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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紀中:生命中的七分之五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24日 16:11 經濟觀察報

  李孜/文   

  四周是黑的。

  魏紀中一個人回到屋子里,把門關上,把燈關上。在結果出來之后,他一句話沒說,也沒有去吃晚飯。

  難過。看到什么都會難過。最難過的是,之前,他沒有想到對國人的刺激會那么大。在結果揭曉的那一瞬間,十億國人集體失語,也包括他自己。

  有人難過,有人歡喜。悉尼申辦城市代表團還在狂歡。

  魏紀中躲在屋子里想了半天,最后得出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他不敢對任何人說。那是1993年9月24日,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在蒙特卡洛,在2000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的爭奪中,北京以兩票之差惜敗于悉尼。

  2001年的莫斯科,北京如愿以償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7月13日晚上,數不清的人們把天安門廣場鬧得徹夜滾燙,那是魏紀中這輩子最難忘的一個鏡頭。“我死的時候可以閉眼了,過去對老百姓有愧,現在有交待了。”從1993年申奧失利后,魏紀中一直心懷內疚,他總覺得欠了人民一筆債。這筆債,他整整背負了八年。

  一

  如果沒有47年前的那件事,恐怕魏紀中不會是現在的樣子。

  1958年8月的某個下午,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把魏紀中叫到辦公室。校長問魏紀中,現在有兩個地方,一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是國家體委,你去哪一個?

  這讓魏紀中感到吃驚。在當時,大學生畢業沒有所謂的雙向選擇,都是服從分配。通常的情況是,在某一天召開分配大會,由某個領導在會上挨個點名,然后你就去了某個單位,就像包辦婚姻一樣。當時魏紀中22歲,專業是法國文學。按照正常的邏輯,在畢業后,他從事的應該是和外國文學編譯相關的什么工作。

  魏紀中怯怯地問了一句,是讓我說真話呢,還是讓我說假話?校長笑了笑,什么都沒說。

  魏紀中鼓足勇氣,“說假話就是,黨培養了我那么久,我一定要服從黨的分配;說真話呢,從興趣上來講,我還是愿意到國家體委。”校長郭影秋表示再考慮考慮。幾天后,魏紀中被分配到國家體委,并在不久后到國家體委國際司。

  對于這位開明的校長,魏紀中至今仍心懷感激。能夠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這在當時是很難。但是在工作中,存在很多和興趣無關的事情,比如,他后來遭受到的那一次重大打擊。

   1964年,部門進行年終總結。在魏紀中進行完自我批評后,國際司的領導當著全體同事的面說:“魏紀中這個人自解放以來思想就沒進步過,總是表現出一種沒落的資產階級的悲情……”

  魏紀中的父親是煙廠老板,還在香港有一定的產業。“在當時看來,我的家庭出身是極其不好的,既是資本家,又有海外關系。”而當時,剛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劫難的中國,“以階級斗爭為綱”已經埋下了伏筆,正處在一個精神狂熱、物質極度匱乏的邊緣。在這種背景下,出身于民族資產階級的魏紀中首當其沖被點名了。

  “這是批判!”魏紀中說。魏紀中把這次打擊視作心靈打擊最重的兩件事之一。一個躊躇滿志的年輕人抱著滿腔的熱情,然后被澆了一盆冷水,魏紀中一下子垂頭喪氣,他甚至想過到離開大陸去香港發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魏紀中回到宿舍后,國際司的許多黨員來到魏紀中身邊,都表示不認同司長的觀點,被感動的魏紀中因此打消了離開的念頭。

  二

  他的足跡最早可延伸到中國加入國際奧委會的時候。

  “當時在國際司,我的工作就是和國際奧委會‘打架’”。魏紀中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工作。

  由于歷史原因,當時的臺灣當局仍然是國際奧委會的正式成員,國際奧委會雖然同意新中國參加奧運會,但同時也不反對臺灣以一個國家的身份參加。中國參加奧運會,就必然牽涉到復雜的政治問題。

  魏紀中精通英語、法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國際奧委會的委員們談判、打嘴仗,他甚至曾大罵國際奧委會是美國人操縱的政治工具。后來,他和時任國際奧委會秘書長的薩馬蘭奇建立了良好關系,被薩馬蘭奇稱為“最好的朋友”,這種關系也為中國最后得以進入國際奧委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1990年代,一個重新確認了發展軌道,并在改革開放大道上疾馳的中國迫切希望得到世界的認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北京開始了第一次奧運會主辦城市的申辦。沒想到這一次,魏紀中遭受了一生中最重的心靈撞擊。

  作為中國奧委會的秘書長,同時也是北京奧申委秘書長,魏紀中一直沒有對申辦的結果過于樂觀。作為中國奧申委的旗手,魏紀中直面著來自世界上各種尖銳的反對聲音,過于政治化的申辦氛圍讓魏紀中感到情況不妙。但面對國人越來越高漲的熱情,以及不斷上升的期望,他也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過于樂觀的估計直接導致最后一刻結果揭曉時,無數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落差。魏紀中由此得出那個一直不敢對人提及的結論——還是國力不行啊!

  整整八年,魏紀中一直處于心靈欠債之中。到了北京二次申奧時,魏紀中主動請辭。“我是個敗將,不適合再到前線了。”就這樣,魏紀中的戰場從前線轉移到后方。

  魏紀中更多地從國際奧委會的側面來做工作。在中國奧組委內部,他主要負責財務預算、市場開發計劃。在總計596頁的《申辦報告》中,他和何振梁、樓大鵬等人一起對文字稿進行修飾,并負責英文版和法語版的最后審定。

  在第二次申辦過程中,許多相熟的歐洲委員主動找到魏紀中,表示會投北京的票。從許多相熟的投票人那里,魏紀中了解到更多真實的信息,他認為北京成功的把握有80%,這一次,他選擇了相信自己的判斷。

  當薩馬蘭奇宣布結果時,魏紀中覺得多年的負擔終于可以卸下了。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他與當年同是奧申委秘書長的萬嗣銓痛痛快快地干了一杯,說,“我們終于對百姓有交待了!”

  三

  差不多與申奧同時,魏紀中也在開拓著中國體育的新領域。

  1997年,國家體育總局組建中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說,“魏紀中出生在資本主義家庭,有一些資本家的基因,受到過資本主義的熏陶,就讓他來當董事長吧。”資本家的出身曾經讓魏紀中受到批判,現在,卻讓他成為一個現代化企業的負責人。

  體育總局沒有給一分錢,也沒有什么體育資產,甚至在當時,與中體合作的只有類似賣飛機票的這樣的企業,最大的困難在于,魏紀中沒有任何經商經驗。

  在中體上市后,中國

證監會某位處長找到魏紀中,說,“魏紀中我跟你說,你們公司雖然是體育總局下的,但是出了事我們不找伍紹祖,就找你魏紀中。”這并不是開玩笑的話,當時魏紀中是公司法人,近1000人的職工,2萬名股民,“生計都在我魏紀中手中。”這些回憶現在更多地作為一種談資,但在當時,卻是切切實實的責任。

  魏紀中拼命地學習。他認為那些可行性報告不可靠,因為別人總是夸大可行性,隱藏不可行性,最終還是得靠自己的知識判斷。64歲的他硬是啃了一年多的書本,通過證監會的業務考核,獲得上市公司老總的資格認證。

  現在,魏紀中已經從董事長位置上退了下來,擔任中體的總裁顧問。同時,他還是北京奧組委市場開發部顧問和奧運會服務部顧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是“奧運村專家組”的主要成員。

亞特蘭大奧運會時,他曾面對CNN的采訪兩次對奧運村提出強力批評,后來奧運村的服務終于有所改善。現在,他要讓奧運村做到讓大家都滿意。

  讓大家都滿意,這是他理解的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目標。他認為,對于國人來說,他們期望中國運動員能取得好成績,還希望世界輿論對北京有好的評價。而對于國際社會來說,他們的期望是正面的,許多西方國家期望借奧運會使中國政治民主制度有所改善,但由于在民主認識上的分歧,所以負面的聲音會不時出現,雖然較少,卻由于掌握著主要輿論,也具有一定影響,但希望中國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改變是不現實的。

  當然北京自身也在不斷調整。2005年對于

北京奧運來說是個調整年,其中最重要的調整就是把目標從“最出色”調整為“高水平、有特色”。由于組辦國的不同,最出色是難以評價的,這樣的調整更為合理。另一個調整在于北京市政府和組委會的分工更為明確。經過調整后,組委會側重于軟件建設,而北京市政府則更注重各個項目的技術要求和城市保障。對于北京2008年奧運的前景,魏紀中總是信心百倍。

  同時兼任多項社會職務的魏紀中每年有200多天在國外。每次出去,都會把很多需要查閱的市場開發的文件和奧運村文件帶到飛機上,八九個小時的行程一般抽四五個小時來看文件,再用書面進行回復。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這一周里,他的行程包括深圳、廣州、寧波、合肥……涉及了體育保險、亞運會籌辦和城市運營等話題。

  對每個中國人來說,2008年都像是一個夢想。對魏紀中來說,他卻見證了這個夢想的生根、發芽、成長,同時還將見證它的綻放。他說,為了這個夢想的實現,凡是他能做的,他都去做了。而接下來,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我為中國體育奮斗了快五十年了。到我這個年紀,任何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我現在已經不是以年計算,也不是以月計算,只能以天來計算了。”

  2008年時,他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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