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國可能的變化

　　對于中國而言，2008將是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政府換屆，北京奧運，臺灣選舉，香港政改，等等，都集中在這一年。風云際會，情勢變遷，過去隱而不見的問題也將一一浮現，整個世界都以急切的興趣關注著這一年的中國。對此，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不能輕易說2008是一個“轉折之年”，但那是一座必定要出現的橋梁。我們正在一條大道上驅車前行，那座橋梁上有種種障礙，如果處理不當，我們就會受到傷害，就可能

跌入低谷，平安越過它，未來的道路就會更加開闊，更加平坦。

　　沒有什么能夠比活著看到歷史一步步驗證自己的預言更令人激動的事情了。不過，這份年終特刊，與其說是“預言”，不如說是一種美好的期待與認真的思考。所以，我們一邊建造著自己的未來堡壘，一邊還要抬起頭，關注現實世界里的燈火闌珊。我們看到，一個2008年的中國，正在大地上暗暗地發芽。

　　或者，我們只是提供了一副觀察未來的透鏡。由于人的背景不同，價值觀不同，其觀察未來的焦距和透視法也會不同，對于2008年的情勢判斷，就會見仁見智。不過可以預期的是，2008年的中國，將是更加多元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業市場逐漸細分，交易權利不斷分散，政府資源重新洗牌，管理結構開始分化。多元思想與市場行為催生的制度創新，將使民眾和政府由從屬關系轉變為利益交換關系，一個現代社會的框架，將越來越清晰。

　　滄海遼闊，榮衰起伏。對于那些可能影響我們命運的“危機”，有清醒的預判，就不至于感到突兀，未來就不會變得茫然、荒謬和混亂，就不會因急遽切換的未來畫面而暈眩。而當各種力量與矛盾匯聚，如果政府和公民、中央與地方能夠展開全方位的建設性的合作，中國的前景，應該比我們想象的更美好。讓我們祝福2008，祝福中華民族。

　　本報首席記者 章敬平/文

　　歷史不會改變已經發生的往事，卻可以提醒我們如何判斷未來。站在2005年末的時間點上，反觀2003年3月以來中國的情勢變遷，從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三個不同的維度，預判2008年的中國，我們相信：中國的政治既不保守也不會浪漫，中國的經濟將向綠色化、獨立化、全球化、法治化、民主化方向躍進，中國的社會將在美國版的進步主義、歐洲版的社會主義、孔孟版的仁政善治之間輾轉騰挪。面對兩股力量三重矛盾匯聚成的一個焦點，如果政府和公民能夠展開全方位的建設性的合作，如果執政黨自上而下的政改努力，能夠正向回應民間社會自下而上的政改沖動，2008年的中國前景，將比我們想象的美好。

　　政治領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中共中央的三次全會，已經清晰地畫出了未來的政改路線圖。如果沒有重大的偶發事件，自當下直到2008年，中國政治領域的變化將是平穩的，政治浪漫主義和極端的保守主義，都不會成為主流。對執政黨而言，在危險的平衡中，尋找自由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黃金分割點，將是未來三年努力的方向。

　　如果單純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民主模式，以三權分立多黨競爭新聞自由為視角，觀察2003年3月以來的中國政治，只要稍稍轉換一個視角，考察政府體制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黨和國家的關系、公民社會的發育，我們將發現，近三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悄無聲息地走了好長一段路。

　　未來三年，中國的政治情勢將是穩定的。盡管“最壞”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我們認為保持穩定的希望很大。依據

　　未來三年，政治體制將不會發生根本性的“動搖”。鄧小平先生生前宣稱的“堅持黨的領導”，依然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一個“不動搖”的“基本面”。從中共新的最高領導人的西柏坡之行，到“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從“紅色之旅”，到央視新聞聯播每天兩次的“歷史的豐碑”，整個中國社會都對“黨的領導”有著或宏大或細微的體味。

　　但，“不動搖”并不意味著沒有變化。肇始于黨內民主的“隨風潛入夜”的漸變，在中國政治領域“潤物細無聲”地流動著。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報告工作”列為第一項議程，發出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決意發揚黨內民主的信號。隨后，四川雅安市舉行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次縣級黨代表直選。在民主的實踐中學會民主，以黨內民主促動人民民主，成為觀察人士對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判斷。

　　未來，在人大、政協這樣的憲政平臺上，“協商民主”或可成為中國政治體制的風向標。2004年，執政黨自己發出“執政面臨考驗和挑戰”的聲音。諸多“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舉措，意味著中共將努力實現從擁有絕對領導權到合法性執政的轉變，由“封閉狀態下執政”走向“開放狀態下執政”。2003年以來，胡錦濤在紀念憲法實施20周年、慶祝人大50周年、政協55周年的歷次講演中，都凸顯了憲政的價值。從私營企業主代表盛況空前的十屆全國人大，到“私有財產”入憲，從降低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的門檻，到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分批次培訓代表和委員，不知凡幾的政治安排，預示執政黨將在未來，利用人大、政協平臺，與社會各階層展開政治對話和利益協商。

　　中共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向的領導，將一如既往地延續下去，完全的自由主義絕不可能，但權威主義的痕跡將進一步淡化，以協商為基調的基層民主將向更為廣闊的層面推進。2005年，浙江溫嶺市澤國鎮財政體制改革， 把被中央編譯局授予“創新獎”的“民主懇談會”，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協商民主”，一個不過20年歷史的西方民主概念，成為中國學者解讀溫嶺現實的工具。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撰文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形式，是從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

　　2008年之前，暴風驟雨式的政治改革似乎不太可能，但替代政治體制改革的行政體制改革，將會飛快運轉。政治問題行政化，無論是過去兩年多，抑或是未來兩年多，均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2004年，《法治政府十年綱要》出臺。法學界認為，這是新一屆政府呈送全體公民的一份承諾書，公開，透明，高效，廉潔，民主，這些世界各國政府普遍遵循的行政原則，無一例外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尊重，盡管政府一時還未必能做得像民眾期待的那樣好。從2003年的SARS疫情到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從2004年規范官員“下海”到2005年整頓“官煤”，從2003年干部引咎辭職條例的出臺到2006年《公務員法》的面世，中國政府這個層面的改革，還是給寄希望于未來的人們以信心。

　　中國的司法現代化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2005年，世界法律大會在北京和上海兩個會場同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和首席大法官肖揚等人與會演講，“中國國情”像“老三篇”似的被再度提起，然而，即便是對中國司法改革持有偏見的與會者，也程度不一地激賞中國司法領域的進步。從司法統一考試制度的施行，法官檢察官進入門檻的提高，直至2005年秋天人民法院“二五綱要”的下發，無不令關注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法學家們，看到了改良的希望。這份從2004年規劃到2008年的綱要，宣布了死刑復核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經費保障體制等多項變革。設若未來人民法院的業務經費確實由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統一保障，地方行政部門干擾法院辦案的遺毒，有望部分清除。

　　盡管視新聞自由權為憲法權利還沒有成為新聞界的風尚，但公開的口徑將會放大。2003年，SARS催生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中的國務院新聞辦、中央部委、省級人民政府的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還未竣工，但政府信息公開的征兆初顯。雖然信息公開還不是政府的法定義務，我們相信它在未來會越發強調這個單方面的“善意”。否則，法治政府的公開化原則就無法兌現。再者，手機短信、互聯網新聞、博客日記，人類言路的空前盛況也使遮蔽信息的難度前所未有。這就是2005年哈爾濱停水事件中的地方政府，為什么旋即陷入欲蓋彌彰最后又不得不公開真相的原因所在。

　　臺灣問題是中國政治領域的一個敏感問題，看北京截至當下的努力，我們認為在2008年臺灣大選之前，既有的秩序將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早在在野黨領袖連戰、宋楚瑜大陸行之前，本屆全國人大已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劃清了臺灣問題的底線，在2008年臺灣大選到來之前，剛性的法律對臺灣獨派的約束是毋庸置疑的，武力彈壓或者小心翼翼地試探的必要性，在這部法律面前都大打折扣。過去兩年，我們不僅給臺灣拋出了一張剛硬的法律牌，還打出柔性的“民心牌”：取消臺灣地區留學生在大陸學費的雙軌制；向臺灣果農開放市場；為臺商返回臺灣過春節包機創造便利。未來三年，若無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軟硬兩張“牌”將最大程度地降低“臺海危機”的幾率。

　　經濟領域：綠色化，民主化，法治化，獨立化，全球化

　　不管我們憋著多大的勁走獨立化的自主創新之路，后WTO時代的中國經濟全球化將不可避免。就像民主化原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廣泛適用，法治化也將在經濟領域普遍到來，以保證市場經濟在中國不會變壞。倘若我們做不到全球化、獨立化、民主化、法治化，宏觀調控也不可能調制出一個綠色化的循環經濟。

　　無須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的特別指出，未來三年，每一個中國人都將感同身受地預見中國經濟的綠色化浪潮。綠色GDP的婦孺皆知，圓明園環保事件的爭執不下，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國際風波，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的聲名鵲起，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的引咎辭職，最近三年，環境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空前地膠結在一起。所有這些被爆炒的新聞事件，不過是中國經濟綠色化的湖水中泛起的幾朵漣漪。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以及200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中，我們看到，2003年登臺的本屆政府，正在不遺余力地將中國經濟納入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軌道。

　　速度中的危機夯實了中央經濟決策層走綠色循環經濟的決心。依據北京權威人士的預測，未來5年中國經濟將以令人欣慰的8.5%的速度繼續增長，但2005年冬天由溫家寶主持出爐的《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則警示人們，能源和金融安全領域的潛在危機，有可能滯緩中國經濟的前程。故而，肇始于“鐵本事件”的宏觀調控必須進行到底，無論宏觀調控在地方遭遇怎樣的反彈，改傳統的直線性生產模式，為現代的循環經濟模式，告別資源消耗，走向質量為先，已是未來中國經濟不得不的選擇。

　　未來三年，民主化將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愈發突出的新動向。所謂經濟民主，是中國新左派人士創設出的一個新概念。盡管民主從它作為一個概念誕生那天起，就與政治如影隨形，盡管被視為自由派人士的何家棟先生毫不留情地批駁了這個“偽概念”，在“人民需要新概念”的中國，一再被誤讀的經濟民主，還是倔強地存活下來，并被公眾理解成，民主原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實驗和適用。像當代歐洲曾經的經濟實踐那樣，通過利益代表組織達致經濟民主，在未來中國或有難以估量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經濟民主為民間經濟組織參與市場經濟維護市場公正，開辟了通道。未來三年，這一通道將進一步得到拓展。和所有崛起于草根階層的NGO一樣，5歲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是一家和政府沒有任何姻親關系的民間商會。他們不僅利用他們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維護會員企業的權利，還影響到事關全局的經濟領域的公共政策，把民間經濟人士參政議政的權限發揮到極致。他們獨立于政府，卻不時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經貿委”似的，在商人和政府之間，往復周旋。前往溫州招商的東北華中等經濟區域的地市政府，正在克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冀望這個新事物在本地的經濟事務中擔當重任。由“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個案出發，我們可以預見，看似特立獨行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在未來中國可能是一種常態。

　　細察，民間經濟組織在溫州經濟生活中迅即攀升的地位，與“私有財產入憲”亦步亦趨，相輔相成。2003年3月以來，“國家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國家征用私有財產必須予以補償”，這兩條經濟領域里備受矚目的原則，一直是民間對新政府的吁求。2004年3月，人民大會堂里的私營企業主代表們摁了摁身邊的表決器，呼吁已久的“私有財產入憲”終成現實。

　　作為最近20年成長起來的新的利益代表，私營企業主階層早已是撬動經濟民主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是私有財產最為堅定的捍衛者，也是少數人眼中財富的掠奪者。國家機器要保護他們在舊城改造中贏取的利益，也要聽取被“暴力拆遷”攆出家門者的控訴。當前者“保護私有財產”的訴求得到滿足，后者在失去土地和房屋后要求得到合理補償的聲音，就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所以，私營企業主作為非傳統的利益集團，在對抗國家謀取本集團利益的同時，也為自己套上了緊箍咒，不能在官商勾結中為所欲為，掠取大眾的利益。未來，以“私有財產”和“合理補償”為關鍵詞的爭端將越來越多，國家權力和大資本的行為邊界，需要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來厘清。

　　經濟領域內的法治化，由此將成為未來三年中國的目標之一。過去兩年，有“經濟學家的良心”美譽的吳敬璉教授，與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民商法專家江平教授，悄悄去上海注冊了一個民營的法律經濟研究所。與知識界期待法治經濟的吶喊相呼應，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也沿著公平、公開、正義的方向一路狂奔。中央政府高調推出的法治政府十年規劃，試圖讓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身影和步調，能夠依據法治的原則，更為陽光，更有程序感。

　　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立法忽然大提速，雖然沒有社會立法那么奪人眼球，但“中國將注意力轉向經濟立法”已被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律所佐證。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倡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后，締造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防止中國俄羅斯化，成為朝野共識。金融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點，金融立法也因之成為經濟立法中的重中之重。《證券投資基金法》、《商業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監管法》……可以一直列舉下去的金融層面的法律的制定與修改，是過去兩年來的熱點，也將是未來兩年緊鑼密鼓的大戲。

　　實際上，中國經濟立法的落后，遠非金融領域一隅。2003年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經濟法為主導的立法計劃，曉諭中國未來幾年的立法，將是經濟領域法律法規的大合唱。獨奏演繹不出一個完整的促使中國市場經濟日趨完善的法律框架。檢討過去，有見識的知識分子提醒2003年執政的新一屆領導人，中國的市場經濟運行20多年，卻連一些確保公平競爭的基本法律都沒有。未來，中國將修訂許多發黃的法律文件，計劃經濟晚期和市場經濟轉型期間制定的法律，都將以倒計時的方式，被新法所替代。中國的決策層意識到，欲阻止利欲熏心者把廢銅爛鐵當作黃金拿到股市上去賣，就必須用法治的手段，讓中國證監會的“王小石們”，不再視數十萬元的“灰金”為理所當然的介紹費。要中止國有股轉讓過程中的內部人交易，就須讓周梅森這樣的作家，有機會和云鋁股份叫板，贏得中國年度法治人物候選人的殊榮。

　　未來三年，獨立化也是中國經濟領域的方向。自2004年始，自主創新漸成中國經濟視域的一個新名詞。2005年秋天問世的“十一五”規劃，賦予這個新名詞以無盡的生命力，預示著中國經濟戰略方向，將從20年來秉承的“市場換技術”，轉移到“自主創新立國”。2005年，“神舟六號”第二次把中國宇航員帶進人類共同擁有的太空，第一次讓中國人領略到“自主創新”的可能，以及價值。

　　當然，有了獨立的自主創新戰略，并不意味著中國要立馬揮別“市場換技術”。然而，中國的官員和民眾都意識到，自主品牌和自主開發的技術一定是我們未來爭取的方向。入世以來，面對歐美國家堅固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以及反傾銷、知識產權訴訟，官方和坊間人士先前那股擁抱全球化的熱情，開始慢慢冷卻。雖然遭遇反傾銷的產品，在我們的貿易總量中不足千分之五，我們的情緒卻受到了莫大的打擊。未來三年，中國的地方官員還要圍繞著外商外資做文章，然而，沒有自主品牌只能拱手讓出市場，缺乏自主技術就只能“人家吃肉我喝湯”的危機意識，經由國家新戰略的渲染，已融入到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講演和文件中。

　　學會反思的中國經濟界，的確惱火于讓出了市場卻沒有換來技術的尷尬，但無論是經濟決策層，還是具體而微的經濟體，都不會像頭腦發昏的先人，重返閉關鎖國獨立研發原子彈的時代，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解釋的那樣，自主創新不等于閉關鎖國時代的自力更生。

　　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浪潮，一度讓中國經濟人感到些許失望，但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未來并不會因此發生逆轉。距離入世的“過渡期”還剩下最后一年，被綁上全球化戰車的中國，已無路可退。不管是過去兩年多，還是未來兩年多，中國經濟這個“過渡性雜種”的改革，都要在WTO的語境下謀篇布局，任誰也無法躲開WTO這張恢恢大網。

　　依據中國入世的承諾，2015年以前所有成員國承認我們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然而歐盟、美國、南非等國家自說自話的參照第三國的反傾銷規則，讓我們根本無法等到10年以后。如果我們不能讓更多的國家盡快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們將在越來越多的反傾銷官司中，腹背受敵，應接不暇，處處吃虧。可是，要贏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金融改革和國有企業就必須盡可能地去除官辦色彩。

　　在預示中國經濟改革步入“深水區”的金融領域，“引進外來投資者”正成為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戰略選擇。交行上市前引入了匯豐銀行、建行引入了美洲銀行、中行也已經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結成戰略投資者。引進的目的在于走出去。未來，中國的中小企業去海外投資，中國銀行可以為他們的應收賬款保底，使中小企業得到保障。

　　表面看，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遷，是中國自己的經濟選擇，事實上卻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利弊權衡。摩根大通中國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國經濟師認為，中國經濟在2006年面臨的三大風險因素，有兩項是中國的人民幣改革、銀行改革，另一項是美國的經濟動向。未來兩年，人民幣改革會牽動國際經濟的神經，美國經濟走勢也必將影響中國經濟。美國能否抗得住原油價格和世界性利率的上漲，不僅令布什頭痛，也是中國經濟界不容回避的問題。

　　社會領域：新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中國有著新的內涵，它不再是毛時代的革命，也不是鄧時代的建設。未來，新社會主義在中國將是一種致力于公正的社會實踐。從協調發展共享成果的均衡戰略看，類似于70年前美國版的羅斯福新政，從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看，接近于歐洲版的社會主義思潮，從輕徭薄賦的和諧導向看，相當于孔孟版的仁政善政。

　　盡管中國經濟漲勢喜人，中央政策指揮棒在社會領域揮舞的細枝末節，總讓人聯想起1935年美國在大蕭條時期實施的社會保障運動。70年前發軔于福利主義的美國社會進步運動，有望在未來三年上演中國版。

　　上個月，每年例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度決定將投資方向由樓宇層疊的城市轉移到農村。以社會主義來修飾的“新農村運動”，將兩年多的統籌發展戰略均衡戰略，推至峰巔。2008年的中國農村，村村通路，村村通電，村村通水，村村通電視，村村通電話，將不是鄉村老漢對著孫輩們暢想未來的夢。雖然“公共事業振興署法案”、“社會福利保障法案”以及被艾森豪威爾稱為“日漸增長的社會主義”的“田納西河流管理局法案”，是羅斯福在1930年代的遺產，但“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安排貧民就業”、“讓饑者有果腹之食，讓寒者有御寒之衣”、”推進大規模的地區發展計劃，為4萬戶鄉村家庭提供低價電力，挽回常遭洪水淹沒的土地”的價值指向，都能與中國當下和未來的社會體制改革對應起來。

　　未來三年，強調“人的價值”的歐洲版本的新社會主義，將更為鮮明地形成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方向。扭頭一看，倡言“新三民主義”的執政黨，不僅空前垂注“以人為本”這個昔日飽受批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還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人本千日談”一方面明示“以人為本”思想，不再是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另一方面預示著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基調，將是關注幸福指數的“人本主義”。

　　據新加坡政論家鄭永年說，意在修正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以人為本”，本來就是歐洲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內核。冷戰時期蘇聯東歐版本的社會主義已成過去，主導中國未來的社會主義將是歐洲版本的，它更加注重人的感受，注重生活的質量，注重生命的尊嚴。禁用童工，減少工時，改善血汗工廠，建造經濟適用房，使工作場所更加安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號召，讓乘坐2005年12月12日東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有機會從中共南京市委機關報《南京日報》的社論上得知：中共南京市委欲使每個南京公民都能享有改革開放的成果。

　　未來三年，中國社會領域的變革，將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追憶起康曉光等人在2003年對新政的評價：孔孟仁政現代版。總理為農婦討工資，放言減免農業稅，提出免費的義務教育，將部分農民納入合作醫療，把公益性定為醫療體制改革的基調，判處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死緩，輕徭薄賦講究公正的社會政策安排，一再凸顯本屆政府反復聲張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

　　早在本屆政府亮相之初，洞見“仁政”的觀察家們，就直言中國社會領域變革的目的，在于緩和日益緊張的社會沖突，彌合貧富差距引致的社會斷裂，維護被撼動的社會穩定，尋求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有人預言，如果沒有得當的社會政策，局部性的群體沖突將會越來越多。

　　此說絕非嘩眾取寵，社會保障領域的危機，已作為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個危險因素，出現在2005年11月17日發改委、國資委、財政部等各部委聯合發布的權威報告中。北京權威人士透露，2004年燭照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接近0.5，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并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升，2008年前后，中國的貧富差距只會拉大，不會縮小。與此同時，失業和人口老齡化亦將挑戰未來幾年的社會保障體制。

　　所以這些，使得美國版本的福利運動，歐洲版本的社會主義，孔孟版本的仁政，在歐洲意義上的工業化開始不久的中國，具有著特定時代的特定基礎。可以想見，過去三年乃至未來三年的社會改革，不但會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會不露痕跡地修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意義。

　　2008：智慧和勇氣的考驗

　　兩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罷，最后都凝聚成政治體制改革一個焦點。包括臺灣回歸、香港政改。面對形成中的公民社會自下而上的倒逼，執政黨是自上而下地應和，走建設性的合作之路，還是坐等一個臨界點的到來？預判中國在2008年的可能的變化，既要看執政黨答案中的智慧和勇氣，還要看公民和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內的合作，是否有建設性的互動。

　　預測中國在2008年的變化，就必須考慮到兩股力量和三重矛盾的存在。

　　民間力量在過去三年來的發展有目共睹，除非遭遇沉重的打壓，他們在2008年之前的茁壯成長，是可以預期的。我們指稱的民間力量，是公共知識分子、NGO和秉持民間立場的傳媒的三者之和。2003年夏天，央行旨在整肅地產界的“121號文件”，發布不過78日，就被北京住宅業商業這樣的NGO所改變。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之所以能夠針對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階層利益的文件，公開發表反對言論，使得“商人的聲音首次超過了政府”，是因為一部分市場化色彩濃郁的“民間媒體”為他們提供了輿論陣地。2005年，北京的“嘉利來大坑”由一起商業事件演進成一起事涉法治政府進程的公共事件，就在于一大批篤信法治公義的媒體人和法學家，在媒體平臺上給予當事一方開誠布公的輿論支持。未來三年，民間力量可否像溫州民間經濟組織那樣正向推動政府力量，將在某種層面上影響中國的未來。

　　未來三年，“WTO憲法”這樣的外部力量對業已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的影響，可能不亞于民間力量。我們說，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的錨起帆揚，一定程度上與入世后的失望情緒相關。WTO像一部憲法，規約著成員國的經濟行為，憋著勁地把中國的改革拖入金融、國有大型企業等深水區，促使我們從“摸論”過渡到“法治論”。在美國對中國、歐盟等十數方的鋼鐵保障措施案中，我們放棄了與美國一對一的單邊談判，為了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我們緊隨歐盟，沒再像過去那樣倔強地堅持“主權論”。

　　外部力量的影響，不僅僅是WTO，還有國際人權公約。未來，如何從人權“A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走向“B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非但影響我們的法治，還將改變我們這個古老大國的傳統觀念。

　　民間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合力，將使公民社會的走向，在未來中國變得更為明顯。它看起來與我們所說的三重矛盾是橋歸橋路歸路的兩碼事，實際則唇齒相依。

　　發展與穩定這一對老矛盾，是未來三年難以消弭的矛盾。經濟發展改變了階層的分化，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雖然還存留在高高在上的法律文件中，他們在現實生活的境遇，已不能望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之項背。中國政府正在調整發展速度，希望在再分配領域，用均衡和轉移支付化解工農階層的積怨，最大程度地減少局部性的群體事件。未來社會到底能否如我們所愿，變得和諧，就要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接受和而不同的理念，理性地對待多元利益群體的多元訴求，在中央和地方財稅體制的變革上，又有多大的突破。

　　應然和實然的矛盾，在未來幾年可能會進一步放大。2003年暮春之后，憲政思潮就不局限于民間力量的呼吁，中國的領導人在公開的集會和演講中屢屢提及憲法，從依法治國到依憲治國，已是應然的共識。然而，“應該如此”不等于“實際上如此”。陜北油田事件中，無論是對私人油井“先接收后清算”，還是對反抗者公捕游街剃光頭，充斥在私營石油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足以說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將“法治政府”、“尊重人權”、“保護合法私有財產”這些已被中央政府承認的應然的原則，化成實然的行動。倘若當政者不把人權、公正、平等這些普適的價值準則，當作制定政策執行政務的依據，應然與實然的矛盾就不會消失。

　　硬投入與軟投入的矛盾，已經彰顯無遺。如果執政黨不能把鋪設

　　其實，兩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罷，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矛盾最后都凝聚成政治體制改革一個焦點。包括臺灣回歸、香港政改，不知凡幾的中國議題，末了都要往政治體制改革這根標尺上靠一靠。能否讓享譽20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