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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不要鼓吹漲工資，否則會令外資流失、工人失業”，這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專家這樣警告。12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方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采訪時，又如是表示。他說，如果整體工資水平上漲太快，甚至持續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找工作就會越來越難，有可能導致整個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無法提高，或者提高得慢，而且收入差距
也會拉大。
我無法茍同蔡所長的觀點。按其邏輯，是不是在用工量最大的珠三角地區，12年來農民工工資只漲68元已經很正常了？或者，目前，4．5甚至5比1的基尼系數所表現出來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問題還不在于勞動力價格的低估上，而在于這種“低估”是勞動力市場自然競爭，還是政府政策人為壓低的結果。如果是前者，即使勞動力價格長期偏低也是合理的，最多我們只能對其處境表示同情；但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不一樣了。
客觀地說，目前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有著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因素在內，然而，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換言之，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即使是由自然稟賦造成的，也不占重要地位，而更多是一種人為制度在起作用。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民工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福利、保障等各種社會權利。所以，即使在某個具體的行業政府沒有干預勞動力價格，但工人缺乏談判權，在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競爭約束態勢下，單個勞動力勢必處于弱勢地位，只能接受資方的工資條件。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4年農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鎮工人是1335元。雇用農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節省796元，一年平均雇用一個農民工的成本節約是9552元。以全國1．2億萬農民工計算，2004年全國因雇用農民工而節省的開支高達11462億元，相當于當年GDP（普查前）的8．5％，幾乎等于中國當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這還不包括福利、保險的節省。假如農民工有集體談判工資權，雖然考慮到勞動力的素質問題，他們的工資水平也不至于這么低。
勞動力價格之所以長期低下，事實上跟國家采取的“競次”策略有關。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要獲取競爭優勢，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后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顯然，在競次的游戲中，人們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和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因此，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競爭力，其內里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
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0多年中，無論是國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還是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都長期處于一個低水平。這種情況下，經濟還能取得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因素即是人為壓低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所以，中國的GDP增速雖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后于這個幅度。
中國用超低的勞動力價格，是否換來了強大的競爭力呢？沒有。統計顯示，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制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于中國的1．2倍。而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用相當于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
可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較成本優勢，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換取的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一種典型的競次。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業而將人力資源打壓至簡單再生產的底線，就像一個工廠不提折舊費用一樣荒謬。而采用這種競爭手段，縱然可以創造短期超常的產出，但決不可能成為最后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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