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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鐵西 四平鐵東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24日 16:41 經濟觀察報

  本報記者 劉溜/文

  與沈陽、鞍山一樣,四平也是被穿城而過的鐵路分為鐵東區與鐵西區,不過,工業區并非是我們所以為的鐵西區,而是鐵東區。

  鐵路線從四平東北角直切至西南角,一路穿過白色的積雪,八條黑色的鐵軌時而并
行,時而交叉又分離。東邊有兩條鐵路支線呈樹枝狀不斷分叉伸入鐵東區的各個廠區。鐵西區則為政府機構所在地,除了零星的幾家棉紡廠外,別無企業。

  四平市有八大廠之稱,聯合化工廠、東風聯合收割機廠、棉紡廠、線路器材廠、鼓風機廠等八家國企,大都是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老廠子,其余的中小國企有數百家。1990年代中期后紛紛衰落,有閉門停產的,有減員繼以維持的。

  按四平市政府的計劃,借中央重振東北老工業區的方針所給予的政策優惠,2005年內須完成對所有國企的改制,因此04年、05年兩年間國企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或是賣給個人,或是內部職工股份制,或是轉讓給其他企業,殊途而同歸于改變產權、國退民進。到目前為止,市區207家國企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十數家企業尚未完成改制。

  可以預料的是,到2008,無論是四平鐵東區還是鐵西區,將找不到國企的影子。

  數十年來計劃經濟的理想與輝煌早已走到了終點,無可挽回的覆巢之下,數十萬的工人,曾經的主人,不得不另謀生路與出路。這場轉軌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并不遙遠的2008,對于他們,是否還有從頭重來的可能?

  下崗,溫暖不再

  她有一個好名字,叫做溫暖,1967年生人。然而“名字好,命不好”,她每天立于零下十數度的寒風中,戴兩層口罩,口罩之下是長滿凍瘡的臉。她的旁邊是一個擺放著各種炒花生、瓜子的攤位。她的身后是棉紡廠的四棟水泥色的家屬樓,樓后面是一大片瓦房,住的也是棉紡廠的職工及家屬。

  這條路往西轉個彎,幾百米外,路邊的灰墻下,一個孤單的自行車修理攤,攤邊那個戴遮耳帽、厚眼鏡的人是溫暖的丈夫。

  這條不到百米的小路,兩側擠滿了一二十個攤位,有賣水果的,有賣鹵菜的,有修鞋的,有賣雞蛋的,擺攤的多半是棉紡廠的下崗職工。這條路位于四平市鐵西區的西南角,東北方向200米遠,是棉紡廠的大門。棉紡廠建于1958年,在重工業云集的東北號稱“東北一枝花”,于今年改制,由內部的管理層參股重組,4000多名職工中回聘1000余人。

  棉紡織廠的后面是它曾經的分廠、現獨立為私企的奧瑞紡織廠,這里是溫暖工作了8年的地方。她高中畢業,1988年進廠,當時的棉紡廠正值極盛期,資產一億七八千萬,工人4000多,當時有“十年不用干活也有飯吃”的口號。時年21歲的溫暖滿懷熱情,“遞過入黨申請書,一心在單位好好干,成為工廠流水線上的一顆不可少的小零件”,她做過拼件工、庫房保管員、記錄員。

  然而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棉紡廠風光不再,虧損達1個億,外欠8000萬。1996年,其分廠停產,沒有一分生活費。分廠隨即賣與個人,改稱奧瑞紡織廠,“不知道賣了多少錢”。破產時按一年工齡245元的標準進行安置,溫暖12年的工齡得了2000多塊,與工廠解除了勞動關系。沒有了醫保,最怕生病;交不起一年1500元的養老保險金,只能停掉。

  自此后,溫暖賣過水果,賣菜賣冰棍,什么成本小就賣什么,開始時覺得委屈,覺得難為情,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生活完全改變了,以前不敢想像,現在落到這一地步,只能想辦法活下去,撫養孩子長大”。

  她的女兒13歲,剛上初一,學校免了她女兒的部分學費,溫暖為此寫了兩篇短文發表在當地的報紙上,豆腐大的文章塊被她小心地剪下來保存著。她的丈夫原來是四平液壓件廠的技術員,她強調是“大專生”,液壓件廠1997年停產放假,今年破產。

  他們一家三口住在一間租來的小屋子里,不到20平米,外面是做飯的地方,僅能容一人轉個身,里屋除一張床、一個老木柜、一張桌子、一臺12寸的黑白電視機、一些雜貨外別無余物,沒有暖氣,也不燒炕,屋里的溫度比外頭高不了多少。一家人在這里已生活了13年。

  工廠,業已易主

  鐵東區收割機路,東風聯合收割機廠空曠的廠區內,見不到幾個人影,路邊的雪地罕有足跡。七八個大煙囪只有兩個在冒煙,團團白煙,慢慢翻騰、擴散,最后消失于天空中。

  面積8000平米的沖焊車間內,頭頂上方的吊車巨人般地來回移動、上升、轟鳴,伸下吊鉤,兩名工人一言不發地拿吊鉤鉤住綁好的鐵板,跟著天車移動,再卸下。

  車間內充滿著機器的隆隆聲,聽不到人的說話聲。工人們身著耐臟的藍灰色工作服,他們中有回聘的老工人,有剛招的新工人。他們不肯說自己的姓名,“名字有什么好說的”。他們在機器與噪聲之間顯得面目模糊,一個年僅19的年輕人坐在比他高一倍寬數倍的鉆床下,顯得異常瘦小。

  原來400人的車間現在只有七八十人,有一大半機器處于閑置狀態。車間內有一間上鎖的數控室,里頭白色塑料布蓋著三四臺大機床,其中有一臺1979年進口的數控切割機,花了120萬元,“全廠只有一個人會操作它,九幾年那人去了南方,月工資三四千,這臺機器從此就閑置了”。

  這是東風聯合收割機廠自1998年停產以來的首次生產,但工廠已經易主,由國企變為民企,2005年1月23日,以5300萬元的價格整體拍賣,買方為四平海銀

房地產開發公司。

  收割機廠原為四平第二大國企,1942年由日本人興建。1948年四平解放后從國民黨手里接管過來,1963年生產出全國第一臺聯合收割機,1965年開始批量生產,“市委書記批條都買不著,全國赫赫有名”,工人4300多名,廠區有兩條專用鐵軌。1998年開始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2004年2月列入國家政策性破產建議項目,4月進入破產程序。

  老職工對廠里的設備如數家珍,又不勝痛惜,“主要生產設備966臺,其中高、大、精、尖的設備就有49臺。1992年從意大利進口的加工中心,原價450萬,評估價為45萬元;1992年從美國進口的

等離子沖裁單元,原價320萬元,評估為24萬元;沖焊車間的那個數控機床,原價120萬元,評為12萬……”

  國企最后的終點

  四平市最早破產的國企是鼓風機廠,時間為1992年,把原來的國有資產評估作價,向職工和法人增資擴股,改制為四平金豐股份有限公司。

  四平市政府提出2004、2005兩年為四平國企改革的最后攻堅階段,必須在2005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轉軌改制。市政府的一份公開文件表明了如此緊迫的原因,“一是各地以國有資本退出和理順勞動關系為標志的企業改革已進入尾聲或已完成;二是最近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下發的文件中,把給予國企改革契稅方面的優惠政策鎖定在2005年12月底以前,實際上已經明確了國家支持國企改革的最后時限;三是《破產法》正在最后階段的修改和審議,據了解,明年、最遲后年要頒布實施,經過修訂后的《破產法》將增加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相關條款;換句話說,企業進入破產程序的難度將會加大,這就要求我們國企改革的各項基礎性工作必須搶在新的《破產法》頒布之前完成;四是未改制的企業多數處于停產或開工不足狀態,改革每拖后一年,都將增加一塊安置成本”。

  2004年,停產多年的四平軋鋼廠宣布破產,產權轉讓給安徽郎溪富航鋼鐵公司。同年,四平最大的國企聯合化工廠轉讓給北京昊華集團,職工買斷工齡的標準是800多一年,是四平所有轉制企業中最高的,其4000多名職工也幾乎全部回聘。

  市區內207家國企中,仍為國企的,四平人能數出的不過廖廖數家,熱電廠、薄板廠眼下還算不錯,汽車改裝廠歸為一汽集團,從2000多職工減為五六百人,線路器材廠減員后轉給東北電力集團。鋼絲繩廠欲轉給南京大吉集團,但談判未成功,客車廠等廠尚未找到買家。

  有很多人在追問,這個曾經寄托一代人的理想與熱情的國有企業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最終走向了崩潰?聯合收割機廠前高級工程師侯福新說:“有兩個因素,一是大環境,外商進入,民企興起,不再是一兩個廠家獨占市場;二是小環境,經營不善,廠長走馬燈似的換。”

  群像

  一整代人的命運

  2004年,四平市對全市7個縣區內的933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下崗離崗人員進行全面普查。普查結果為,市屬國企職工總數為253441人,其中下崗離崗人員179855人。

  這一代人的年齡在30到55歲之間,他們中有一大半經歷了文革或知青下鄉,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回工廠。

  張會起,1955年生,初中尚未畢業就碰上文革開始,1976年下鄉,1978年回城進棉紡廠。呂女士,1974年下鄉,1978年進棉紡廠,丈夫也于同年自下鄉返城后進同廠。

  曾任收割機廠工會主席的王林回想說:“下鄉回城的沒幾個人愿進機關單位,那時當工人是一個很理想的職業,工資比

公務員高。有獎金,有生活補助,無生活之憂,生老病死廠里都管,也無后顧之虞。廠里經常開展生產大會戰,工人們不要加班費照樣干得熱火朝天,為什么,因為大家都對工廠懷著熱情和理想。”

  1994年,張會起成為棉紡廠第一批下崗職工,此時的他為八級工傷,在廠里當運輸工時摔傷了腰部,再也無法干重活,與他同時下崗的有1000多名職工。在家待了2年,“沒有生活費,沒人管,工會也不管”,經過多次反映情況,才得到每月87元的低保補助。

  下崗工人曾是一個主流人群,如今被推到了社會的邊緣,當家做主的感覺早已成為過去,這個龐大的階層的出路在哪里?

  年輕的重新學技術,在四平金山技校,一位30出頭的下崗工人從頭學焊工,盡管在廠里干了六七年的焊工活,“但不會看圖紙,技術不行”。

  年紀大的面臨著徹底失業的處境,他們稱為女40男50現象。呂女士曾到四平人才市場找工作,“接待的女孩問我多大歲數了,我說47,她小嘴兒一撇,很不屑,讓人多難受啊。”小生意也很不好做,“原來掙的一塊錢,現在有十個人來分”。

  他們不愿說未來,“哪有什么未來啊。”也不大愿提工廠改制,他們不斷地問,“說這些有用嗎?”他們只有現在,這沉重的現實。未來晦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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