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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含煙，離地而起。首屆東亞峰會在經濟議題上就給人這樣的感覺，實質不足。《吉隆坡宣言》和地區共同防衛禽流感的心聲是一個討論非傳統安全議題的論壇事先可以預料到的結局，善則善矣，不奈全美。中日韓領袖論壇的落空，日本“東亞共同體”提法的冷場，表明地區間的歷史問題分歧和大國意志指導并非是一個可以短期解決的問題。
由東盟十國發起的東亞峰會，最初的構想是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做推進工作。而東盟
對于中國來說，處于區域雙邊經濟貿易的核心層級。中國的區域經濟自由化運動發軔于CEPA，香港和澳門處于區域經濟自由化運動的基層，其次就是中國-東盟自貿區運動，農業方面的早期收獲計劃已經實施，2010年全面的自由貿易安排將會形成。第三個層級是點對點的國家間雙邊貿易推進，如和智利、新西蘭和阿根廷的自由貿易安排。這也使我們看清楚WTO規則后隱藏的“特保”因素帶來的翻云覆雨，WTO有時候等價為一種國家間“拍胸脯”盛宴。
由于東盟處于中國區域經濟自由化運動的核心地帶，那么中國和東盟(“10＋1”)的經濟整合就必然是一種全面自然的擴張型推進。在這個自由舒展的過程中，某些對接的宏觀經濟政策平臺的構建就尤為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宏觀政策方面。
實際上，東亞和東南亞存在一些活性的區域間合作的經濟要素。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遭受重創的東亞東南亞各國感受到單個國家在國際投機資本下的弱勢，多米諾骨牌般“投降”的屈辱，以及感受到信奉“華盛頓共識主義”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貸款規劃的冷酷和僵硬。
日本人黑田東彥策劃的《清邁協議》(CMI)于是誕生，這是一項亞洲各國用自己的外匯(主要是美元儲備)互保的機制。這種區域間集體主義救助的方式好處自不待言，大大降低了各國為了防衛風險所必須持有高額美元外匯的數量，并且使各國的金融外在沖擊變得更容易控制。黑田東彥的算盤是這樣的：可以從《清邁協議》出發，最終進入類似于歐盟的貨幣聯盟體制：《清邁協議》就是外匯儲備區域集體化運作，隨后催生出亞洲穩定基金(ADF)以及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再次發展亞洲共同債券市場(ABM)，然后通過自由貿易協議過渡到亞元的狀態。
由于日本想用日元來作為亞洲貨幣的風向標，失去了民主性和平和心態。在推進《清邁協議》上心猿意馬，相反，中國卻是民主平等地推進《清邁協議》的熱心力量，中國已經在《清邁倡議》框架下簽署了總額為155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也是認同ADF和ABM的積極力量。
但是，黑田東彥式的“亞洲劇情”缺少一個堅實的環節，那就是各國的宏觀政策的一致性，尤其是匯率政策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應該在發展某種區域性的單一貨幣亞元之后，而是應該遠遠在此之前。實際上，只有保持匯率政策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才能夠更為有效地催生出ABM和更為靈活地發揮《清邁協議》穩定各國幣值的作用。這是一個真正的棋眼。
這也并非是一種奢望，亞洲各國在政治文化上的“大相徑庭”并不影響在匯率政策上的某種一致。尤其是在今年的7月21日，中國也開始實施“一籃子”匯率政策。由于，東盟原始6國大多已經采用了這種匯率制度，新加坡更是其中翹楚。那么很自然地，東盟和中國可考慮建立起同一個“籃子”平臺：在籃子的貨幣權重上(主要是美元、歐元和日元)能否采用相似的比重。
這樣做的結果很簡單，籃子權重相同或相似如大家遵循同一個“錨”，這樣的好處是，可以使“10+1”國家間的貨幣成為一種穩定的聯動關系。想一想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正是由于缺少一只“錨”，導致了索羅斯暢快淋漓地巡演式攻擊，打完泰國打馬來，玩完韓國玩香港。
從貿易條件上看，由于中國從亞洲國家和地區進口額近4000億美元，未來5年，中國將從亞洲進口超過2萬億美元的商品，中國的對外投資80%的重頭在亞洲地區。這意味著一種穩定的區域間都遵守的匯率安排對中國是非常有利的。中國的出口大致和東盟的出口總額相等，而且銷地都是美歐，這意味著彼此間相似的匯率安排是非常互利的，因為這避免了用貨幣的貶值作競爭手段，損害地區間的和諧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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