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外來務工人員王建民死于同仁醫院的一樓走廊。根據媒體報道，他在死前曾經躺在醫院的走廊里大聲呼喊救命，但最終因無錢支付診治費用喪命。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到底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醫療環境下？
昨天，本報記者兵分幾路對醫患雙方進行了采訪。
暗訪醫院
幾元掛號費卡死救治大門
朝陽醫院：1元錢看病被拒
昨天上午10時20分左右，有腸胃病史的記者穿著一身破舊的棉衣來到朝陽醫院西門急診大廳分診臺，表示肚子痛，有些直不起腰。分診臺護士登記了記者的基本情況后，要記者交納7元內科急診掛號費。記者表示只有1元錢肚子痛的厲害，能否先請醫生看診。分診臺工作的四五名護士低聲議論說：“從來沒有沒錢來看病的，總不能醫院墊錢啊”。其中一名護士將記者領到右邊看診桌急診內科醫生處，接診的王大夫詢問了基本癥狀后，又簡單檢查了記者的身體，并確診為嚴重腸胃炎。
在確認了記者無法籌到看病的錢后，王醫生和分診臺的護士先后給院領導通了幾次電話。記者在一旁聽到王醫生說：“急診，有一小孩胃疼很嚴重，但他只有1元錢，好像是來北京打工的。已經初診為腸胃炎了，很嚴重。”不到1分鐘，王醫生掛掉電話搖著頭甩下一句話離開：“沒辦法”。
“借到錢再來看病吧，醫院總不能免費幫你治病。”分診臺護士說。當記者表示能否暫時欠費治療時，一位年長的護士表示醫院沒有這樣的規定。
管莊醫院：記者無錢難掛號
昨天中午11點半左右，記者同樣以嚴重腸胃炎患者的身份來到管莊醫院急診內科。急診內科的玻璃門關著，只有一名女醫生在看診桌上吃午飯。記者正欲開口講病情，該醫生詢問后獲知記者沒錢掛號，邊吃飯邊強調：“沒錢也得掛號，不然不便看診。”記者一再表示腸胃疼痛難忍，并在上午吐過多次，該醫生只是用手指指向掛號窗口，便低頭繼續用餐。
“急診掛號4元”，掛號窗口的工作人員說。當記者說身上僅剩兩元錢時，該工作人員迅速關閉窗口，說：“你到收費處掛急診號吧，我要下班吃飯了。”。而收費處的工作人員在得知記者只有兩元錢時表示：“沒錢就沒有辦法了，你去求求急診醫生看能不能先幫你檢查檢查。先讓開別擋著別人交費啊。”
記者再次央求急診內科的醫生先暫時診治一下，該醫生卻說：“我現在給你看也沒有用。看了你也沒錢買藥。”隨即該醫生徑自去整理碗筷。
同仁長虹醫院：有多少錢開多少藥
昨天下午2時許，記者在同仁長虹醫院急診大廳掛了一個6元的內科診號。“胃疼？先做個胃鏡看看吧。”急診三室的內科醫生簡單問明癥狀后說。
在記者表示無力支付胃鏡兩百多元的費用后，該醫生皺著眉頭說：“不要緊，你有多少錢就給開多少錢的藥，一樣管治。”隨后，該醫生根據記者的描述直接在門診診療記錄冊上寫上了診斷結果，并為記者“量身定做”了一服價值28元的藥。
當記者質疑為何不檢查就直接確診開藥時，該醫生表示：“放心，不會錯的，我看病很準的。”
采訪患者
采訪地點：工地醫務室
喝二鍋頭治病
昨天下午1時許，呼家樓中天建筑工地的多名工人說：“看病、買藥都太貴了。一般的病如感冒、肚子疼什么的就自己吃點藥啥的，也不去看醫生。即使看病也是到工地生活區的醫務室，從來沒去過大醫院。”
四川籍李姓工人表示，很多工人都在宿舍里存著一些必備的藥品，有些是在平價藥店便宜買的，有些是從家里帶的。“一個工友上月患了重感冒，為了省錢沒有去看醫生，每天除了吃點自帶的感冒藥以外，就一直喝二鍋頭。感冒8天就喝了兩瓶多二鍋頭。”
下午1點半左右，記者來到生活區一層的醫務室。醫務室是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間，靠里邊的部分橫擺著一張床，有一個藥品柜和一張用來看病的桌子，桌上還擺著一本藥品進貨清單，墻上和桌上都沒有行醫執照。
在簡短地交談后，穿紅色羽絨衣的年輕男子承認自己就是大夫。該男子沒有對記者做任何檢查，只是聽了記者對癥狀的描述后，便開始開藥。隨后，該男子還證實，一般都直接開藥給工人，也沒有做什么詳細檢查。“來這兒看病的也都不是什么大病，開些藥就差不多能應付了。”
采訪地點：北京站
這里的民工沒錢上醫院
對于有家的人來說，北京站是他們出門和回家路過的地方，而對于那些還沒有找到工作、無家可歸的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北京站就是他們的家。在“常住”北京站的齊齊哈爾人王建民死于同仁醫院后，記者昨天再次來到北京火車站，了解這里的“住宿者”。
之一：沒錢治病，死在候車室
撿空塑料瓶、賣報紙、地圖、乞討等是候車室居民的主要生活來源。“有很多人都撿瓶子，一般每人一天能撿10個。一個瓶子賣1毛4，一天就能有1塊4。”張大爺說。當記者問到“生了病怎么辦”時，張大爺說：“1塊4，剛好能買兩個饅頭加一包榨菜，哪里還有錢上醫院？”
一位汪大爺告訴記者，他清楚地記得，前年正月十四，他們中一個叫“二傻子”的人死在了第二候車室的椅子下面。二傻子生了“怪病”，全身浮腫，由于沒有錢去醫院治，病越來越重，吃什么吐什么。“我估計是餓死的。”汪大爺說。
之二：醫院開了100多塊錢的藥，買不起
王士清“很有名”，一問“腋下長瘡的”，這里的人都會告訴你在第二候車室能找到他。王士清介紹自己是河北霸州人，50多歲了，在家鄉已經沒親戚了，就和老伴一起到北京討生活。他告訴記者說，3個月前，他左邊腋下長了一個瘡，前后去過兩家醫院，醫生說是火癤子，也開了藥，但100多塊錢的藥費他拿不出，就只能自己買最便宜的藥來涂，現在火癤子越來越疼。昨天記者見到王士清時，他老伴剛剛從小藥房給他買回了藥換上，他告訴記者涂的是“風油精和黑藥膏”。當記者問他醫院開的是什么藥時，王士清沒有回答，一個勁地說，他不相信醫院。
在北京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聚在一起聊天的民工們感慨地說，像他們這樣因為怕花錢而延誤病情的民工們非常普遍。他們曾經碰見過許多類似的病人，這些病人在剛發燒時，往往硬挺著不去看病，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到醫院去，但這時小病已拖成了大病！
之三：民警有時給墊錢
采訪中，一名值勤民警向記者證實說，北京火車站里確實經常有許多農民工由于營養不良、超負荷工作而患急病，可當他們將這些民工送到醫院救治時，因為沒錢，大多數人都被拒之門外。看到這些人挺可憐的，有時，他們會自掏腰包給墊上，可是民警也是掙工資的，自己看病都掂量著來，因此，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無能為力。
院方觀點
醫院，也需要支援
北京市某三甲醫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外來務工人員就醫難的問題，絕不單是醫院能夠解決的。雖然表面上看，這跟醫院有最直接的關系，然而，癥結在于更深層的社會保險體系和慈善捐贈系統的問題。醫院，也需要支援！
她告訴記者說，其實每個醫院每年都有大量的無償救助重病人的案例，但醫院從來不會在媒體上宣傳。這倒不是要做無名英雄，只是醫院顧慮到一旦傳開，就會有更多的人以“沒錢”為由，要求醫院進行無償救助。同時，目前我國的法律沒有對“醫院應該救死扶傷的義務”這一內容作出相關規定。即使是因為醫院沒有采取措施醫治等不作為，而導致患者發生損害后果的，原則上，法律也不會追究醫院的責任。
“其實誰都想救助更多的人，希望社會和諧，但是，醫院免費治療了，欠費的窟窿又由誰來補呢？”這位業內人士說。據了解，北京各大醫院都有不同程度的醫療欠費，急診費、住院費都有大筆的拖欠。
而針對“看病難”的問題，她表示，從具體費用上來講，急診掛號費5元左右，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并不構成困難。
同時，這位業內人士也談道，雖然醫院不是慈善機構，不能“有求必應”，但醫院應該做到的是另外四個字——盡力而為。直白一點，就是把“治病效果最好、用藥費用最低”作為自己的目標。
典型采訪
進退兩難的“工地醫生”
河南來京的“醫生”劉萬金在建筑工地上為老鄉看病，但是，隨著找他看病的建筑工人越來越多，他逐漸對自己的身份有了疑慮。自己行醫是否合法？如果不能繼續給建筑工人看病，那些沒有多少錢的農民工能到哪里去看病，會不會重新選擇路邊的“黑診所”看病？
工地醫生“物美價廉”
按照劉萬金提供的地址，記者來到了位于北京市東四十條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走進工地大門七轉八拐后，看到一棟三層高的簡易樓房，這里是民工們的臨時住所。
這棟樓的對面也是一座三層小樓，而在該樓的第一層，推開一扇上面印有一個模糊不清的紅十字的簡易門，這就是劉萬金的工地診所，兩張單人床，一只柜子，一張長條桌就是劉萬金的全部家當。劉萬金每天就在這間不足10平方米，既充當辦公室，又充當醫務室的小屋里為農民工看病。
劉萬金是河南新蔡縣人，今年56歲，16歲開始學醫，三十多年里一直在老家為四里八鄉的父老鄉親看病抓藥。
2003年，應當地一個包工頭之邀，劉萬金來到了北京，成了一百多名河南籍建筑工人的“專職醫生”，這一干就是兩年多。
在這兩年多里，他隨著建筑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地轉戰在北京各個建筑工地上，他的基本工作就是為工地上的民工拿藥看病，同時兼顧管理一下工地的衛生。
今年上半年，劉萬金隨著建筑隊來到了東四十條附近的這家工地。他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每天至少要接待兩三個病人，這樣下來平均每個月要醫治二百多名工人，除了所在建筑隊的一百多人外，這個工地上其他建筑隊的二百多名工人也來找他看病。
“不少民工的流動性比較大，上醫療保險的可能性不大，來我這里看病就是圖個便宜。”他說。
劉萬金這樣給記者算了一筆小賬：一板普通的感冒通膠囊進價0.4元左右，他賣0.6元一板，或者1元錢兩板，現在的多數醫院和藥店只是整盒地出售藥品，并不零散賣藥，而他可以應工人要求每次只開兩三天的藥量，根本不需要經過繁瑣的看病手續或者收取掛號費。劉萬金告訴記者，即使這樣，90%的民工還是不能立即給付藥費，多數是打個欠條，在月底或年底結算工資時再還上。
“工地醫生”最擔心自己的身份
據記者了解，除了劉萬金所在工地的民工外，附近工地上的民工們也會來找他看病。對此，多數民工的理由是在一些醫院看個小病手續麻煩花費高，一個小感冒要花100多元，而劉萬金這兒只需要幾塊錢，而且劉萬金的存在，更多的是發揮了“救急”的作用。
劉萬金現在苦惱的是他的身份問題。實際上，劉萬金只能向記者提供河南新蔡縣衛生局2004年頒發的醫師資格證書的復印件。56歲的他認為自己是合法行醫，而且“自16歲開始行醫，已有40年的經驗”。他告訴記者，民工需要“工地醫生”，他走過多處建筑工地，絕大部分工地沒有醫生，即使有醫生也很少像他這樣有資格證書。然而，劉萬金對自己的身份卻感到十分尷尬，他一直積極地向記者表示，如果政府能給自己認定身份，“只要經濟許可，花上一兩千辦個手續也可以。”但是，他沒敢貿然邁出這一步。這其中的緣由，劉萬金告訴記者，一方面，和其他民工一樣，他也只是一個來北京求生存的普通打工者，和別人相比，無非是工種性質不一樣而已。“如果說我的行醫資格只能在河南有效，那我現在在北京也主要是為我們河南人看病，這難道不可以嗎？再者說，其他地方的人找到我，我也不能見死不救。”另一方面，劉萬金更為擔心的是，有關部門知道后，還能讓他繼續為民工看病嗎？
民工：需要這種“工地醫生”
記者在北京7個建筑工地進行隨機采訪時發現，接受采訪的90%的外地民工對劉萬金這樣的“工地醫生”表示樂意接受。他們表示并不十分介意劉萬金是否具有醫師資格證書和執業證書，之所以需要劉萬金，看中的是他的看病技術和“救急”作用。在他們眼里，劉萬金無疑是自己的貼身“私人醫生”。
木工李恒金是今年年初來到劉萬金所在工地的，他曾讓劉萬金治過腳癬和感冒。李恒金還記得看腳癬花了兩元錢，看感冒花了不到4元。
來到這個工地前他一直做建筑工人，但是從來沒有享受過由“工地醫生”治療的待遇。每天四五十元的收入使李恒金在這個工地上算是收入最高的人，但是，他告訴記者，民工有了病，多數不愿意去外面的醫院治療，除了治療費用貴外，排隊掛號、買藥和路途遙遠等都是工人不愿外出就醫的原因。
沒有“工地醫生”時，他和工友有了病痛就去工地附近的“黑診所”看病，或者自己揣測著可能是什么病，然后去藥店買藥吃。劉萬金的出現，使他再也沒有了“有病亂投醫”的想法。
衛生局：只為老鄉看病也不行
根據北京市衛生局2003年頒布的《關于外埠人員來京申請執業醫師注冊的通知》規定，外埠人員來京行醫，持有外省市《醫師資格證書》和《醫師執業證書》的，需辦理變更執業注冊。新的執業地點注冊主管部門在辦理執業注冊手續時，收回原《醫師執業證書》，發給新的《醫師執業證書》。
17日，記者采訪了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局的有關人員，醫政科的工作人員田寶忠稱，持有外地行醫資格證書的人員要在北京行醫，必須辦理醫師執業證書。已有醫師執業證書的，如果異地行醫、變換行醫地點必須重新在新行醫地域的衛生行政部門登記。未重新登記的人員，即使只為“老鄉”服務，也是不允許的。
本報機動記者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