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元400萬求職大學生起薪點 教育投資的失落

　　本報記者　周揚　上海報道

　　洪向冬在站臺上等224路公交車，滿頭大汗。作為上海一個搬家公司的搬運工，“一天搬兩戶，腰都快累斷了。”他一個月差不多可以賺800塊，但他更羨慕身邊走過的衣著光鮮的大學生們。

　　在洪等車的站臺背后，是上海人才市場位于中山西路620號的大門。2005年12月31日，一場人才招聘會剛剛結束，招聘單位的工作人員收拾好攤位匆匆離去，應聘者們從大門絡繹而出。2006年就快到了。

　　王瑾依舊站在招聘信息欄前，埋頭記錄招聘信息，這個來自西北大學的05屆本科生已經畢業5個月了。

　　廣告設計專業、女生、外地戶口——王瑾說在上海的廣告公司找份工作是她的理想。“第一份工作有1000塊的月薪就可以了，能學到東西就好。”

　　離王瑾不遠，有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同樣拿著紙筆抄寫招聘信息。他為自己學工科的兒子跑遍了上海的各個人才招聘會，“本科生的工資太低了，兒子怎么養得活自己？”

　　在應屆生匯聚的上海“求職小屋”里，剛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們對自己的初次就業工資羞于啟齒。據記者了解，他們的初職薪水平均在1000元／月。

　　上海勞保局規定，建筑業農民工最低工資為635元，大學生的初次就業工資指導價平均為1000-2000元。在學歷的巨大落差之下，分屬不同群體的勞動力價格竟然如此接近。

　　“教育投資”的失落

　　從2005年初開始，發端于珠三角的“民工荒”開始在

　　在上海人才市場的“赴西部地區人才”窗口前，駐足的大學生寥寥無幾。盡管市政府出臺過多項鼓勵政策號召大學生支持西部開發，“但連續三天，平均每天只收到3份簡歷”。

　　負責西部相關信息咨詢的工作人員介紹，上海一些高校給予志愿服務西部的大學生每人1萬元的獎勵，但大學生們卻有自己的小算盤。

　　“在上海找一份3000塊月薪的工作，一年可賺36000塊；而在西部，除去1萬元的獎勵，一年要賺26000塊談何容易？”在西部省份，本科生的月薪平均只有1200元左右，“志愿者能有多少？”

　　西北大學的王瑾就認為，“在大城市工作會比其他同學更有出息”，這種想法被多數大學生認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造成了學生，包括以教育投資者身份出現的家長們的不同擇業預期，地區性的失業也就成為必然。

　　從“教育投資”角度或許可以看出端倪。2004年浙江省城調隊對全省24個市縣4079戶城鎮居民教育費用開支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從幼兒園到大學長達19年的教育投入共計14.3萬元，如再加上擇校費平均5452元，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共需投入14.85萬元，這其中還不包括參加各種培訓班的累計支出和生活費。

　　陸銘認為，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看，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本身就具有滯后性。家長與畢業生高企的期望值與畢業后回報的落差，更增加了大學生就業的心理障礙。

　　結構性就業困境的背后

　　近五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在擴招指令的推動下逐年遞增：　由2000年的107萬人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338萬人。教育部門預測，2006年將達到400萬人。

　　從表面看，高校擴招是造成大學生失業的直接原因，“但結構性失業才是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胡瑞文認為，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不適應這種變化，勞動力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失業。

　　黃娟(化名)是上海一家民營不銹鋼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她代表公司在上海人才市場發布了招聘信息。招聘的崗位從文員到工程師，涉及到公司經營的各個領域。

　　該公司設了兩個名額的文員崗位，工資1200元，要求大專以上學歷，“這是最容易找人的，簡歷已經收了20多份。”

　　現場工程師職位1個，要求本科學歷。“這個很難招，工民建專業的名牌大學生都去國企，非名牌大學的對這個職位薪水要求也不低，最后很難談攏。”

　　內貿業務員招10個，要求大專以上學歷，最好有工作經驗，招來就要能辦事的。“其實只要嘴皮子好，學歷倒在其次，我們公司的老業務員很多都是中專生、高中生。”

　　外貿業務員要求英語6級，招3個人，卻只收了1份簡歷。“這個職位最難招到人”，起薪開的是1500元加提成，大多談不攏。“你想啊，英語好的這么點錢能來么？”

　　這家不銹鋼企業是行業翹楚，但這兩年總是很難找到合適的人才，“要么薪酬談不攏，要么應屆生進來短期做不了事情。”黃娟為此頭疼不已。

　　長期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胡瑞文及上海教科院，受教育部委托，正在進行高等教育改革與高校畢業生就業關系的調研，其中涉及到不少經濟根源的分析。

　　調研數據顯示，1990年代以來，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平均每增長1%，減少126萬個勞動力；第二產業增加值平均每增長1%，創造了26萬個就業崗位；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平均每增長1%，創造了100萬個就業崗位。

　　據胡分析，第二產業的增加值對于就業的拉動作用已越來越不明顯。在轉軌時期，國有經濟比重及投資份額越大，全社會的就業增加就越困難；而處于成長期的非公經濟部門一般不存在冗員包袱，它們占整個經濟的比重和投資份額越大，就業增長就越快。

　　像黃娟所在的公司，正日益成為吸納勞動力的主力。但在大學生眼中，民營企業遠遠比不上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外企有吸引力。

　　2004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參與的大學生就業意愿調查顯示，有35.4%的學生愿意去黨政機關、18.9%選擇去國有事業單位、17.8%選擇教學科研、13.6%選擇國企、15%選擇外企，而只有1.3%選擇去私營企業。受高等教育者的人才崗位需求與社會崗位供給之間的矛盾凸顯。

　　“國有部門目前的骨干都是40歲上下、學歷普遍不高的人群，他們占據了很多重要崗位。如果要完成高學歷的年輕人才對他們的置換，至少需要十年時間，而經濟轉軌期的新老交接，又面臨著許多既得利益障礙，談何容易？”

　　在胡瑞文看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國有單位吸納能力下降，國有經濟部門的壟斷優勢和民營經濟部門的種種掣肘，再加大學生既有的擇業觀念，都增加了大學生就業的難度。

　　未來十年仍難改善？

　　經濟的粗放式增長造成了民工荒的泛濫，而相應的高附加值產業發展滯后，則凸顯了大學生就業困境背后的高教發展之弊。

　　1998年的高校擴招，作為刺激教育消費的手段之一，使得畢業生數量急劇膨脹。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姚裕群教授分析說，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職業結構變化，因為倚賴于既有的師資力量，老化的專業設置無法激發大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培養實踐操作能力，造成產業結構對大學生的需求與大學生供給結構不相匹配。

　　根據2004年中國教育部直屬高校和中央其它部門所屬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的統計(參見圖2)，就業率較高的專業是工學類專業，就業率最低的學科是法學類，穩定性最好的科類是教育學，增幅比較明顯的是文學類專業。但就業率只是就業形勢的一個方面，事實上，金融、貿易、法律、IT類才是中國目前人才最緊缺的行業，人才缺口都在百萬以上。

　　這些熱門專業往往需要的是“復合型”人才，而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顯然不能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而人才地域分布的不平衡，使發達地區的崗位基本飽和，因此會出現熱門專業就業率低的現象。

　　胡預測，未來十年間，大學生的就業困境，仍很難改善，而僅僅靠目前的手段更難奏效。他向記者透露，教育部在

　　(實習記者湯蓓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