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 溫州模式

　　在溫州企業全面反思“溫州模式”、并試圖重新塑造其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時，溫州政府亦顛覆性地提出了“招商引資”的策略，對這個完全依靠草根力量推動經濟發展的地區來講，這種轉變是福是禍？

　　文/本刊記者 周 一

　　2005年12月8日，溫州市人民大會堂瑞安廳。在“溫州民企對話全球500強論壇”的間隙里，記者的提問尚未展開，市委書記王建滿即直接切入主題，溫州為什么要招商引資？對一些尖銳問題，他毫不避諱，有問必答。

　　醫治溫州的“猛藥”

　　從杭州蕭山轉戰溫州，在履新3個月后，王建滿在溫州燒起了一把火。2005年初，王建滿率領溫州近百名官員從上海出發前往松江、嘉興、杭州，在緊張的行程結束后，返回溫州當天，王建滿在溫州召開“千人大會”。受邀參會的除政府官員外，還包括來自全國的92個溫州商會以及一批在美從事進出口貿易的華僑。這些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與會者，多數都被王建滿的一席話搞懵了。在“千人大會”上王建滿首次大張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醫治溫州經濟的猛藥——招商引資。這對全國任何城市、任何一屆政府來講，都是最平常、也是過去幾年最頻密的話題，但是一位溫州官員稱，這在溫州“史無前例，完全是破天荒”。溫州是本地資本最為“過剩”的中國城市之一，溫州經濟有95%是由民營經濟構成，溫州商人游走在全世界，并帶回源源不斷的財富。過去幾年，當中國各級政府為招商引資前后奔忙時，溫州政府則完全置身事外。溫州經濟完全依靠民間力量推動，數年來當地政府一直對自己的“無為而治”津津樂道。

　　王建滿用他一貫斬釘截鐵的語氣說，“溫州正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王解釋說，溫州正在切身感受到現有經濟結構帶來的“成長煩惱”和“過程疼痛”，其根源即“溫州經濟的難以為繼”，王建滿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產業發展難以為繼，二是要素難以為繼，三是環境承載難以為繼。”“溫州產業向來低小散，依靠規模取勝，而溫州又是一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資源匱乏，如果不調整產業結構，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騰籠換鳥’的話，溫州經濟就沒有出路。”

　　使王建滿意識到“難以為繼”的直接原因是溫州GDP增長速度橫比兩年來持續下滑的趨勢。2004年溫州GDP總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三，僅次于杭州、寧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個城市排名中，2003年和2004年排名分別為倒數第二和倒數第三。而僅僅兩年前，溫州人尚在高呼“全國看溫州，溫州看什么”。

　　在王建滿率溫州官員考察的嘉興、杭州兩地，2004年一年合同利用外資分別為25.8億美元、30.78億美元，而上海松江外資總投資額高達100億美元。外資經濟一直被溫州政府視而不見，據溫州政府提供的數字，改革開放20余年來，溫州實際利用外資僅為11億美元。過去20年溫州吸引外資的總量甚至低于嘉興一年的引資額。

　　依據過往在蕭山的經驗，王建滿希望以“招商引資”策略為溫州經濟“破繭”，迅速扭轉其下滑之勢。招商引資被高調確立為市府“一號工程”，其目標是在2005年確保合同外資6億美元以上，實際利用外資3億美元以上，實際利用內資16億美元以上。據說，2005年市府對黨政機關的多數考核辦法都圍繞招商引資擬定。

　　到2005年底，王建滿剛剛履新一年。這位風風火火的市委書記一年來奔波于各個部門、積極地面對媒體、頻繁穿梭于各種可能為溫州引入外資的會場，用他極其豐富的語匯向外界宣講其“招商引資”策略。被王建滿反復提及的“無外(外資)不快、無外不活、無外不強、無外不高”理論，溫州官員基本已熟諳于心，而對過往他們引以為驕傲的“溫州模式”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種憂患意識。

　　不升級就危險

　　在王建滿大刀闊斧地推行其招商引資策略時，溫州商界則流傳著各種不同的聲音。“溫州資源匱乏，本地企業都滿足不了，何苦招商引資？”，“蕭山和溫州截然不同，蕭山模式能在溫州復制嗎？”，“外資進來了，民企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招來女婿，氣走兒子”。

　　這些說法陸陸續續傳到了王建滿耳朵里。王建滿對《中國企業家》直言不諱，“寵愛兒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兒子就被氣走了，那還是要做兒子的思想工作。”這位父母官強調說，溫州經濟政策的制定要聽取企業界的聲音，“我們的經濟95%是他們創造的，絕對不能忽略他們的存在。”

　　王建滿表示，他的顧問班子里有十位是溫州的企業家，“一些企業家的想法和建議可以直接傳到我這里，我的一些經濟策略也會直接跟他們溝通。”

　　市委書記召集了數次與當地企業家的懇談會，在會上，王建滿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錢塘江連通，這樣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續她的美麗。” 王建滿說，政府招商引資的目的是為了溫州企業能“借梯登高”，“我們要打出的旗幟是‘千家民企大招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一些企業半信半疑，而另一些在國際化道路走得更早、碰壁更多、受傷更深的企業則早已經走到了政府前面，他們對溫州模式的反思、對合資道路已經嘗試、探索了很長一段路。

　　近十年來，溫州商業在全世界的游走伴隨著各種反傾銷的調查，過往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他們現在糾纏于各種形式的貿易磨擦，各國政府的歧視性禁令、同行間的價格血拼正將他們拖入泥潭。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爾的一把大火焚燒了16個集裝箱的溫州鞋；同年11 月，在巴黎6處溫州華商倉庫被焚；2005年3月，俄羅斯警方以偷稅名義抄走了價值8000萬的溫州鞋……對溫州產品的抵制甚至憤怒情緒從各國政府、各種組織、協會正漫延到民間，溫州產品被冠之以“蝗蟲”、“洪水猛獸”甚至“黃禍”，盡管這些產品耗盡了溫州的資源、承擔的只是當地人極其低廉的勞動價值，和分布于各國的競爭對手相比，溫州企業獲取的只是極為低廉的利潤。

　　在2004年埃切爾大火之后，溫州商界前所未有地開始直面探討溫州模式的得與失，檢視溫州企業何以身陷今天的商業競爭環境？

　　出口量名列三甲之列的溫州東藝鞋業公司董事長陳國榮對此反思說，溫州產品“物美價廉”的優勢發揮到極至后，現在轉變為劣勢，使企業腹背受敵。“量大面廣、鋪天蓋地出口強勢無限膨脹，就有可能導致成禍成災。好強好勝好斗好贏的經商理念未必是國際化取贏的上策。而國內企業一貫奉行的‘產供銷’一條龍策略，在國際市場腹背受敵，惹來一身臊。”康奈集團董事長鄭秀康則告誡同行，“我們要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主動，主動審視自己，改正缺點；要少一些數量，多一些品牌，改變中國鞋低檔的形象。”

　　埃切爾事件之后，溫州一些協會開始積極組織溫州商團前往西班牙考察、溝通。溫州商圈開始建立一些共識，比如不搞低價競爭，探討與當地企業“有錢大家賺”，開始強化共贏的理念。

　　而溫州引以為傲的低壓電器行業，整個2005年呈現出一片蕭索，行業利潤大幅下跌，虧損企業大量增加。正泰、德力西、人民等幾大企業持續數年來規模雖不斷增長，而利潤則持續縮水。一些危險的苗頭開始出現，人才流失日漸嚴重，各種商業成本持續走高，技術人員青黃不接，一些企業抽調資金做各種投資，溫州“炒房團”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奇觀。

　　升級之路

　　但王建滿所倡導的招商引資是溫州商人們理想的升級途徑嗎？

　　在溫州商界素有領袖風范的鄭秀康是溫州企業升級的身體力行者。2005年12月17日，康奈集團在溫州舉辦了“和諧·共贏——從康奈之路看中國鞋業國際化”的論壇，西班牙埃爾切市鞋業協會、溫州市鞋革協會和康奈集團三方共同簽署了“溫州宣言”。

　　“面對這樣一個近乎政治性事件，一個企業能推出這樣的舉措，能推動雙方走到一起來，鄭秀康還是很令人敬佩。”一位溫州官員評價說。《溫州宣言》被國內媒體視為溫州企業轉型的標志性事件。在《溫州宣言》背后，溫州商業協會正試圖以各種方式向西班牙同行展示一種開放、歡迎、合作的姿態。比如，以合適渠道幫助西班牙高檔鞋進入中國市場，支持對方來溫州投資等。

　　一些企業的經驗也開始在溫企間被紛紛仿效。在埃爾切大火中，開設品牌專賣店、零售價高于60美元的康奈鞋即幸免于難。康奈在國際化之初即在世界各地紛紛開設了自己的專賣店，并堅持出口專賣品牌經營，并主動投巨資與一家全球性鞋類論證機構合作，在中國建立符合該論證機構的鞋類設計研發中心。現在康奈試圖在未來幾年迅速加大在全球開設品牌專賣店的速度。

　　2005年底，在國際化中不斷遭遇貿易風險的溫州哈杉鞋業則拋出重金，收購了

　　溫州商界素來的低調潛行作風，使溫州多數企業的投資行動都避開了傳媒的視線，這場在溫州商界掀起的新合資運動，其動力無一例外地源自于市場。而這和剛剛履新一年的市委書記的想法似乎不謀而合。

　　除了大量引經據典外，王建滿的談話中時常會引用溫州一些企業家的原話。對于合資后的感受，王建滿津津樂道，“和GE合資后，南存輝就說‘用了才知道好。’”王隨后調侃說，“我看這句話應該改為‘合了才知道好。’”

　　在王建滿鐵腕風格下，溫州1月至9月份，全市新批外資投資企業141家，同比增加48.2%，總投資10.6億美元，同比增加96.8%，這與王建滿強調的“有選擇性地引入一些優秀企業”基本吻合。而前9個月溫州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兩項的增幅，都在浙江省名列前茅，王建滿對這張答卷似乎較為滿意。

　　盡管看起來溫州商圈對自我升級的訴求和新一屆政府的新政舉措找到了共贏的基礎，但是由于溫州政商兩界過往長期各行其是，雙方的訴求在下一步如何相互推動尚有一段距離。過去20多年，溫州經濟完全由民間推動并掌控，溫州的民營企業完全依靠家族力量、依靠自我推動、基本游離于政府范疇成長壯大，現在當推動力、主導權部分地移交到政府手中時，雙方怎樣適應新角色，政府能否對自己的主導權把握有度，而企業又如何在政策東風之下獲取更大的利益？

　　在“溫州民企與全球500強對話”論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