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產業調整促進消費升級

　　□宏觀調控并未大功告成，只是取得中間、階段性的成果，未來有必要保持“防反彈”警惕性與一定調控力度

　　□預計明年投資將平穩回落，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重化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階段，房地產、汽車、制造業、城市基礎設施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具有持續高增長的廣闊空間，這決定了至少在未來15-20年內，投資保持較高增速有強勁的市場內生性需求作依托。

　　□今后，需加大對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性強的若干主導產業的投資力度，如裝配工業產業、高科技產業、循環經濟產業、綠色能源產業等，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變化，變工業化的“后發劣勢”為“后發優勢”，在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

　　投資仍高位運行結構調整見成效

　　對投資總量的調控已取得明顯效果，投資增速趨于穩定增長的區間，月度間波動平緩。今年1-11月，我國城鎮投資累計完成63259.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7.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1個百分點；新增固定資產19885.7億元，同比增長36.2%。其中，第一產業完成投資656.2億元，同比增長24.1%；第二產業完成投資26848.6億元，同比增長36.4%；第三產業完成投資35755億元，同比增長22.1%。

　　從各月累計投資增速的變化看，除10月份出現了0.1個百分點的短暫回落外，其他月份一直處于小幅回升的態勢中，從1-2月的24.5%逐步上升到1-11月時的27.8%。與前幾年相比，今年是月度投資增速變化波動性最小的一年，說明宏觀調控“熨平”投資波動曲線的政策效力已得到顯現，各類投資主體的非理性投資沖動得到了有效約束。

　　但投資總量仍在較高位運行、今年全年增速極有可能略高于去年。從全年的形勢看，宏觀調控并未大功告成，而只是取得了中間、階段性的成果，未來保持一定的“防反彈”的警惕性與一定的調控力度，仍是十分必要的。

　　宏觀調控對中央投資的影響大于地方投資，對國有投資的影響大于非國有投資，對東部沿海發達省市、西部欠發達省區的影響大于其他地區。1-11月，中央項目完成投資6809.4億元，增長14.3%，占總投資的份額從去年同期的12.0%下降到10.8%；地方項目完成投資56450.4億元，增長29.6%，占總投資的份額從去年同期的88.0%上升到89.2%，達到近三年來的最高點，地方投資成為拉動目前投資增長的主導性力量。

　　前11個月，國有與國有控股投資僅增長12.5%，遠低于去年同期的23.8%，份額從去年同期的57.6%下降到50.7%；而各類民營投資主體的投資增長迅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企業、聯營企業、其他企業投資增速均明顯高于城鎮投資的平均增速，其中，私營企業投資增長高達59.1%，份額從去年同期的9.7%上升到12.1%。這說明，在政府宏觀調控政策效力下，民營投資活力依然不減，對投資增長的貢獻度越來越高，當前固定資產投資仍保持較高速增長更多地是由非國有投資拉動的。

　　從地區結構看，投資增速低迷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兩頭”--一頭是上海、北京、浙江、廣東等東部最發達的省市，另一頭是西藏、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西部最不發達的省區。主要原因是上海、北京、廣東等地投資增長受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影響較大，房地產投資的回落帶動了相關許多產業投資乃至投資總量的明顯回落。而西部最欠發達省區對國有投資的依賴較大，民營投資與外商投資目前還沒有形成大氣候，因此更易受到中央宏觀調控的制約與影響。

　　宏觀調控對產業結構“冷熱不均”的逆調節作用已取得明顯成效。此次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一方面是調控投資的總量，另一方面就是優化投資結構，特別對產業投資結構采取“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針對產業結構的“冷熱不均”進行逆向調節，對房地產、冶金、建材等過熱行業采取緊縮性調控措施；對煤電油運、社會事業等瓶頸部門采取鼓勵性調控措施；而對機械、輕紡等制造業產業則采取較為中性的調控措施。

　　從目前各類產業的投資增速看，中央政府對投資產業結構的調控已取得明顯成效，行業投資的熱點與前幾年相比已明顯轉移。其中，房地產、建筑業、原材料投資增速明顯回落，而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投資增速明顯加快，產業結構均衡度得到加強。同時，由重化工業化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所推動的高增長產業(如制造業中的機械工業與輕紡工業)，源于其旺盛的內生性投資需求，投資增長繼續保持了較快的勢頭，成為拉動目前第二產業乃至全社會投資的主要源泉。

　　1-11月，房地產投資增長22.2%，同比回落6.7個百分點；建筑業投資同比增幅從去年同期的29.1%回落到4.5%；原材料工業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從去年同期的33.9%回落到21.1%，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從去年同期的45.2%回落到23.3%。

　　而在各個瓶頸部門中，煤炭開采與洗選業投資同比增長75.5%，電力、熱力生產與供應業投資同比增長33.2%，石油天然氣開采業投資同比增長27.3%，鐵路運輸業投資同比增長38.3%，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投資增長41.0%。除石油燃氣開采業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外，其他薄弱部門的投資增長均明顯高于全國投資的平均增速。

　　在制造業的熱點產業中，通用設備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81.4%，專用設備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67.4%，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55.2%，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投資增長50.6%，紡織業投資增長38.1%，均高于制造業投資的平均增速，說明目前裝備工業與輕紡工業是拉動制造業投資增長的主要產業源泉。

　　由于采取了適時微調的調控方針，目前資金環境漸趨寬松。1-11月，投資資金到位總量達到68059.63億元，同比增長28.2%。其中，國家預算內資金增長20.8%，國內貸款增長17.9%，利用外資增長27.5%，自籌資金增長37.3%，債券和股票融資則分別同比下降25%和60%。將前11個月各類資金來源增速與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的相關指標作對比，可以看到宏觀調控實施一年多以來投資資金來源結構的變化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第一，投資總量增速在宏觀調控政策作用下，已從去年1-5月高達38%以上的高位逐步回落到今年年初的不足22%，之后自今年1-3月間又開始出現逐月小幅回升的態勢，目前已恢復到28.2%的較高水平。

　　第二，國內貸款從去年1-7月的25%以上逐步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1.8%，隨后由于央行為防止經濟下滑在5月份后采取了“緊中從松”的貨幣政策，貨幣發行速度明顯加快，銀行貸款增速開始回升，1-11月與上半年相比已回升6.1個百分點。

　　第三，在各類資金來源中，增速最快的是自籌資金，目前增速高達37.3%，只比去年1-7月累計增速低1.6個百分點，自籌資金所占比重從去年同期的51.5%進一步上升到55.2%，說明目前企業投資的高增長主要是建立在“自謀財路”的基礎上。

　　第四，直接融資持續負增長，導致正規資本市場的低迷而為非正規資本市場的活躍提供了一定的客觀條件。

　　總體上看，由于宏觀調控對資金來源(特別是銀行貸款)的調控在上半年取得明顯成效后，又根據經濟運行的新形勢采取了適度放松銀根的“微調”措施，目前資金環境總體上呈現漸趨寬松的態勢。

　　投資結構出現四種新傾向

　　從各月度的增幅變化看，投資重心有“后移”傾向。考察2000年以來各年度當月投資增速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到:2000年、2001年和2003年當月投資增速都是在6、7月份達到峰值，而后逐月下降，到年底降至全年谷底；而2002年、2004年，峰值分別出現在3月份、1月份，而在9月之后也都是出現逐月下降態勢，到年底達到谷底。以往各年，投資前傾趨勢(上半年增速快于下半年)都比較明顯。相比之下，今年各月當月投資增速波動非常平緩，1-2月以來，各月當月投資增速分別為:24.5%(1-2月)、26.0%(3月)、26.4%(4月)、28.2%(5月)、28.8%(6月)、27.6%(7月)、28.5%(8月)、29.4%(9月)、26.9%(10月)、29.3%(11月)。時至年底，11月當月投資仍高達29.3%，說明今年投資重心與往年相比出現了一定的“后移”。

　　從東、中、西三大地區看，投資重心有“中移”傾向。今年以來，投資地區結構一直保持著中部地區投資增速高于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增速高于東部地區的基本格局。1-11月，東、中、西部地區投資增速分別為26.1%、34%和29.9%，中部地區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9個百分點、高出目前全國平均增速6.2個百分點，投資比重從去年同期的20.6%上升到21.2%。

　　投資地區結構的重心“中移”，主要是受到了當前重化工業化與產業結構轉移所引起的市場自主性投資動力變動的影響。如前所述，目前投資增長主要是由第二產業中的采掘業與制造業投資引領，而中部地區、個別西部省區在能源、原材料方面資源秉賦占優，同時又在地理位置上比較靠近東部發達地區，因而最易成為東部沿海產業結構向內地轉移的首選區域、采掘業與制造業“雙活躍”的地區，其投資出現高增長自然就不足為怪了。從東部地區的幾大增長極看，投資重心有“北移”傾向。今年以來，環渤海地區明顯超過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成為拉動新一輪經濟與投資增長的主要引擎，東部沿海的投資重心出現了“北移”傾向。從1-11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看，長三角地區(上海、江蘇、浙江)和珠三角地區(廣東)的投資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20.2%和8.3%下降為19.4%和7.7%，而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遼寧、河北、山東)的投資比重則由去年同期的23.5%上升到了24.2%。

　　從內外資結構看，投資重心有“內移”傾向。今年以來，內資經濟主體的投資(特別是民營投資)表現出平穩、較快增長的態勢。前11個月，內資企業投資同比增長28.8%，高于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其中，集體、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私營企業、其他企業投資均超過30%，特別是私營企業投資和有限責任公司投資增速分別高達59.1%和39.1%，占全部投資的份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提高2.4和2.1個百分點。

　　港澳臺和外商投資增速今年以來卻出現了一定的下滑。1-11月，港澳臺商投資企業投資增長19.4%，增幅與去年同期的33.1%相比，降低了13.7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增長23.5%，增幅與去年同期的56.1%相比，下降了32.6個百分點。

　　由此可以看到，隨著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制約民營投資健康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正在消除，存在于國內民營資本與外資之間的不公平待遇也在逐步減少，民營資本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向好，使得內資民營投資在引領整個投資增長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導致投資重心出現了一定的“內移”。

　　此外，從外商投資內部結構看，獨資企業投資仍保持了超過40%以上的增速，而中外合資與合作企業投資增速都在15%以下，說明目前外商投資的增量主要集中投向獨資企業，未來“三資”企業投資，將呈現獨資企業“一枝獨秀”的局面。

　　制約投資穩定增長的不利因素

　　投資效益不斷下降。改革以來，我國投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不斷提升的同時，投資效益系數(單位投入帶來的GDP增量)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投資率從上世紀80年代的20%逐步攀升，2004年已達51%，預計今年將會達到新的高峰。而與此同時，投資效益系數經過幾個周期波動，從1993年的0.7逐步跌到了2004年的0.3。投資率上升與投資效果系數變動成反比，反映了我國企業資金利用效率較低。這將直接拖住投資高增長的后腿。因此，提高我國的宏觀投資效益勢在必行。產業需求結構矛盾抑制投資增長空間。我國工業發展長期面臨的基本矛盾就是能源、原材料與加工工業的矛盾。從“十五”時期來看，這個基本矛盾轉變為了初級品(能源、金屬礦等礦產采掘業)、中間品(原材料、電力)與制成品(機械裝備、消費品)之間的結構矛盾，即出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態勢:高能(材)耗的中間品產業(鋼鐵、有色、水泥、石化等)比重過大、速度過快；采掘業等初級品產能的高速增長追不上中間品行業的產能擴張需求；制成品(資本品、消費品、房地產等)的產能又無法充分吸納中間品行業龐大的產能釋放。因此，我國產業擴張必須解決新的結構性矛盾。

　　服務業不發達抑制投資需求擴張。目前，我國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新型服務業的供給不充分，抑制了消費結構升級。目前，包括吃、穿、用等低層次消費資料供給充足，但是包括學、住、行、玩、金融保險、信息服務在內的高層次服務業嚴重供不應求。由于生產與生活服務業發展滯后，從而極大地抑制了消費升級與投資需求的擴張。

　　公共開支不足抑制社會投資擴張。“十五”以來，中國財政收入以大大超過GDP增長速度高速增長，今年將超過3萬億。但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產品的最大生產部門，其公共開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較低。目前，財政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所占比重為28%，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19%，但用于社會文教費的開支僅占26%。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包括計劃生育)、公共環境、公共體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財產等)、社會保障等投入嚴重不足。公共開支不足，導致社會消費條件不完善，從而抑制了社會投資擴張。

　　出口需求下降將阻礙投資需求擴張。明年世界經濟的增長將放慢，在

　　支持投資穩定增長的有利因素

　　市場內生性投資增長需求依然強勁。我國目前仍處于重化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的階段，房地產、汽車、制造業、城市基礎設施及由此拉動的一大批中游與上游產業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仍將具有持續高增長的廣闊空間，而這些產業都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對投資增長的拉動性強。因此，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至少在未來15-20年內，投資保持較高增速是有強勁的市場內生性需求作為依托的。

　　民間財力與政府財力充裕。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支撐經濟發展的各類生產要素供給較為充分。目前除了石油和一些礦產資源之外，我國各類生產能力獲得了快速增長，這是我國物價指數保持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同時，我國民間財力與政府財力較為充裕，銀行存貸差明顯擴大，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迅猛，這些都為快速穩定發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重大建設項目帶動力大。我國正處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升級的快速發展期，在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加快調整和城市化進程加速等多重動力的推動下，“東部加快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

　　壟斷部門的逐步開放將提供巨大投資空間。由于一部分壟斷部門沒有開放，使得生產能力不能優化配置，包括鐵路、石油、醫療、非義務教育、電信、娛樂、金融保險、城市基礎設施等壟斷部門提供的服務數量少、價格高，覆蓋面小，壟斷利潤高、遠遠不能滿足需求；而非壟斷部門供給能力擴張迅猛，利潤下降，空間狹小，資金閑置。國家目前已經推動了壟斷部門開放進程，并在醞釀制定“反壟斷法”，這將給全社會提供巨大投資空間。

　　總體上講，上述各種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將決定未來投資增長的“上限”與“下限”，而明年投資增速具體落在上、下限之間的哪個位置上，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明年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調控力度與實施效果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預計明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將呈現增長中平穩回落的態勢。

　　圍繞消費作好投資文章

　　加大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為私人物品的消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搭配”。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將不斷加大對軌道交通、水、氣、熱、電等一系列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并間接帶動其它相關產業的發展。目前，我國城市人均鋪裝的道路僅為6.43平米，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3左右；人均生活用水為62.23噸，相當于國際大都市的44%左右；人均生活用電為335.72千瓦小時，比國際大都市差6倍之多；國際大都市燃氣普及率達到100%，我國用氣普及率僅67%左右。

　　可見，我國目前的城市道路、地鐵、供電、供水、供氣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跟不上城市化及相應的城市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也就是說，與私人消費相對應的公共消費存在缺口，制約了個人消費潛力的進一步釋放。由于這些公共消費品是使用周期較長的耐用消費品，消費者是社會大眾，因此，需要政府投資先行“鋪路搭橋”，才能為下一輪經濟增長特別是為下一輪消費增長奠定基礎，為城市房地產及相關城市服務業大規模的消費增長創造條件。

　　加大對教育、醫療、社保體系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解除制約消費增長的“社會瓶頸”。全社會教育、醫療衛生支出中私人支出占比過高，社保體系不健全，必然擠占居民用于日用消費的資金，增強居民的儲蓄傾向。而用于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的投資是提高國民智力與健康條件的“長線投資”，其投資回報可能會有一個滯后期，而且往往是社會效益大于私人效益(存在正的外部性)，因此必須以公共支出、公共投資為主，同時有賴于政府投資決策部門“高瞻遠矚”，根據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立足于中長期的投資發展規劃。

　　因此，應改革目前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將對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服務績效指標的評價納入對各級政府官員的考核機制中，采取制度化的措施，才能促進政府職能切實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十一五”期間，應逐步提高公共教育、公共衛生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并加大對基礎義務教育與全民性、基礎性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投資支持力度。

　　加大對更能滿足中低收入階層需求的產品與服務的投資，提高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目前，影響一些領域(如住宅業、飯店旅游業等)消費增長的一個制約因素是產品結構上的不合理，即適合中低收入階層消費偏好與消費能力的產品供給不足，而高端產品供給相對過剩。由于中低收入階層人數眾多且消費傾向要高于高收入階層，因此啟動消費需求，必須高、中、低兼顧，形成合理的“梯級消費結構”。

　　加大對農村教育、衛生、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釋放廣大農民的巨大消費潛力。目前，城市主要消費熱點領域(如房地產、汽車等)的消費需求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已十分有限，因此，要促進未來消費持續增長，還應將視角轉向廣大農村地區，轉向具有巨大消費潛能的廣大農民身上。而要啟動農村地區仍處于沉睡狀態的消費需求，必須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事業與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與新型合作醫療、計劃生育、農村社保體系、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過去的幾個五年計劃，對農業的投入基本上從未超過全社會投資額的2%。未來政府投資要向“三農”傾斜，應將新增教育、衛生經費主要用于農村地區、落后地區。農業投資占政府投資的比例應每年提高2.4個百分點以上。

　　加大對現代服務業、新型服務業的投資，開拓新的消費空間、消費渠道與模式。我國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現代、新型服務業的供給不充分，抑制了消費結構升級。目前，包括吃、穿、用等低層次消費資料供給充足，但是包括學、住、行、玩、金融保險、信息服務在內的高層次服務業嚴重供不應求。由于生產與生活服務業發展滯后，從而極大地抑制了消費升級與投資需求擴張。

　　“十一五”規劃期間，我國人均GDP水平將由2000年的850美元左右翻一番，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年均增長率將達到13%至15%，國民收入的增長將有利于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從而使現代、新型服務業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現代服務業由此將成為未來投資增長的熱點領域。

　　加大對未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性強的主導產業技術研發的投資，使產業結構“與時俱進”，適應消費結構的升級變化。目前，我國許多主導產業的關鍵技術自給率仍然較低，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50%。企業缺乏核心

　　為應對未來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消費結構、消費方式的變化趨勢，需加大對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性強的若干主導產業(如裝配工業產業、高科技產業、循環經濟產業、綠色能源產業等)的投資力度，增加其研發投資，使產業結構、企業科技競爭力與時俱進，才能適應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變化，變工業化的“后發劣勢”為“后發優勢”，在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執筆　林勇明 王元京)(中證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