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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雷中輝 北京報道
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最近很忙。
12月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被定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而2006年1月將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國家將
發布新修訂的科技發展戰略。而這些都是王元研究和參與制度的領域。
“戰略規劃已經完成，相關的綱要也準備就緒了。”12月20日，王元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這是國家科技戰略的第三次修訂。”
實際上，全國科技大會自1978年僅開過兩次。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思想。在1995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則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而第三次科技大會的主題將是“自主創新”。
科技戰略的國家意義
《21世紀》：國家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提出科技戰略規劃的修改？這次修改的目標是什么？
王元：改革開放以來的兩次科技戰略規劃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即將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將對前面的政策進行一定的總結，并且要提出新的科技發展戰略和一整套的政策，這三次會議是有一定的連續性的。
我們國家目前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經濟總量很大，剛剛公布修訂的GDP世界排名上升到第6。現在我們要考慮的是，要保持這種發展速度 15年甚至更長。
回過頭來看，維持中國經濟如此高速增長的方式，還是“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投入、高成本、低附加值)，這對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必須把這種方式加以轉變，但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全方位的變化過程，比如說涉及到資本市場的更加開放和流動、涉及到企業的規模、涉及到企業的體制障礙、涉及到企業微觀的基礎改造。
但關鍵的只有一個，就是尋找到改變這些狀態的技術手段，為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更多新的手段，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21世紀》： 自主創新對中國整個國家的意義何在？
王元：從這些年的發展來看，中國經濟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很高。中國目前有將近200種產品在世界排名第一，大部分還屬于低附加值的，主要還是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在這種貿易格局下，一方面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非關稅性壁壘的挑戰，比如說技術標準，還有一些政治選擇，比如遏制中國，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如果僅僅停留在依靠低附加值的產品生產，可能中國還是一個大國，但是不可能是一個強國。
《21世紀》：即將在這次科技大會推出的國家科技戰略規劃，跟前兩次科技大會相比會有什么不同？
王元：有四個方面的區別：首先是全球化的背景。全球一體化，中國也可以積極廣泛地利用全球的科學技術。
其次，當代國際科技發展的態勢不一樣，現在的發展非常快，在非常多的領域以群體性、系統性的科技技術來替代原有的傳統工業基礎，這給中國在轉變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帶來許多的機遇。我不認為自主創新是為了打破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壟斷是相對的，而且當代的技術特點是技術的更新和替代很快。
現在國情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第二次相比，國力和國際地位都提高了，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的市場經濟在不斷成熟，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這就對科技資源的配置，政府職能的轉變，提出了新的要求。
從四個方面來審視和比較，對于政府具體規劃的文本制定有很大的指導作用，這也導致許多的改變是系統性的、全方位的。
政府角色的轉變
《21世紀》：在中國科技戰略的轉移中，政府的職能應做哪些轉變？
王元：政府的職能應該有三方面：
政府必須有持續的投入機制來擴大中國科技實力。這種投入更多地要解決發展過程中基礎性研究、公益性研究、戰略高技術研究、技術平臺、科學普及等重大公共產品的產出和供給能力，這種投入更多的是指資金投入。
同時，資金的投入必須建立一整套組織機制來加以保證。要通過改變國家的科技計劃體制，調整預算的制度，科技資源的配置機制，來支持一些真正能夠產生公共產品的基礎平臺。
最關鍵的就是政策。在法律政策、財稅、政府采購方面全面支持企業自主創新，并采取突破體制障礙所需要的一些相應政策。這些政策將在新的科技戰略綱要中加以規定。
《21世紀》：我們也看到，在解決產、學、研三者關系的時候，中國目前的狀況并不令人滿意，政府應當在其中充當什么角色？
王元：需要強調，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我們要走一條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首先，技術創新應當根植于企業，真正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機制。比如說，新技術的發明者是否是新技術的應用者或者擴散者？而且在企業的創新活動中，需要加強企業與大學和院所之間的市場原則的合作關系。
在解決因為和市場相隔較遠，企業不愿做或者做不了的公益性研究、基礎性研究、戰略高技術研究等問題的時候，政府在科技投入上要能夠積極地調動企業的投資。這就要解決政府的職能定位問題，解決政府如何通過市場的手段、資源配置的手段來提高企業對自主創新的投入力度。
《21世紀》：這次科技大會是否會提出對現有科技體制進行改革？
王元：妨礙中國自主創新的發展，并不是單一的體制問題或者資金問題，這二者不可分割，所以，在科技戰略的制定上，會充分考慮這兩方面的因素。
中國的科研體制有很多優勢，比如說人力資源，我們有很完整的學科建設體系。但是，現代科學發展歷史不長，受到很多政治運動的影響。
所以要認識到自身的差距，關鍵問題是要扎扎實實朝著明確的目標努力，要有國家持續的投入，要有相應完善的政策體制，促進社會資源對科技發展的支持。
科技資金的獨立評估
《21世紀》：新制定的戰略規劃，會不會對國家財政的科技資金專項撥款進行規劃？會不會更偏向于中小企業？
王元：我要更正一個觀點，國家財政撥款真正落實到科技部的很少，很大一部分由國家財政撥往其他相關科技部門。另外，國家專項資金的撥出也沒有非常明顯的意向是撥給大企業，相當多的也是撥給中小企業，關鍵取決于你有沒有能力來從事這樣的科研活動、有沒有能力投入到這些科研項目中。
在對待科技方面的財政支出，中央政府應該要有一套完善的機制，來保證國家投入到科研活動的資金能夠有效地統籌協調和統一配置。這些年來，我們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增長很快，去年的投入是1966億元，占GDP的總量1.21%。據我統計，在科研的投入中，企業所占的比例高達70%多，政府的資金只占26%，但是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科研資金投入和銷售總額之比大約只有0.8%。
《21世紀》：那么，國家如何支持中小企業進行研發投入？
王元：中小企業的創新，從國家的政策來看，正在想辦法解決。一方面是不斷擴大中小企業創新的基金規模，國家和地方的創新基金的規模這幾年增長是很快的。
第二個問題，需要有一些金融性質的改革，包括開發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怎么讓企業在成長發展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中，有不同的金融產品相配置，從而分散投資者的風險，同時又能夠提供足夠的資金用于創新和發展。
《創業投資管理辦法》發布后，類似的政策目前都在研究，比如退出機制等。
《21世紀》：今年國家會否對科技資金的有效利用進行監督或者立法？
王元：科技資金的分配、管理、使用和監督制度，目前都在逐步健全。我們建議在科技規劃中建立獨立的評估制度，其中更多地是第三方的評估。同時也要著重發展針對項目管理人、科研院所、研究機構的評估，納稅人的錢投入到一個項目中，公眾有權知道了解你究竟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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