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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欣
今年我國貿易順差有可能達到10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比上年增長200%。這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一些專家學者認為，我國出現巨額貿易順差，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并非是一件好事。不
斷增加的貿易順差雖然在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外匯儲備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會引發新的貿易摩擦，為經濟增長帶來不確定性；而順差帶來的過多的外匯儲備，還會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金融風險。巨額貿易順差引發的更深層次影響在于，將加劇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同時也不利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市場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制造業的供給出現了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快轉移的趨勢，亞洲國家國內需求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生產能力，必然擴大出口，造成順差增加較多；二是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三是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較高；四是在中國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擴大進口受到了限制。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階段，除了初級產品進口以外，國內市場需要進口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但這方面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我國貿易順差呈現“三個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主要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截至目前，我國加工貿易順差超過1250億美元；第三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今年前11個月，來自我國集體和民營企業的貿易順差超過600億美元，來自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接近500億美元。
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不能盲目追求立竿見影地降低外貿依存度和貿易順差指標而遏制出口增長，這樣除了會讓我們喪失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之外并無好處。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關鍵是要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我國出口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少，低端產品多，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出口廠商存在惡性競爭現象等。
對貿易順差貢獻最大的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中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額中占到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初級產品、一般工業制成品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商品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獲得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中國作為勞動力和資源相對便宜的國家，吸引了跨國公司持續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源動力。而與此同時，今年貿易順差出現空前的增長，折射出我國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并不是由于投資太弱，而是儲蓄太高，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醫療、教育等多項改革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上證券市場長期低迷，使老百姓不敢消費。因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出現應該是多方面的綜合反映。而就對外貿易領域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而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對外貿和內貿的待遇要統一。毫無疑問，簡單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再是中國各行業出口追求的目標，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實現出口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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