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產能過剩叔叔的年末煩惱

　　本報記者 吳樂晉 發自上海

　　年關將近，叔叔的煩惱與日俱增。

　　叔叔是溫州樂清的一位家電電子商。7年前，受表叔在深圳做電子生意置下6處房產的啟發，滿懷期待的他只身來到南方這個最活躍的城市。此后的每個春節，叔叔回家總能帶回

大把大把壓歲錢。

　　和叔叔一樣，過去幾年中，一批又一批的樂清人像河水入海般來到深圳，競爭態勢也因此愈加惡劣。僧多粥少，唯有壓價。一只輸出端子的毛利從2元降到4分。下游家電行業同樣產能過剩，不斷出現倒閉破產逃債事件。而上游銅等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

　　叔叔感嘆“生意越來越難做”，他不再神采飛揚。去年年底，在表叔的蠱惑下，叔叔決定進軍西部，投資電石行業。

　　好景不長。日前，

　　統計數據顯示，在產能增長和價格下降的雙重擠壓下，今年第三季度，國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額比去年同期增長57.6%，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在2006年可能更加突出。

　　叔叔選擇的理由

　　叔叔盡管不懂電石，當時入行的理由卻足以讓人信服。

　　首先是，家里有儲蓄。“錢要生錢”，這是生意直覺。確實，如他一樣，全國有大量的民間資本需要和正在尋求出路，我國整體儲蓄占GDP45%，不容忽視的是，企業自留利潤所形成的儲蓄高達GDP的20%，并且近幾年仍在上升。而目前國內的投資環境，股市不可靠，房市不明朗，叔叔認為投資制造業才是長治之道。基于相似的樂觀情緒，這幾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居高不下，200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可能將超過55%。

　　其次，合伙人中有原來從事電石行業的，不愁固定客戶，而且有出口途徑。從事出口貿易一直是叔叔從事電子行業時的夢想。但叔叔不知道，中國幾乎所有產能過剩行業的商人都將希望寄托于國際市場。人口眾多的中國人加足馬力搞生產，“madeinchina”的標簽幾乎貼滿全球每一個角落。2003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60.2%，2004年達到了80%。2005年，中國人焦頭爛額地處理各種國際貿易糾紛。其實，專家們早就預警，高外貿依存度風險很大。

　　當然，最后能讓叔叔下定決心掏出真金白銀的是表叔的一個舉動：他拍著胸脯說，跟當地政府關系很鐵，地價、稅收都非常優惠。沿海城市的官員只把目光盯著跨國企業和國內大公司。像叔叔這樣的媒體上贊譽的“草根商人”，只有到了西部，才真正找到“座上賓”的感覺。但他沒有想到的是，由于各地政府仍然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正是那些類似“零地價”招商的許諾，導致生產要素定價機制的不合理。資金成本、環保、資源、人力以及土地成本過低，實質上縱容了投資效率低下，造成銀行

　　另外，叔叔恐怕至今也不會將發改委調控電石等行業的舉動，與熱情的招商官員聯系起來。事實上，GDP與政績掛鉤，各地稅收主要來源于增值稅，并且一半以上來自于生產型的增值稅。這些原因造成那些招商官員們急切地要將叔叔的口袋里的現金轉化成當地固定資產投資。

　　叔叔想知道的未來

　　產能過剩將帶領我們這個龐大的經濟體走向何方？像叔叔這樣的深陷其中的小民營企業家，“以后會怎樣？”這才是叔叔最關心的問題。

　　但正是這個簡單的問題，今年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先是吳敬璉引發的中國經濟轉變增長模式的大討論，緊接著是關于會不會“通貨緊縮”的口水戰。經濟學家們和往年一樣辯得不亦樂乎，但兩年前那種普遍的樂觀已經悄然被理性和隱憂所取代。

　　他們又搬出“三駕馬車”這個經久不衰的比喻說——三駕馬車只開動投資和出口二駕，消費拖后腿，勢必導致經濟體結構性失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開出了一個“洋方子”，建議中國政府可以在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大有作為，以降低居民的“謹慎型”儲蓄，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吳敬璉在多種場合呼吁，中國應該轉變增長方式，即改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鼓勵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發展服務業，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降低工業化的成本。

　　發改委則表示，市場準入和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將成為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而專家們更傾向于認為要從根源上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應該是改變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變“建設財政”為“公共財政”，改變政府職能錯位、越位、不到位的狀態，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很顯然，包括吳敬璉在內的經濟學家們不約而同地將問題推回給了政府。“本輪經濟增長周期發展到現在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已經超出經濟體制改革的范疇了。”一位學者對記者如是說。

　　但叔叔對那些理論都不感興趣。他像其他大多數人一樣，在汽車后視鏡里驀然看到產能過剩的問題。他略帶埋怨地說，民營企業總是在競爭最激烈的行業里拼斗，政府應該向民間開放更多的行業投資機會。“我們不能總擠在一道。”叔叔理解的產能過剩跟星期五早上在上海南北高架上堵車一樣的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