壓人民幣升值，那是另一回事。
4. 外匯儲備超出適度規模了嗎？
《21世紀》：最近有評論認為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出適度規模，您的看法呢？如何衡量適度規模？
陶冬：外匯儲備的目的在于，當一國出現外匯流動性危機時，它是用以穩定局面的儲備資金。儲備資金有多少才合適，國際上并無定論。但是中國外匯儲備這幾年的急劇增長，相信出乎中國政府的意料，可能也遠高過中國實際需要的儲備金額。
龔方雄：外匯儲備沒有絕對性的規模問題，但我覺得目前外匯儲備占GDP規模40%左右，已經太高了。我國整體外債規模是兩千億，短期外債是一千多個億，而一年的進口也不過是六千個億，一般來講，外匯儲備能管半年的進口就很多了，三千個億，算上短期外債，外匯儲備四五千個億就已經很大了。
其實如果外匯儲備有五千億，也已經占GDP的25%左右，相對來說，日本是八千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對應的GDP存量是4.5萬億美元，只占GDP20%。
何帆：如果按照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中國可能并不是比例最高的。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非常多，一些石油生產國最近幾年的外匯儲備增長迅猛。但是，根據傳統外匯儲備理論，一國持有外匯儲備主要用于國際貿易的支付和償還短期外債，應該至少滿足3-4個月的進口付匯和償還全部短期外債的需要。
5. 私人部門外匯持有量會增加嗎？
《21世紀》：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什么？貿易順差還是FDI？
何帆：中國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主要受到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以及熱錢流入的影響。巨額的貿易順差反映了中國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也和傳統的重視出口和限制進口的政策是有關的。按照國際收支平衡的原理，如果一國存在經常賬戶順差，那么其資本應該流出，并體現為資本賬戶逆差。
但是中國的資本賬戶卻保持著順差，這應歸因于中國盲目鼓勵外資的政策。由于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中國的資本并非稀缺，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引進先進的國外技術和管理經驗。遺憾的是，外資對中國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并未有積極貢獻，其主要引進的只是國外的資金。
近年來熱錢大量流入中國，是和市場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分不開的，也反映出外匯管制體系實際上效率并不高。為了降低中國的外匯儲備水平，首先要相應地調整外貿外資政策，加強資本管制。
陶冬：外匯儲備的急漲是在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下，國家又不愿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名義匯率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中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會令人民幣有進一步升值的空間。要想減少儲備的急速上升，要么調整人民幣匯率，使得政府在匯市上的干預量大幅度下降，要么大幅度放寬國內企業和個人允許的持有外匯量。
哈繼銘：2004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2067億美元，其中外貿順差、FDI、熱錢流入分別占16%，29%，55%。2005年外匯儲備增加2090億美元，與2004年相當。但是其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外貿順差、FDI、熱錢流入分別占49%，29%，22%。這說明2004年儲備的增長主要是熱錢流入，而2005年則主要是外貿順差的推動。如果說2004年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程度是源于投機因素，那么2005年的升值壓力更多的來自于基本面的要求和支持。2006年中國外貿順差將大于2005年，一是因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將使中國出口仍然高速增長，二是因為產能擴張造成的進口替代將抑制進口的大幅提高。中國外匯儲備將進一步增長。減少外匯儲備的手段是人民幣的加速升值、鼓勵企業走出去和逐漸放松資本管制。我認為這三項措施今年將有更大的進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年底升值至少達到7.8比1。中國將逐漸放松資本管制。這實為一石二鳥的政策。中國儲蓄率高達47%，為全球大國之最，且外資流入甚多，國內資金過分“便宜”，導致低效率投資。另一方面，國內老百姓投資渠道極其有限，難以獲得合理的回報率，抑制了消費的增長。逐漸開放資本賬戶管制，有利于提高國內投資效率和公眾的投資回報，鼓勵消費。
《21世紀》：如果外匯繼續流入，而國家減持外匯儲備，那私人部門的外匯持有量是否會增加？
龔方雄：不一定，私人部門的美元外匯持有量取決于美元在國際市場的走勢。最近兩年大家都愿意把人民幣用外匯換成人民幣，人民幣呈增值的走勢，因此私人部門持有美元的量不會激增。而要轉存成歐元或者澳元，并非那么容易，也有成本，還要取決于大家對外匯走勢的判斷。
目前不好判斷國家是否會鼓勵私人手中增加外匯存量。我國私人持匯情況不多見，去年私人外匯存款最多是兩千億。民間外匯存量少的原因是不允許對外投資。企業加個人的存款現在已經超過20萬億人民幣，近3萬億美金的規模。
哈繼銘：中國私人部門外匯持有的增加將取決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預期。如果升值幅度小于預期，人們認為人民幣將繼續對美元升值，私人部門不會有增持美元的需求。
陶冬：國家減持外匯儲備，把部分外匯留給私人部門持有，這是可行的。日本的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加起來，總體的外匯流入量比中國大，但它外匯儲備增長沒有中國這么大。
但私人部門持有外匯量增加，有一個前提，即需要一個體制上的改變。同時還要留意，私人部門和政府不一樣，是以盈利為目標的。當市場期望人民幣增值時，私人部門未必愿意大量持有外匯——這就是為什么這段時間盡管私人持有外匯的政策在放開，但是結匯越來越快，越來越大。
外匯在國家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分布并不存在一個相應的固定比例，理論上來講，在一個完全開放的經濟體中，國家擁有的外匯應該只占整個國家擁有外匯的一小部分，主要用于應急、危機處理，絕大多數的外匯應該留在私人部門。例如日本的外匯儲備可能是8470億美元(其實也是過量的)，在三菱、在索尼、在豐田手里的外匯可能也有幾千億。
何帆：為了減少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而鼓勵私人部門持有外匯資產是極其有害的，會沖擊中國的金融穩定。各國對本國居民持有外匯資產都有嚴格規定。比如泰國規定必須說明外匯資產的來源，并在規定的時間內將外匯存款兌換成本幣。很多國家對外匯存款都有嚴格限制。解決外匯儲備過高的根本辦法是調整發展戰略、進一步推進匯率改革，舍此并無其他捷徑。
6. 外匯市場做大之后將會怎樣？
《21世紀》：最近國家出臺了做市商制度，而且鼓勵企業海外投資，這些措施的實行，是否會使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匯數量增長？國家是否會允許私人部門持有更多外匯，而放松強制結售匯的規定，并使中國形成一個規模更大的匯市？
龔方雄：當然會。我們的外匯儲備里面，還沒有算入建行、招行等吸引戰略投資者的錢。公司海外上市的籌資數沒有計入外匯儲備，外國戰略投資者、投入銀行入資的錢也沒有算，把這些都算進去，外匯儲備會更高，而隨著銀行商業化，這些錢就等于是銀行或是企業的錢，以后將會計入私人部門的外匯存量。
從今年開始，中國私人外匯增長會慢慢提升。現在國家正慢慢開放，私人購匯、企業購匯也會越來越多。此外，允許私人企業到國外投資，比如說外兌經常項目盈余，外國直接投資流進來，有可能會更多讓私人部門予以吸納，以后私人的外匯存量會增加。實際上國家是在動用這種手段，慢慢放松外匯的管制、培養私人部門的外匯風險管理意識。因此未來幾年，中國的外匯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是肯定的。
陶冬：最近是出臺了做市商制度，但用匯控制并沒有完全解除。去年年底解除了紅籌上市的一個問題。但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紅籌本身是一直就有外匯的，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仍沒有外匯。
上述政策只是中國最終走向開放資本項目的步驟，最終私人能不能持外匯，持多少外匯，取決于整體的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同時也取決于中國的經濟周期和海外的經濟周期。舉個例子，當更多中國企業愿意考慮收購海外資產的時候，私人部門就會持有更多的外匯。
如果國家對外匯控制放開，更多個人和企業進入到匯市交易中來，中國外匯市場規模當然會更龐大。但要澄清的是，資本管制放松之后，這些人才參與進來，而不是因為形成更大規模的外匯市場后，國家才會將資本管制更加放松。
歸根到底，中國能不能出現一個與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相適應的外匯市場，取決于資本項目改革的進展。
何帆：形成較為活躍的外匯市場的前提是匯率有較大幅度的上下波動，這樣私人部門才能有動機參與外匯市場的交易。沒有交易的動機就沒有市場。
《21世紀》：私人部門持有外匯增加，交易量擴大，再加上詢價制等新制度，會否對匯率機制產生沖擊，比如波動幅度大，甚至超過現在千分之三的規定？
龔方雄：整體看，中國外匯資產積累肯定一直層層增長。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會有多少以外匯儲備的形式進行增長，這與國家外匯市場的改革，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有關。私人這部分將來肯定會增加快一點，但也要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如果人民幣升值過慢，那么私人市場一直會有人民幣未來升值的強烈預期，不會吸納外匯資產，因為他可能愿意持有人民幣。
私人部門擁有的外匯增加，不會對現有的外匯機制產生沖擊。其實國家更喜歡私人部門外匯的增長，我國外匯市場市場化，匯率定價的市場化就是要吸引更多私有部門的參與。
陶冬：光靠詢價機制本身，還不至于顛覆。有每日千分之三的限制在前，市場也不可能走太遠，否則會有人跟你對盤，央行最終可以采取手段讓你折回去。
但是，引進做市商使中國的外匯市場從國家一家經營變成商業經營，這是一個重要轉型，而詢價制使這種轉型彈性更大，加大了中國外匯市場的靈活程度。外匯市場的活躍程度是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折射。
《21世紀》：資本項管制有沒有可能因此放松？
何帆：不能輕言放松資本管制，針對資本管制中有些落后和失效的地方加以改進是完全有必要的，應該提高資本管制的有效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要全面放開資本管制，甚至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推進資本賬戶自由化。資本管制是防范外部沖擊的防火墻。
哈繼銘：隨著匯率改革的推進，中國的外匯市場必將做大，衍生產品必將增多。匯率改革、銀行改革和資本項放開的合理排序是，資本項開放在匯率改革和銀行改革之后，匯率改革與銀行改革齊頭并進。目前匯率和銀行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可以考慮資本管制的有序放開，包括在擴大QFII規模的同時推出QDII。
將來人民幣匯率真正實現了可升可降，外匯市場有了長足的發展，匯率改革也就完成了。
7. 風險也是市場機會
《21世紀》：外匯市場規模擴大，再加上匯率改革，會使匯市風險增加，那如何管理風險呢？
哈繼銘：外匯市場的做大和衍生產品的繁多本身就為規避匯率風險創造了條件。匯率彈性增強后，不易遭受沖擊，反倒是僵硬的匯率體制易受沖擊。
龔方雄：風險可以控制得住。不過，目前的漸進式升值過程，并不利風險管理的培養。目前市場上并沒有風險管理的需求——買風險控制產品是要成本的。比如買一個月遠期匯率的合同，可能要付0.3%的手續費等成本。
現在我們的市場還沒有完全培育出來，就是因為波幅還不大。這本身也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只有波幅擴大，大家才有對沖的動力和驅動。也只有在一個有“對沖”需求的情況下，才會培養出相應的人才來。
購買一個風險管理的產品要0.3%的成本，人民幣一個月也就升0.3%，還不如投資美元利息。
陶冬：所謂“風險管理”講得太多了。外匯風險確實是中國不熟悉的一個領域，但是我認為匯率本身只是成千上萬種價格中的一類價格，市場上的菜和肉的價格波動人們習以為常，但不知道為什么，人們對外匯波動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慌。
當然，也有過像亞洲金融危機這樣非常慘痛的教訓，但是外匯上出現的急跌，更多的是反映在這之前宏觀政策、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失誤。我個人覺得匯率本身波動大一點，不要說千分之三，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三十，都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會游泳的人到了水池邊上可能哆嗦，但會游泳的人，跳下去也就那么回事。
事實上，有價格就應該有波動。在價格波動出現了一個極度不平衡的時候，國家才需要干預。央行可以隨時干預匯市，日本、韓國都在這么做，央行對于波幅進行干預是理所應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無時無刻都在干預，也不要求定下一個百分比。
《21世紀》：從去年年底迄今，央行在匯率問題上的這一系列動作，是否有個通盤考慮？在外匯管理體制上如何進一步改進？
龔方雄：這些都是整體匯率改革當中必要的步驟，相信政府的通盤考慮就是讓它逐漸地過渡到以市場為主導匯率決定體系，這個信號很明顯。沒有這些中間步驟，也不可能邁上以市場為主導的匯率體制，人民幣的靈活性也不能完全顯示出來，屆時又怎么可能以市場供求為指導，建立匯率體系？這可是改革的根本性目標。
最近國家的政策是有內在邏輯的。例如一方面放松A股的戰略投資者引入，吸引外來的資金，另一方面也放寬流出，例如企業購匯到外國直接投資的限額已經全部取消，而且今年可能也會推出QDII。
我去年預測人民幣總共會升值15%，而現在人民幣才升值約2.6%，大概還有12.5%的升值空間。雖然去年7月份到去年年底，幾乎半年的時間才升了2.6%，但要考慮到有一個適應期，它要做好準備工作，比如遠期匯率市場、調期市場、詢價制、做市商制度等，這些去年都沒有的，現在才開始上馬。
目前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準備工作還沒完全做好，因此升值的幅度開始會小一點。但從現有的準備工作來看，至少制度的引入已經差不多了，剩下就是市場有一個適應和培育的問題。
陶冬：政府這一段時間在金融開放方面做得是很積極的，包括引進A股的戰略投資者等舉措，最終的目的肯定是要開放，他只是把開放中間的一次性開門，轉成是今天敲塊磚下來，明天打個孔出來。你要說整個通盤的考慮是什么，外界或許不好猜測，但最終當一塊塊磚全敲下來之后，肯定是一個門，這個門就是資本項目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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