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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新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又是年終歲尾，又見農民工大包小包回家鄉。
我對農民工的感覺時常是籠罩在一片矛盾之中的。盡管我不會鄙視農民工，但也不愿去接近他們。
下班坐公交時，經常能看到他們拉幫結伙地乘車。上車前，會有一個人大嗓門地問：“到西站么？”售票員同樣分貝地回答：“到！到！快上來！”于是，一陣前呼后擁，一堆大包小包，狹窄的車廂一下子變得熱鬧而擁擠。售票員大喊“包要收票”，并指揮他們把包都放到司機后面的空地上，別擋著其他人上下車。
忙完了，站定了，會有一領頭的笑嘻嘻地買票。但車上的乘客，包括我，都不愿意身邊站著農民工，因為他們身上有那種很特殊的“民工臭”，帶著一股酸味。這股味道讓我的大腦出現了暫時性的停歇狀態，恍惚了一下。他們好像有一個月沒洗過澡了，身上的衣服加上頭發都蒙著一層土。我把頭盡量往下低，爭取讓圍巾把鼻子蓋住。他們摸過的扶手我也不打算碰一下。
售票員聲色俱厲地：“你！你們到底買幾張票！”民工回答：“五張。”售票員眼光凌厲得像萬箭穿心：“你們有多少包？那些包也要買票。車上這么多人，你們還來占這么多地方！”民工無語，一副不卑不亢的樣子。售票員低聲埋怨著：“都到北京來干什么來了！”民工仍舊無語，仍舊一副不卑不亢的樣子。
如果換做是我，哪個人敢這么同我講話，我會指著他的鼻子先是一頓臭罵然后抄起電話投訴，因為我也是外地到北京來“占地方”的。這種虧我吃不得，我是花錢坐車的，不是用錢買氣受的。但這些都只是頭腦里的想象，跟過電影兒似的自我解氣一下而已，我能做的只是瞪售票員N眼，心里鄙視她一千遍。
看著窗外的車來車往、燈紅酒綠，民工們很高興。他們要回家了，他們的心早就不在這簡陋的車廂里了。同樣簡陋的行李包里，沒準裝的就是給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們的禮物。在家里，他們可以和人大談北京的高樓、馬路，北京的女人都穿什么，北京的孩子都用什么，這時候，他們的神情應該是得意和滿足的吧？
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勞動給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奉獻了多少，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的強勞動低工資換來了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的暢銷，這些農民工也許會更滿足，或是更感覺不平等？外國人都服了：中國人多，中國人甘愿掙錢少，中國人心靈手巧，中國人干活拼命，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有這樣的幾億人在做，中國產品不在世界上暢銷那才怪呢！
看著他們蒼老的粗糙的干燥的皸裂的手，我突然心里有點難受。眼前的這只手腫得不像是正常皮膚裹著的，倒像一大塊沒有感覺神經的塑料制品。為什么他們就要鍛煉出這樣的手？他們也是四肢健全、呼吸正常的人，他們同樣在辛勤勞作，為什么他們要挨城里人的漠視和嘲笑？
這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走街串巷收破爛的人、肩扛行李從車站口出來的人，他們也是或曾經是血性的漢子。可在大都市里，他們就像段子里說的那樣：起得比雞早、睡得比貓晚、干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掙得比手指頭還少。他們羞澀得像姑娘一樣。他們沒有什么五光十色的美麗幻想，只要能按時發工資按時給家里寄錢，就足夠了。
對農民工來說，生活的苦累也許能挺一下就過去了，但精神上的空虛卻是最折磨人的。他們幾乎沒有業余生活；現代城市人的一些消遣方式，上網、喝咖啡、泡吧、逛公園、談戀愛等等，都和他們無關。一方面，他們因為怕被抓住遣送回家而不敢出工地；一方面他們怕花錢，也沒錢，不想出去；再有，就是他們不愿看到城里人厭嫌的目光。
他們所求其實不多，可是我們對他們的要求卻很多。我們要求他們愛干凈、要求他們懂禮貌、要求他們不隨地吐痰、要求他們思路清晰。稍有不滿意，立刻報之以白眼兒或臭罵。其實我們都很勢利。我們好像缺少一種寬容的心態，缺少一種人文的情緒，我們都在這個城市里為自己的未來努力，你有你的生活目標，我有我的生活目標。說白了，“甭光把自己當人，也把別人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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