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討薪：農民工最鋒利的武器

　　本報記者　李靜睿　通訊員　云法宣　穗法宣

　　“雖然最后的統計數字還沒出來，但去年的討薪案件明顯沒有往年突出”，廣州白云區法院調研科科長董輝華告訴記者，按照他的說法，前兩年一到這個時候，前來討薪的農民工簡直是“層出不窮”。但去年一年，案件分布比較平均，并沒有因為年關將至而顯得特別集中。

　　作為廣州外來人口和小企業最為密集的區之一，白云區的情況可以看為整個廣州市的一個小小縮影。董輝華解釋說，討薪案件從數目到標的齊齊下降的原因，除了政府企業想出的各種招數外，和廣州本身的經濟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也有一定關系。

　　農民工們的討薪之路，通常是從完全的自發開始，然后是勞動部門的介入，最后方才進入法院。法律，是農民工手中最后也是最為鋒利的一把劍。

　　法院

　　盡量提前介入實施優先措施

　　欠薪的源頭在哪里？是否可以簡單歸納為“無良企業主”或者“黑心包工頭”？據法院人員介紹，真正企業主惡意欠薪的少之又少，大部分是由于經營不善，“確實沒錢”。曾經有媒體嘗試著追一追建筑施工企業的欠薪“上游”，結果是，欠農民工的是班組長，欠班組長的是包工頭，欠包工頭的是項目經理，欠項目經理的才是建筑商。而欠建筑商的又是誰呢？是業主，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項目，也長期拖欠資金。

　　在這樣的“三角債”甚至是“多角債”下，法律顯然最有助于理清債務關系，幫助農民工

　　董輝華說，現在法院盡量提前介入農民工討薪事件，力圖將“暴力”行為納入法律軌道，“群體性討薪事件一發生，法院就可以根據基層維穩聯動機制獲知，然后上門服務，主動要求工人前來法院立案”，工人們最為擔心的訴訟費用問題，法院則根據實際情況，可以考慮緩收甚至免收。

　　廣州中院副院長余明永也對記者介紹說，去年7月，廣州中院曾召開全市法院民一庭和立案庭負責人會議，明確在兩級法院實施下列程序優先措施:“一寬”:對勞動者的60天申請仲裁期做有利于勞動者的理解，從寬把握。“二不”:勞動者起訴的勞動爭議案件一律不預收案件受理費、不收申請執行費。“三快”:即快立案、快審判、快執行，勞動者起訴的勞動爭議案件單獨排定且必須當天立案，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實行一個月的特殊審理期限，勞動者申請執行的勞動爭議案件優先執行。“法院對于確實無法在正常工作時間出庭參加訴訟的勞動者，還可以在夜間和節假日安排開庭。”

　　墊付制

　　給工人們吃顆定心丸但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從廣州中院統計的數字來看，去年1—10月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勞動者的絕對勝訴率達到了46%，如果加上部分勝訴案件，勝訴率超過一半。那打贏官司后的農民工們，是否就可以全額拿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工資？根據法院的介紹，大部分農民工只能拿到所欠工資的四五成左右。

　　董輝華舉例說，白云法院曾經遇到一個案例，一個小型的加工工廠主，在已經準備遷廠的情況下拖欠現有工人工資，然后一夜之間一走了之，“只剩下一些折舊得厲害的機器，根本不值錢，變賣后完全不能彌補工人們的損失。對工廠主來說，這樣做成本很低。”

　　根據目前廣東力推的“工資墊付”政策，主要由欠薪企業的主管單位、場地或設備出租方先墊付工人工資，然后再追究經營者的責任。對于欠薪情況比較普遍的建筑業，則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包工頭欠薪并逃匿的，由發包方先墊付工資。

　　墊付制的好處，除了給工人們吃顆定心丸，可以保證不會出現“贏官司等于贏空氣”的現象外，還有可能將欠薪扼殺在萌芽狀態。董輝華介紹說，“白云區很多街道都有義務的勞動監督員，監督自己街道內企業的工資支付情況，很多監督員本身就是出租屋主，因為涉及到自身利益，他們自然工作得比較積極。”

　　但墊付制并不能真正解決欠薪問題，根據全國總工會公布的資料，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估計在1000億元左右。這樣龐大的數目，顯然不是“墊付”能完全消化的。也有人質疑，這樣的“責任轉嫁”，只能讓欠薪企業更加有恃無恐。

　　法律人士對記者表示，要解決欠薪問題，最有效而社會總成本最低的辦法，“依然是法律途徑”。今年5月1日，《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明確規定在廣東經營的企業，用人單位未在解雇勞動者當日結清工資的，可處5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的罰款；拖欠工資或不支付加班工資的，向勞動者加付0.5倍至1倍的賠償金。同時，欠薪嚴重、記錄在案的企業，將不能享受優惠的稅收政策，從海關申報原材料進口將受到限制。

　　將這些條文真正落歸實處，方是送給農民工們最好的新年禮物。

　　記者手記

　　又是一年回家時

　　誰都不能抵擋家的誘惑。除夕之夜一家團聚時吃上的那一頓餃子，正月十五逛完花燈后煮著的一鍋元宵，足以撫慰漂泊在外的異鄉人積蓄了整整一年的鄉愁，這樣的鄉愁，與人心相關，與貧富無關。

　　臺商們又在開始張羅著包機，白領們日日翻報紙琢磨著哪家航空公司能有打折機票，大學生們老早就在學校里買好了半價的火車票。而我們的農民工們，也拿著在候車廳里排了一個通宵才買到的硬座車票，拎著大大小小的編織袋，踏上了他們的回鄉之旅。

　　我上面說的，只是農民工們最為理想狀態下的春節安排，但每到年底媒體不斷曝光的各類討薪事件告訴我們，實際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并沒有過上這樣一個舒心年，他們的春節，沒吃上老婆的餃子，反倒是吃了自己老板的閉門羹。幾百塊的工資，對城市人來說，并不是什么驚人的大數目，但對他們來說，這也許就意味著回家的車票和給孩子的壓歲錢。難怪乎為了這點錢，欲跳樓者有之、上訪者有之，并且，不是所有的以悲傷開始的故事，都擁有一個喜悅的結局。

　　去年春節前，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公布，已為87.7萬民工追回欠薪7.1億元，90%以上的欠薪被追回。但即使如此，花都區花山鎮依然發生了在民工們聚眾討薪時，工地女老板情急之下拔“槍”示威事件，雖然事后這被證明是一把玩具槍，鬧劇的背后，卻依然彰顯了兩者之間令人擔憂的勞資關系。

　　法院的卷宗顯示，年關將至，今年農民工討薪的案件從數目到標的都有較大程度的降低，這自然是好事，而原因，當然是這兩年上至國家總理下至地方媒體的高度關注。然而，我們更期望的是，像干活拿錢這樣毫無爭議的問題，將不再成為我們社會關注的重心，我們期望，農民工們在踏上回家旅程前，還能夠高高興興地和自己的老板喝上兩杯，互道一聲，來年再見。

　　如果說我們城市里每一座高樓的天臺都撒滿了農民工們艱辛勞動的汗水，我們理應期望，城市留給他們的回憶，不再充溢著滿腹心酸，而替換以理解和尊重，城市中繁華美好的一切對他們來說，不再是永遠的格格不入，而是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