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中國履行入世承諾打分85

　　本報記者 王斌 實習記者 王欣 發自上海

　　在中國加入WTO四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第一財經日報》就我國政府履行入世承諾等話題專訪了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院長、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

　　《第一財經日報》：讓您回顧中國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諾方面所做的努力并給出一個

分數的話(假定滿分100分)，您會給多少？您認為中國在哪些方面做得還不夠？

　　王新奎：如果要給出一個分數來評判也許很困難，但是我們中心有一個調查，是與WTO原副總干事斯道勒在澳大利亞的研究所聯合組織的，我們每年找全球最權威的100名WTO專家,調查的內容就是講對中國入世承諾的總體評價。現在，我們已經連續調查兩年了，我們總的調查判斷都是滿意度在85%以上。

　　我國目前碰到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履行承諾不夠，因為履行承諾有三個層面了：第一個層面是修改與貿易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其他措施，使之符合我們對WTO的承諾，這點我們還是做得比較好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就是這些法律的具體執行。第三個層面就是這些法律執行過程中的程序問題。根據我們了解，越到具體細則和執行程序的層面，滿意程度就越低。

　　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從縱向來講，因為我國經濟正在轉型過程中，從橫向來講呢，我們地方政府之間的差異非常大，市場化的差異也非常大。這就造成了法律是修改到已經符合我們對WTO的承諾了，但是具體執行和程序理解方面可能地區之間有非常大的差異，有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做法也不一致。另外，國外一些機構和很多外資公司認為我們做得不夠的，最集中的焦點問題就是知識產權保護。

　　《第一財經日報》：您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何建議？

　　王新奎：事實上，我們入世的時候對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沒有作具體承諾，因為當初我們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水平已經大大高于WTO要求的水平，所以就不需要作出承諾了。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實施，知識產權保護是個長期的過程。首先，這牽涉到公民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包括企業、個人；第二就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程度；第三，就是司法和政府系統，以及包括企業個人本身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可以運用的手段以及這種手段的有效性和規范性。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加入WTO后，隨著貿易地位的提高，中國今后也將面臨更多的貿易爭端與摩擦，我們應該對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抱多大希望？怎樣運用它維護自身權益？

　　王新奎：面對貿易摩擦時，我們要認真對待各成員方所采取的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的這種措施，首先要在WTO規則下盡量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轉變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注意產業結構的提升，要讓我們的經濟增長成果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共享，這個才是解決當前新的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本之路。還有一點，就是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它不是解決戰略性貿易條件下的摩擦，是解決一般性外貿摩擦的，在貿易結構沒有大的沖突情況下，它是有效的。但是，戰略性貿易問題往往不是通過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的，而是通過雙邊磋商解決，所以這次我們和歐盟、美國達成紡織品協議都體現了這種解決途徑，這也是歷史經驗所證明的。

　　《第一財經日報》：部分外資企業還質疑中國政府的透明度不夠。您認為中國成為WTO一員后，政府部門在面對全球化的經濟環境時，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哪些?

　　王新奎：我認為，一方面，從政府來講，要逐步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公眾和企業也充分提高他們的參與度。比如，我們在網上征詢意見，基本上訪問率接近于零，發問卷也沒有回音。我國的企業普遍缺乏參與意識，這一點上，我們和發達國家比起來，甚至印度、巴西、

　　談到政府的角色，現在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是，這個體制是“腳朝上，頭朝下”，比如貿易談判過程中應該企業是原動力，然后再把他們的要求反映到政府，政府代表企業利益再考慮到國家整體利益去談判。現在是政府去談判，用談判的結果來要求企業貫徹執行。這幾年，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步轉過來，但轉得不快，所以我們談判中就處于劣勢，因為對具體的情況不清楚，你也不知道你背后的企業支持你的是什么，反對你的是什么。有的時候外資企業聲音比較響，那么它們影響我們的決策就會比較多，我們中國自己的企業聲音很小。這個時候，我們的行業協會和類似WTO事務咨詢中心這樣的NGO(國際非政府組織)就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這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