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尋求自我超越中起舞

　　本報記者 王斌 發自上海

　　“小時候我常聽爸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念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在等著搶你的飯碗。”

　　當《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曼(Thmoas L.Fried man)在其最新著

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寫下這段對女兒的忠告時，他針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也毫不諱言地指出，自從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就開始享受到一個“鏟平”的世界競技場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但世界其他國家也由于中國的加入不得不開始跑得更快。

　　技術創新才有發展空間

　　來自國家

　　在關稅大幅下降之后，如何打造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以汽車行業為例，商務部有關負責人分析認為，在WTO后過渡期關稅大幅降低的情況下，一些跨國公司有可能調整對華投資策略，以直接進口整車和零部件貿易替代本地化發展戰略，國產汽車的發展空間可能受到擠壓。從這一角度而言，缺少核心競爭力的中國汽車工業，其興衰存亡仍面臨重大挑戰。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中國工業經濟研究與開發促進會副理事長干春暉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目前困擾中國汽車工業的一大問題就是產能過剩，而由于中國企業缺少獨立自主設計開發的新技術，產品陷入銷售量大幅下降的發展瓶頸。有關資料顯示，到2010年,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生產國,各地方政府需要正視汽車產業的盲目投資問題，而企業則要將重心轉移到自主開發領域。

　　而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永看來，進入WTO后過渡期，關稅大幅下降，開放程度不斷加強，不僅僅是汽車產業面臨更大沖擊，其產業困境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問題，也要放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來考慮。“目前，在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美國位于第一層次(以核心技術為主)，西歐位于第二層次(以裝備技術為主)，日、韓位于第三層次(以加工技術為主)”，朱永說，“而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于第四層次(以裝配技術為主)，中國企業只有技術創新才能獲得新的發展空間。”

　　“服務貿易”攸關經濟安全

　　在中國開放服務貿易進程的時間表上，2006年的關鍵詞是銀行、保險、電信、分銷等領域進一步深度開放，外資進入的地域、數量和股權限制將逐步取消。此外，批發零售服務、旅行社和旅游服務、運輸服務、倉儲服務等領域也將成為外資進入的新領域。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曾撰文指出，具有全球競爭實力的外資銀行、保險、商業、運輸和電信巨頭擴大在華投資和經營范圍，將使缺乏足夠競爭力的國內服務業面臨較大的結構調整壓力。業內人士認為，這些長期處于壟斷行業的本土企業，在壓力之下的“倒逼”改革，恐怕很難在短期內扭轉競爭中的劣勢地位。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投資服務公司也在其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國有銀行狀況的改觀目前仍然主要是政府動用資源支持的結果，與其自身努力關系不大。

　　然而，按照金融領域對外開放進程，2006年,我國將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并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而保險業則允許設立外資獨資子公司。有業內人士指出，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將在高端市場和人才方面與我國本土企業展開激烈爭奪。此外，隨著外資銀行、保險公司資產比重上升，營業網點不斷增加，中國政府對銀行、保險等金融領域的監管能力也將受到挑戰。

　　與此同時，伴隨著通信業務領域的開放時間表，中國電信管理體制與企業競爭機制仍需改革。國家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信息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認為，隨著國外電信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電信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監管部門應建立公正、公開、公平、透明的管理機制，依法監管、規范市場行為，以實現電信企業間的公平有序競爭。另一方面，則要加快電信立法進程，盡快出臺《電信法》，提供有效的法制保障。

　　面對服務業開放進程不斷加快，相關產業安全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也引起有關專家重視。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表示，服務業開放的難點在于中國與國際的相對水平差別更大，因而由這一領域開放可能帶來的現代服務業外資壟斷的可能性也更大。張幼文認為，由于現代服務業在現代經濟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更為深遠，在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關注的是金融業、信息服務業與各類知識服務業，這將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乃至更廣義上的國家安全。

　　政府“入世”

　　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咨詢部主任馮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中國在WTO后過渡期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政府能否盡快轉變職能，提高向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馮軍認為，在目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政府部門的管理效率及對各種危機的預見、應對、處理能力都是十分嚴峻的考驗。

　　對此，有業內人士表示，例如外資分銷企業進入中國，對政府的沖擊就遠遠大于對企業的沖擊，表面上看外資企業影響著中國內資分銷企業的生死存亡，但本質上卻是對政府整個管理體制的沖擊，包括內外貿分離，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割及區域市場壁壘等問題，都將考驗中國政府能否在后過渡期內迅速與國際接軌。

　　“在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面對的挑戰絕不僅僅是國際規則引入以后，國內企業因應對能力有限而造成市場份額巨減的問題，”朱永告訴記者，“各級政府對國際規則的理解程度，也會影響這些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在馮軍看來，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面對諸多嚴峻挑戰，要開始學會把握國際規則的主動權。馮軍表示，所謂主動權，對內是建立相應的應對機制，包括保護關鍵領域產業安全的應對方案以及應對貿易摩擦的機制等；對外則是在WTO新一輪談判中，開始借助中國這一貿易大國的地位及影響力，掌握更多的話語權，積極參與新的WTO規則的制訂，從而建立起一種擴大對外開放與增進國家權益之間的平衡機制。

　　不容置疑的一點是，在WTO后過渡期，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入，外部市場對部分產業及行業的沖擊力度也明顯加大。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指出，未來幾年，其他WTO成員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將有增無減，來自國外的

　　同時，在WTO多哈議程的談判中，中國也面臨著新一輪談判的市場開放壓力。馮軍透露，在明天開始的WTO多哈回合香港部長會議上，我國將關注的一個談判焦點問題是，能否盡快建立服務貿易的保障機制，這一提議有可能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響應，但是目前的難度在于服務貿易作為無形貿易，其損害、威脅程度的普遍認可的指標仍無法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