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不僅是多和少的問題

　　見習記者 馬 娟 本報記者 李振華

　　數字關天。

　　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任何一個統計數字，都是國家最抽象的面孔；任何一次數據改變，都是社會變遷最簡約的呈現。

　　2005年12月20日，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宣布，2004年中國GDP總值修正為159878億元人民幣，較之前的GDP數據高出2.3萬億元，增加了16.8%，中國晉升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第三產業在我國GDP中的比重從31.9%上升到40.7%。人們赫然發現，“中國龍”又完成了一次自我提升，經濟總量增加近六分之一，且已是坐六望四。

　　各種贊揚已紛至沓來。拋開統計方法的改進不說，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更合理，更健康；固定資產投資比率從51.5%下降到44.1%，投資、地產等的調控壓力也得到緩解；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從9.1%下降到6.3%，也降低了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的顧慮；萬元GDP綜合能耗也從1.58噸標準煤下降到1.39噸。這些變化不禁讓國人喜上眉梢。

　　且慢，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些數字，以及數字變動背后的疑問。

　　此次經濟統計結果，有多少是統計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有多少是實質上的經濟變化？原有的統計方式存在哪些弊端？我國第三產業是否還有被低估的空間？制造業是否被高估？經濟過熱論是否失去了依據？國家的

　　針對上述問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聯合21世紀經濟報道，誠邀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系主任白重恩、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和中國社科院工經所研究員陳耀共聚天下論衡，暢談修正GDP的“前因”“后果”。本論壇由李振華主持。(馬娟)

　　北京報道

　　為什么是服務業？

　　主持人：據修正的數據，我國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從31.9%上升到40.7%，表明我國經濟結構比預想的更合理、更健康。經過修正之后，第三產業是不是已經完全到位呢？還有沒有可能更高？

　　許憲春：按照經濟普查資料計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數據就是已經公布的結果。至于第三產業數據是不是已經到位，主要看基礎資料的準確性，這次經濟普查為第三產業增加值和GDP核算提供了非常詳細的資料，這些資料要比常規性統計資料全面和完整。

　　莊健：更合理、更健康是相對于修正前來說的，但究竟調整到多少才算到位，這也很難講。從核算方法、允許誤差和國際比較等各角度看，第三產業由32%調整到41%，我覺得更為合理了。普查與年度調查情況不同，動用的人力、財力、物力比較多，應該更加準確。

　　陳耀：我國從90年代初大約1993年開始第三產業份額上升到30%，但隨后的10多年時間，這一比重僅有兩三個點的變化，而第二產業持續走高，這是很不正常的。我個人感覺，由于服務業種類繁多，單個規模小，而且分散，尤其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過去沒有的新興服務行業不斷出現，這樣，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在統計中仍有一些被漏掉的可能。

　　主持人：中國修正之后第三產業比印度低10個百分點，這與大家直觀感覺不太一致，究竟是我國第三產業仍有低估空間，還是第二產業有虛高？

　　許憲春：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率確實比印度低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這種情況也不能簡單從第三產業來看，因為中國的工業比印度發展得好一些，所以中國第三產業比重有可能相對低些。印度的第三產業也有發展好的地方，比如印度的軟件產業就比中國發展得好。

　　莊健：在非普查年份，進度性工業增加值統計的重點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對規模以下的工業企業主要靠調查推算的方式完成。由于規模以下工業企業的數量越來越多，僅靠調查推算的方式難以準確把握這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需要在普查年份通過普查予以補充核實。另外，由于在長期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企業辦社會”現象還沒有徹底消除，目前在部分工業企業還可發現一些附屬的幼兒園、學校、交通運輸和餐飲服務等，而這些都屬于第三產業的內容。這次經濟普查涵蓋了除了農業之外的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內容，所采用的產業分類較細，也基本與國際標準接軌。這次普查顯示工業增加值增加了2.1%，應該是剝離掉屬于服務業部分后的結果，只不過目前公布的不是特別詳細，讀者尚看不到剝離掉的部分罷了。

　　白重恩：從中印兩國在整個國際分工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確實應該是這個數字。在國際社會上，我國制造業起了重要作用，而印度是服務業的外包起了很重要作用，所以發達國家需要外包時，若在中印之間選擇，往往是服務業外包放在印度，而制造業外包放在中國。我國的新興的現代服務業與其相比就差距很大，比如商業服務、法律咨詢、計算機軟件、會計服務等。所以，在人力資源密集的服務業里我國和印度確實有一點差距。

　　第二產業并沒有高估，第三產業低估了很多。以前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所以第三產業被低估的多一些，因為有些第三產業活動在企業內部。把第三產業剝離出來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對制造業比較重視，所以制造業統計的質量會高一些。

　　主持人：此次普查，方法上有什么變化？

　　許憲春：與常規年度GDP核算相比，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主要有四個方面的變化。第一個方面是資料來源的變化，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企業財務統計資料。常規統計沒有提供限額以下批發零售餐飲業企業、資質以外的建筑業企業和計算機服務、商務服務、租賃服務等新興的服務業企業財務統計資料，這次經濟普查提供了上述企業的財務統計資料，為相應企業活動的增加值核算提供了詳細的資料來源。二是個體經營戶資料。平時主要利用工商管理資料，但是有些個體經營戶沒有進行工商登記，這次經濟普查設置了一張個體經營戶經營情況調查表，為全面測算個體經濟戶的經濟活動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資料。三是與企業主業活動不同的附屬產業活動單位資料。常規性統計就這類活動所提供的資料非常有限，經濟普查針對產業活動單位設置了調查表，為相應經濟活動的增加值核算提供了依據。

　　第二個方面是計算方法的變化，特別是針對經濟普查提供的詳細資料設計了相應的計算方法，改變了過去在缺少資料的情況下，對部分經濟活動采用相關指標推算的辦法。

　　第三個方面是具體問題處理方法的變化，例如金融服務增加值計算方法的變化和自有住房折舊估價方法的變化等。

　　第四個方面是分類的變化，常規年度GDP核算的產業部門分類只有26個，經濟普查年度細化為94個。

　　主持人：這次在工業上調整大嗎？

　　許憲春：就全國的情況來看，差距并不大，分地區來看，有高有低。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

　　主持人：這次GDP的調整可能會在價格上也有變革，之前有一個爭論，追究到底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在新普查數據上，有沒有一個好的理由來解釋？

　　許憲春：價格調查不在這次經濟普查范圍之內，所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不會發生變化。

　　主持人：此次經濟統計結果，有多少是統計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有多少是實質上的經濟變化？面對新的經濟結構和形勢，原有的統計方式存在哪些弊端？應該如何改進統計體系才能使統計結果盡可能的反映實際的經濟運行情況？

　　許憲春：這次經濟普查揭示出了常規性統計存在的薄弱環節，特別是服務業統計存在缺陷。目前國家統計局正在采取措施，并對部分服務業企業和個體開始了抽樣調查試點工作。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也正在與國務院有關管理部門合作，完善部門服務業統計，包括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廣播、電影、電視等服務業統計。

　　“經濟過熱”是否失去依據？

　　主持人：目前投資占GDP的比例下降了，經濟過熱論是否失去了依據？您如何判斷中國經濟的形勢？

　　許憲春：GDP修正之后，投資占GDP的比重肯定會有變化，修正之后分母就大了一些，但是分子也可能大了。按道理來說，服務業上升比較大，這次普查，消費上去了。

　　陳耀：GDP分母增大以后，數字肯定相應要變小。2004年初，一些國際組織評價投資過熱，主要是看投資在GDP占的比重，比如當時判斷我國投資占GDP的比重已超過歷史上經濟過熱的1993、1994年。我覺得判斷經濟是否過熱時，不應完全看投資比重，最主要的判斷是看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特別是在后來煤電油運無法保證，所以必須要進行市場降溫。這個數據變化并不會改變當時對投資的判斷，因為我們實際上主要是根據資源供給能不能正常的運行來看。現在煤電油運基本緩解，所以我覺得這個判斷不會受影響。

　　主持人：只是由于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一些結構問題，比如說這次在幾個行業里出現過熱，由于數字的誘導，大家把它看成普遍過熱，以結構問題代替整體問題。

　　陳耀：最初是房地產、汽車，住和行的兩大行業需求旺盛，拉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中間產品的大量投資，再往上導致能源、運輸的供給不足，其實是和整個經濟聯在一起的。正是因為下游的投資過熱，最后傳導到上游的供給短缺。這次普查就工業而言，調整變化的不大，所以我認為也不會影響到對行業發展的整體判斷。

　　莊健：我認為，僅僅拿投資占GDP比重這一個指標作為投資過熱或效益不高的判斷，顯得過于簡單。單就高投資率而言，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因為投資也是一種需求，投資擴大不僅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還能在中長期通過提高企業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帶動經濟增長。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很多方面需要投資。只要投資效率能夠得到改善，中國應該保持一個相對高的投資率。

　　陳耀：產能過剩在很多方面已經開始凸顯了。比如，鋼鐵將出現1億多噸的生產能力過剩，而汽車生產能力還沒有跟上來了，電力也有可能出現90年代末的情形。現在很多行業由于能力過剩造成全行業虧損。比如焦炭行業，前一段時間限制出口，山西的焦炭行業受到的影響非常嚴重。還有相當行業由于80年代中后期投資過熱導致生產能力超出需求，影響非常大。指標是會有影響的，所以如果依據這個指標來判斷經濟形勢是非常有問題的。

　　主持人：GDP修正之后，可能預示著前幾年的增長速度比預想的要快，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更快一點。調整之后，能增加多少？怎么看中國經濟增長率問題？目前和之前采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不是過于寬松，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調整呢？

　　許憲春：GDP的總量和結構都變了， GDP的增長速度肯定要變化，但不會變化很大。修訂后的GDP歷史數據不久就要公布，大家可以看到速度的變化情況。

　　莊健：中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時期，有相對高的增長速度不足為奇，關鍵看增長的動力來自何方，能否持續。我認為，除了要素投入、技術進步和政策變革等促進經濟增長的共性因素外，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一個特殊性：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經濟”格局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特別大，這就形成了一種推力或“勢能”，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生產力會往城里轉移，這種轉移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要逐步消除影響鄉城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阻礙，“鄉-城”轉移以及相應的城市化進程就會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我們不應人為地壓低或阻止中國經濟增長的勢能和潛力，而應該從各種積極的角度充分挖掘和發揮這些潛力，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陳耀：關于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個提法叫“平穩較快”，始終要GDP保持一個相對高的水平。比如，年增長7%，這是什么含義呢？它是一個保持基本就業水平的增速，如果低于7%的增長速度，可能失業率就會比較高。但是高應該定在什么位置？是沒有定論的。這幾年國家每年確定的增長目標都比實際結果低一到兩個百分點，實際上是有意給社會、地方政府釋放這樣一個信號，即我們追求的不是過高的增長速度，地方政府不要過多的把精力放在經濟增長速度上。過于追求速度，最后肯定不利于增長方式轉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

　　白重恩：考慮政策的時候，不僅要看經濟增長速度，還要看很多其他的指標。貨幣政策目的是穩定國家，如果在現有政策之下，宏觀穩定能夠維持的話，就不需要對它進行太多調整。財政政策也一樣。

　　最近看到一個大學里的兩個學者做的研究，他們選擇1990年和1995年，把人口分成五個等級，看五年以后，最高20%收入的人五年以后是否還占在20%的收入，他們發現收入1990年前20%的人到1995年還在該等級的可能性是50%左右，收入最低的20%的人在五年以后，有很多人收入上去了，所以，從這一點上來看，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還是比較大的，說明機會也是比較平等的。美國的階層流動性就比較大。所以，選擇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要看更多指標，不能只看經濟增長，也不能只看基尼系數。

　　貢獻與影響無關GDP修正

　　主持人：2005年12月21日，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無可避免地將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說，布萊爾認為中國經濟將成為推動“一切”的主導力量，包括油價上升和物價上漲。中國GDP總量的增大，對世界經濟格局會有怎樣的影響？

　　白重恩：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起的作用肯定越來越大。從經濟總量上來說，中國占國際經濟的比例不斷增加，特別是經濟增長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也越來越大，即使沒有修正，中國經濟對世界的經濟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對我國的政策、企業來說，要更重視中國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比如能源和原材料。

　　莊健：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了，融入世界經濟步伐也更快了。現在國際上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中國買什么，什么的價格就高；賣什么，什么價格就便宜”。一方面，這說明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分量在加重。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都很大，國內市場潛力亟需挖掘的一個大國，如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國外需求，容易引發貿易摩擦和沖突。中國的產業結構需要升級和調整。比如東部沿海地區低附加值的產品生產可以向中西部轉移，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擴散。當然這只是一個思路，中西部如何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來承接這一轉移還有待研究。

　　陳耀：對世界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我國需要利用國際資源，不斷增大對國際資源的需求；同時，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和居民收入提高，使得中國市場由潛在市場轉化成現實的、有相當大購買力的大市場。中國這個經濟體對世界各國來說也帶來了一些機會，特別是投資機會，我國的經濟增長不僅是自己增長。

　　另外，從人均水平來看，中國在國際上的排序還是非常低的，特別是國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很嚴重。所以最核心的是人均指標，這一點中國經濟還是相對落后，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中國才可能真正由大國變為強國。

　　主持人：中國修正GDP后，經濟總量一下子擴充了很多，那么會不會導致美國等國家產生戒備心理，會不會導致

　　莊健：我覺得修正GDP對匯率政策的影響不大。影響匯率的主要是貿易問題，但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考慮，不會只考慮經濟層面的因素，還應包括就業、國際關系和國際地位等其他一些非經濟因素。從趨勢上看，匯率調整的壓力還是會有的，但至于匯率下一步怎么調，何時調，還有多大空間，還需要政府有關部門作更深入的分析和綜合決策。

　　白重恩：中國在國際經濟中所起的作用確實很大，但對匯率來說，這次普查的數據并沒有直接的影響。如果從貿易順差趨勢上來說，第三季度比前兩個季度下降一點，第四季度目前還不知道，有人預測明年可能順差會更少一點。

　　當然，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匯率升值的壓力也會變大，但是我們討價還價的能力也會增強。比如，當我們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時，如果匯率調整幅度比較大，就會影響流入美國金融市場的資金，影響美國國債的價格和發行，進而對美國的經濟產生影響。所以不只是匯率壓力會增大，我們討價還價的能力也會增強。匯率調整主要依據還是是否對本國的利益有利的，我們要堅持自己的利益。

　　陳耀：GDP修正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增加，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影響。決定是否升值，如何升值，在中國目前體系下，還是決策者要做出的一個考慮。從中國自身利益來講，匯率調整幅度和頻度不易過大和過快，應該有一個節奏、步伐。

　　主持人：彭博新聞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中國GDP數據的修正之后，預示著世界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表明中國已經代替日本成為亞洲經濟中心，進而成為政治中心，諸位覺得這種判斷是不是過于樂觀?

　　莊健：這顯然有夸大成分，很可能還有炒作的因素。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大，原因是其他國家基數已經很高了，所以增長也不可能太多。修正前中國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8%，修正后也僅僅只有4.4%，我們絕對不能夸大其辭，要冷靜地思考中國所處的位置。另外，中國經濟取得現在這樣的成績背后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也值得關注。中國生產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都非常高，反映經濟增長方式粗放，是難以持續的。應該充分挖掘提高質量、效益方面的潛力，使得經濟增長更加扎實、健康。

　　白重恩：其實經濟中心這個問題很難說清楚，從總量、人均GDP、新的技術、新的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只有美國都比較領先，這可以說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中心，但在亞洲我看不出來中國能稱得上一個中心。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占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比中國GDP占全世界GDP總量要大，在亞洲就會更大一點。從開發新的消費者市場來說，中國的消費者市場增長在亞洲肯定是要起很關鍵的作用。但從新技術領域，日本肯定是比我們領先很多年。如果要想找新技術，大家不會到中國來找，主要還是到日本去。所以我覺得講中國成為亞洲地區的經濟中心，還為時過早，政治中心就更復雜，這不光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還有很多的經濟因素。

　　有效率的增長

　　主持人：這次GDP修正后，整個基數變大了，能耗水平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如何看待之后中國可持續發展道路？

　　莊健：可能會有些許變化，表面看好一些，但是本質并沒有任何變化，比如說河流的污染、耕地荒漠化等等都是看得到的，這還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不應該有所懷疑，而是應該扎扎實實地去工作，在落實環節上下一些真工夫。

　　白重恩：關于能耗的問題，我覺得看每個單位能源消耗GDP的價值并不重要，要想節省能源的話，一定要對消費者有激勵機制，比如把能源價格一直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不可能做到節能。因此，價格應起到更大的作用，比如讓能源的價格市場化，甚至增加能源稅，都是有必要的。消耗能源的同時也會帶來污染，會給社會帶來其他的成本，(征收一定的資源稅賦也是合理的)，但我們現在卻是世界上能源稅征得最少的國家之一。另外(降低能耗)政府應發揮應該的作用，促進公共交通的改善，降低個人開車對汽油的消耗的增長等。

　　至于污染，我們現在對污染的治理確實是關注不夠，如何去治理污染，改善環境，除了剛才我說的能源稅以外，比如說污染排放權交易的問題，應該進行嘗試，這種方式效率較高，同時也會有效地降低污染。

　　陳耀：如何做到可持續發展，我想談一個方面，就是土地的利用。目前GDP增長跟土地大量的占用密切相關，要節約資源，不光是能源資源、礦物資源，還有土地資源。我非常贊成溫總理講的話，今后其他政策可能有彈性，但土地的政策是一點不能動搖的，這個政策就是必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現在沿海有一些很好的辦法，比如說開發區里面不準搞一層的廠房，而且單位面積的投資強度要加大。我覺得逼迫提高土地的可利用率的政策要堅持。

　　第二在環境控制上，作為企業對環境保護是沒有積極性的，必須在體制安排上要企業不得不重視環保問題。目前作為環境管理部門的環保局要對環境問題實行一票否決制，實踐中非常困難。所以需要增加環保部門的權威性。

　　主持人：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不過多地追求速度，國家應該采取什么措施？

　　莊健：究其根源恐怕還要歸結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體制上。與GDP這一非常容易理解的指標相比，如何全面衡量經濟增長的內在質量，并非易事。我注意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正在積極倡導綠色GDP核算體系并進行了研究、測算和試點。由于還存在一些具體核算方法上的爭議和困難，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宣布正式測算和公布“綠色GDP”指標。如果中國能在測算國家特別是地區綠色GDP方面取得成功，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地方政府業績考核指標所存在的弊端。

　　陳耀：我國地方政府往往是當地經濟的推動者，所以政府業績的考核指標是很重要的導向。各地方都在攀比經濟總量、人均量、增速，而現在如果把環境因素納入考核指標中，比如經濟總量完成很好，速度上去了，但是消耗指標多，考核的時候一樣也是不合格的，或者把消耗作為一種扣除。這就可能保證各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有助于各地方考慮到環境的保護責任。

　　白重恩：在勞動力、能源消耗成本、環境污染等方面，有些市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其他方面光依賴市場是不夠的，政府應該起作用來改善市場運行的效率，負擔起一些基本的監管職能。比如說有欠發員工工資的問題，政府要管；能源消耗高，政府就應該增能源稅，督促人們節約能源。環境污染光依賴市場肯定不行，問題是該怎么來做？綠色GDP是很好的概念，但是現在還很不成熟的，要繼續做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再做。解決污染問題是需要中央政府統一考慮，垂直管理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方向。

　　還有一種辦法，地區之間攀比GDP的增長，現在可以選擇一個替代的指標，比如一個城市的生活質量指標進行評比。因為環境對生活質量有很大的影響，如果生活質量指標，能夠反映出環境質量的話，那么地方政府就有更強的積極性來保護和改善環境。其次，隨著經濟的增長，如果說勞動力流動比較順暢的話，勞動力也會選擇生活質量比較高的地區來進行投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