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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首席記者 章敬平／文
像傳說中的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把政治民主掛在嘴上，希望俄羅斯修改憲法建立議會民主政體，以便撈取國家權力寶座，在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中，是不可思議的。
有趣的是，十三億人口中，總有人要以人民的名義跳起來，指責私營企業主的參政
議政最終會引發一場覆水難收的“顏色革命”。擔憂者并非總是僵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保守主義者。自從描述鄰居不幸的《寡頭》和《世紀大拍賣》譯介到中國以來，震驚于寡頭教父瘋狂攫取財富肆意踐踏民主法治的俄羅斯轉軌內幕，部分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改革派人士，也不放心地問，在俄羅斯努力成為“中國式的俄羅斯”的同時，中國真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嗎？
從政門檻不會隨意放低
浙江的私營企業主中，最接近從政標準的，是徐冠巨。2003年早春時節，他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躋身于省部級官員序列。始終將“責任”掛在口頭的徐冠巨，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無意于下一屆，他希望有更合適的人替代他。
一個對徐并非特別友好的浙江私營企業家，相信徐冠巨的言說不是隨便說說拉倒的場面話，“如果他有野心，不安分，中組部的試點，就不會落在他的頭上。這樣的開放不是無條件的。”
徐冠巨這樣高級別的“從政”，也是執政黨謹慎作出的試點。當選副主席之前，徐作為三省市試點的成果之一，當選了長期由省政協副主席擔任的浙江省工商聯會長。徐冠巨作為工商聯會長試點的時候，中共的統戰部門對候選人的條件，“強調”過一個政治標準：社會主義的公私觀、義利觀、信用觀和法治觀。
且不論走向人民大會堂的馮根生、邱繼寶，作為中共十三大、十六大的黨代表，他們本身就是中共黨員，就是執政黨組織中的一員，是自己人。即便是進軍人大和政協的私營企業主，財富只是表明他們是否應該納入這個階層的資格證書，而非他們參政議政的惟一依據，沒有中共基層組織的層層薦舉，沒有一個個會議的討論，一張張表格的審查，是難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縱使是以“銀彈”攻進人大政協的不良商人，他們所賄賂的，也是執政黨在某個層面的官員。
也就是說，私營企業主要“從政”，主動權不在私營企業主本身，而是執政黨的各級黨組織。
200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政協常委會上，對包括徐冠巨在內的2000余全國政協委員的推薦提名作了一個正式說明。包括浙江省6名私營企業主在內，盡管所有全國政協委員的誕生，都是“各黨派各個方面反復醞釀充分協商的結果”，但“換屆人事安排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是中共中央決定的。
“適當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是中共中央就人事安排所確定的一個原則。查訪躋身全國政協的浙江6位私營企業主，不是來自民主黨派，就是來自在全國政協擁有議政席位的八大人民團體。
可見，“老板從政”并非坊間議論的那樣，是靠錢“砸”出來的。它是執政黨在有序開放的前提下，主動而為的。
我們再看私營企業主全軍覆沒的那次浙江省副廳級官員公選考試。2004年7月18日，10位私營企業主參加筆試。全軍覆沒無緣面試的“慘狀”，讓盼望有點新氣象的黨的組織部門的官員感到遺憾。遺憾歸遺憾，執政黨的從政門檻，卻不會隨意放低。
其實，商人從政的門檻，在公開招考之前，業已被抬高。浙江省委組織部有約在先：私營企業主一旦闖關成功，就得洗腳上田，放棄自己在公司的所有職務，轉讓自己在企業所持有的股份。
考察完執政黨對私營企業主“從政”的制度細則，人們想起《世紀大拍賣》的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里蘭。她在確認“俄國的樣板對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同時，還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間，也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差別”，譬如，“中國執政黨的權力相當穩固”。
追求的僅僅是經濟民主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差異，當然不止于此。
2004年以前，確實沒有哪個階層，像私營企業主那樣對憲法的修改寄予那么高的期待。然而，他們對修憲的期盼，最多只是存在于語言實踐的經濟民主，無涉政治民主。他們呼吁的不過是財產權的保護，諸如“人權保障”這樣的字眼，從沒有堅持不懈地出現在他們的提案和議案中。
需要補正的是，所謂經濟民主，事實上是新左派人士創造出的一個備受指責的新概念。沿著被誤讀的方向，我們把“經濟民主”理解成，民主原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實驗和適用。
迄今，我們尚未發現南存輝、徐冠巨等浙江私營企業主，以個人名義提交的以保護私有財產為旨要的議案提案，但他們側身其中的全國工商聯，作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代言人，倒是為立法保護私有財產不遺余力地喊了5年之久。
2003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南存輝和樓忠福，成為采訪“私產入憲”的記者追逐的對象。作為浙江的私營企業主，他們是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標桿。
樓忠福聲稱，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保護合法的勞動和非勞動收入。他盼望這句話盡快變成現實，“一旦變成現實，我們就徹底吃了定心丸。”可見，倘若中共十六大沒有“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的明確宣示，浙江私營企業主在兩會上附議這一議題的聲音，或許就不會那么響亮、那么公開。
南存輝對記者劉菁、張樂說，自己能有今天，是因為過去一直不“露富”、不多談私人財產。他說，20余年前溫州的“八大王悲劇”，總是那么倔強地提醒著他們，保護私有財產，給非公有制經濟平等地位，根本就不是面子問題。1982年，中國開始“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溫州“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進了監獄。雖然最后都被平反了，但7人從此一蹶不振，杳無聲息。
2004年3月14日下午，偶爾憶起“八大王”的浙江十數位私營企業主身份的全國人大代表，在主持人的指令下，以快樂的心態，摁了摁身邊的表決器。“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合法地寫進了憲法。
說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是嚇大的，某種程度上也不算過分。修憲不足兩個月，國務院向私營鋼鐵企業鐵本項目亮出“紅牌”。2004年8月28日晚6時，溫家寶總理親臨溫州，和南存輝等9名私營企業家座談。總理不止一次地表示，宏觀調控并不針對哪個所有制的企業。
與會的一位私營企業主說，當晚，他睡了一個踏實覺。
綜合諸方面的信息，以及我在浙江的觀察，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最為關心的，不是政治民主，而是經濟民主，究其實質，他們關心的是經濟，而非民主。
不是寡頭，是“士紳”
品評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精神背景，我們相信，沒有誰的個人生活，不被一個更為廣闊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1997年清明節，有狂商之譽的馮根生，出席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巖墓的重修揭幕儀式。馮情真意切：“胡慶余堂的所有職工，都不能忘記自己的老祖宗……”
2003年清明節。陳天橋返回故鄉浙江新昌縣東坑坪村。他是一個工程師和一個中學英語教員的兒子，卻在這里度過據說美好的童年。他來這里看望爺爺奶奶、伯伯嬸嬸。這里，是這位福布斯排行榜上第十位富豪的根。
2004年清明節。泥瓦匠的兒子郭廣昌，系著一條特制的明黃色佩帶，以首個民間主祭人的身份，“誠惶誠恐”地出現在陜西黃帝陵。他說自己“不夠資格”，“公祭人是承載全民族的象征，應該由宏商大儒來擔任。”
清明，是中國歷法中一個清潔而明凈的時節，又是儒家文化中祭祀先祖懷念故人的節日。大凡在選擇清明返鄉祭祖，探訪故舊的中國人，都被視為儒家文化的傳承人，一個沒有忘記根本的人。選擇3個浙江私營企業主在3個清明節的行蹤，當然不是毫無緣由的隨變說說。以一己之眼光，3個不同年代的私營企業家對待傳統文化和故舊的態度，映襯的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精神背景。
他們的言談舉止已不是胡雪巖那樣傳統的儒商，但他們身上分明流淌著“六經”的血。盡管他們的個性、行止、閱歷、資歷、背景，都有著殊大的差異，卻有著共同的“根文化”。
他們出身“草根”。14歲那年的馮根生，去胡慶余堂做末代學徒。14歲那年的郭廣昌，父親殘廢了一只手。他們都在這個歲月見識了生活的不易。浙江的私營企業主，沒有多少人落地時便穿金戴銀。受教育程度低，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底色。在陳天橋來人世間報到的1973年，南存輝在擺鞋攤，胡成中在做裁縫，李如成在學種地，汪力成在做臨時工，邱繼寶還沒有做修鞋匠。時代的風云際會中，他們一個個地跳出來，一次次地證明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的擴展秩序”是多么偉大光榮正確。拜大時代所賜，他們從平凡中走出，成為大時代的主角。
行事低調，是浙江私營企業主一貫的作風。若非不得已，或者商業上的絕大需要，他們一般都躲著記者。務實的他們，害怕知名度那樣的虛玩意會陷他們于1980年代步鑫生那樣的萬劫不復。“八大王”的悲愴往事，喻示著政治玩笑的殘酷，步鑫生的黯然消失，暗示著政治商業的孱弱。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萌芽20年來，他們見慣了政治對生意的好和壞，漸漸形成了他們穩健可靠的政治風格。
比較而言，他們更像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江南的士紳，而非鄰居俄羅斯式的寡頭。以馮根生、徐文榮、魯冠球為例，“士紳”的行為方式和品格特征，在他們身上隱約可見，盡管他們本人或許并不認同這個看上去“封建”的比喻。
馮根生的政治履歷是一張張“次等官”的表格。中共十三大黨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協常委。2002年浙江省黨代會上，馮根生的名字鑲嵌在主席團成員的名單中，作為惟一的企業家，他常常被想當然的人們視為黨政軍高級官員。
徐文榮的“領袖”地位，是一個個泥腿子授予的。徐文榮從未出任過橫店官方的任何職務，卻贏得了“首任市長”的領袖地位。過去的20年，徐文榮以20億的基礎設施投入，硬生生地在曾經荒蕪的故鄉，投資了一個完整的夢工廠。雖然橫店還是義烏的一個鄉鎮，橫店人早已戲稱徐文榮為“我們的橫店市市長”。
魯冠球的士紳形象，是他的平民意識鑄就的。從黨代表到全國人大代表，曾經打鐵的魯冠球是怎么贏得執政黨權威的政治確認的？公開的資料，難以給出一個真實可信的答案。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不陪客吃飯，不在外過夜，住著公路旁邊的農民房。他的平民風格贏得了浙江鄉村社會的道德確認。
政治上游刃有余，道德上堪稱楷模，這就是浙江明星私營企業主身上的“士紳”品格。正是這樣的品格，使得他們在復雜的中國語境下，贏得了政治和道德權威的雙重承認。以我的觀察，他們諱言的政治理想，是儒家的，盡管他們中的很多人根本讀不懂《論語》。如果要讓他們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作個選擇，他們更傾向于傳統的政治儒學，而非美國式的民主理論。
參政心態
葉利欽說，“大資本對政權的影響，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關鍵在于他們以什么樣的方式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事實上，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對政治的影響，遠不能與俄羅斯的寡頭相提并論。當下，我們尚不能確認，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他們，除了對私有產權的零星呼喊外，究竟還有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
2000年以來，浙江私營企業主開始大兵團從政。從鄉鎮人大主席團，到全國人大，各個層次的參政議政機構，都有私營企業主的席位。2003年，20名私營企業主從浙江出發，參加全國兩會，比例之高，中國第一。
考察浙江私營企業主從政的歷史和現狀，我們察覺他們的從政心態，如中共浙江省委黨校董明所說，大致有三種：
恢復型、補償性從政。浙江私營企業主身份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從政之初，往往視委員和代表為政治榮譽或者政治資本，出發點在于顯示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和社會的承認。這是一種壓抑后的恢復性反彈。
功利型、經濟性從政。那些賄選村官的溫州私營企業主的“從政”，就是此種心態的別樣寫照。當然，以賄選的手段去從政，只是不入流的旁門左道。董明認為，這是最為普遍的一種從政心態。在國家仍然把握著社會資源的當下，要想壯大企業，“政治自救”無疑是“取法乎上”的選擇。
民主型、公益性從政。董明相信隨著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環境的完善，今后企業主們對政治的熱衷程度將會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態則將呈上升態勢。
浙江私營企業主的參政心態，正從第二種轉向第三種。可以佐證這一轉變的細節，是南存輝的名片。最近兩年，南存輝在人代會上的名片，只有兩個頭銜：正泰集團董事長，高級經濟師。此前，南存輝遞給記者的名片上，頭銜好長一大串：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執行常委，中國十大杰出青年……
名片頭銜的變化，表明南存輝已告別“恢復型、經濟性參政心態”，已從表達同類型企業發展的狹隘訴求，過渡到國計民生，由一個階層的代言人，過渡到胸懷天下的“議員”。先前單純的政治滿足感，社會認同感的淡化，預示著他們對自己所代表的老板階層利益的偏離。
以我們對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認知，縣、鄉兩級私營企業主代表和委員，多數是第一種從政心態，省、市兩級私營企業主代表和委員，心態多數是第二種。真正擁有第三種從政心態的，只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和少數省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盡管第三種心態的民主從政心態，還不是普遍現象。但從局部向整體發展的趨勢，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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