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1：一雙溫州鞋的悲壯和一群草根的成長

　　溫州，名副其實的“中國鞋都”。在敢為人先的溫州人推動下，溫州鞋成為了標記為“中國制造”的沖向海外數量最多的產品之一。自然，溫州也成了我們選取作為解剖中國制造業悲慘前行的最佳“樣本”。

　　“一小撮”想融入世界的溫州商人，如“洪水猛獸”，以所向披靡的頑強創造性地迅速強占市場，也以破壞性的速度迅速毀掉市場。正是他們，在將自己推向國際市場的負面，

而這種來自民間的創富“運動”的激情背后，則是悲愴性的成長和自我消耗力量的釋放——溫州鞋業的浴火重生

　　“本店沒有溫州貨”、“本店不賣溫州鞋”。標榜商譽的提示標語掛在商場門口，這是改革開放初期，顧客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大城市常常可見的抵制溫州貨的告示。

　　“如果不是武林門的一場大火燒了我們的鞋子，說不定我的商場還沒有開得這么大。”賣鞋出身的章慶洪如今已是華東地區最大的鞋商和江蘇省很有些名氣的

　　時至今日，浴火重生的溫州鞋業再度迅速發展，溫州如今也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鞋都”。有統計表明，溫州市上萬家制鞋企業和與之相配套的服務業已形成了年產值達1000億規模的產業鏈，解決當地就業人口40萬余人。這也得到了當地歷屆政府的重視，并不得不承認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溫州鞋業不僅重新在國內名聲再起，也漂洋過海，成為沖向海外的數量最多的標記為“中國制造”的產品之一。以俄羅斯為例，它是中國鞋類產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場。2004年，浙江省對俄羅斯外貿出口11.6億美元，其中，鞋類產品約占2.4億美元。2004年，浙江省240多家開展對俄羅斯貿易的制鞋企業，溫州企業約占80%。目前，官方統計在俄羅斯的浙江商人有兩三千人。“實際上這個數字相差十倍”，一位鞋商說。

　　溫州，東漢被稱之為東甌國，因為地處東南一隅，隔江隔海，山巒低洼，人稱甌兜角。這個古時的政治邊疆從來沒有接受過長江黃河文化，邊緣化的地域環境造就了他們與主流格格不入的人文個性。在溫州當地土話里至今仍保留著形容他們“出格”時的表述“甌兜相”，意思是做事風格比較簡單，思維方式也很直接。溫州商人虧本生意不做，有利潤但有殺頭危險的生意卻是一定有人做的。他們寧可花錢了事，也不愿意繞來繞去。溫州商人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就是“櫓”。這個無法用更多詞匯表達清楚的“櫓”字應用非常廣泛，比如說信用，比如說做人，比如說道德規范。 所謂“櫓”字在詞典里的解釋就是劃船的工具，而溫州人理解的含義就是“舵”，把握方向，行云流水都有一個看起來很有規則的物理狀態，這就是溫州民間的一種簡單的社會規則和行為規范。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溫州人猶如過河小卒，每當他們沖鋒陷陣攻克一個個堡壘的時候，每當他們陷入“馬后炮”威脅的危難時刻，都是以犧牲自己生命為代價的，這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規矩。就如同一雙溫州鞋的悲壯，就所謂平日里溫州人所說的“甌兜相”，他們寧可堅持，也不會去破壞這種約定俗成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約束中的“櫓”字。

　　改革開放26年，“敢為人先”把溫州推向了風口浪尖，溫州神話一路歡歌，獨占鰲頭。實際上，溫州人只是按照自己“櫓”的方式去做了，用他們的“價值觀”的方式表達了，比如溫州人“炒房”，他沒有考慮什么時間有得住，而只考慮有沒有升值的空間，比如賣鞋，質量價格從不考慮，只要有市場。那么這些被稱之為“低小散”的邊緣生意，在別人看來不起眼的，溫州人就能夠做起來，而且越做越大。“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800年前，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譏諷事功學說的“永嘉學派”，毫不留情。

　　對于溫州鞋商的經營模式，雖然不少專家發表了指責的言論，但溫州市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卻直言不諱地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觀點：“相對于鞋商而言，理論上的降低成本與現實里的商務成本距離很大，理論上的專家在這些專業做鞋的老板面前可以說只是個文盲，對這個行業的專注和實踐，專家們不見得比他們內行。鞋佬們沒有耐心聆聽專家們的‘空對空導彈’理論，這也難怪專家們質問‘為什么不走正規路線，而實際操作的鞋商最清楚市場需要他們怎么做。”

　　在洪振寧看來，一雙溫州鞋的悲壯，實際上印證了改革開放26年以來的偉大成果，反映了這座城市的草根文明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對財富的珍惜。前赴后繼的溫州鞋，艱難地“走出去”，沿著“黑吃灰”路徑，向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這就是溫州鞋的悲壯——不被主流文化認同的“小土堆”的悲壯。

　　放在今天全球價值鏈下，溫州人的“小有作為”始終沒有被主流重視，并且處在歷史的邊緣。被輿論指責的溫州商人旁門左道鋌而走險的經營方式，正是他們的趨利性格使然。

　　“麻煩制造者”的煩惱

　　然而， 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也將溫州鞋業殘酷地推向了制造業低端的邊緣。盡管他們已經“走向世界”，但由于不懂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由于采取了不按牌理出牌的國際貿易增長方式，走灰色清關，結果低價傾銷、假冒國際品牌等授人以柄的“國際事件”頻發，成了“制造麻煩”輸出地的溫州頃刻間又引起了媒體的諸多關注和批評。如2004年的西班牙埃切爾燒鞋事件和2005年俄羅斯“3.12”拉鞋風波，“很受傷”的溫州鞋商再次把溫州拖入了國際輿論的口水泥潭。

　　“這次被俄羅斯拉去1億或2億鞋子對整個溫州鞋革產業倒是影響不大，問題是這次俄羅斯拉鞋，下次尼日利亞扣鞋，如果引發全球封殺，相對于美國、西歐這些國家使用的方式‘文明’些，可能采取環保問題、技術壁壘、人權等等名義笑瞇瞇地封殺，比如說你使用膠水不合格，比如說你沒有勞動保障，比如給你設置技術障礙，就像2001年歐盟針對溫州打火機的CR法規。西班牙燒鞋事件是個征兆，溫州鞋在全世界低成本低價格擴張遭遇圍堵，靠一個溫州民間鞋革協會實在是勢單力簿，協會的作用是有限的。”曾是溫州市鞋革協會負責調查起草第一次俄羅斯拉鞋事件報告的行業內部人士鄭旭峰同情地說。

　　“即使俄羅斯答應返還貨物給我們，起碼也要過了這個季節以后，那時，我們的棉鞋還能買給誰呢？如果按照關稅罰款處理，我們又沒有任何憑證。再說，補交稅款還不如不要”。自認倒霉的鞋商不愿意再提這個話題。

　　溫州大學經濟學院謝健教授的解釋是：溫州人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最早的先行者，靠的是靈活變通，不守別人的規則，打擦邊球，冒險膽大的秉性，而這種“溫州特色”的商業模式，與國際規范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扣鞋也好，燒鞋也好，是在所難免的。不只過去，不只現在，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存在。這種中國特色塑造的商業文化與一種成熟的市場經濟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

　　政府層面的支持似乎也沒有體現出來。“你賺錢你發財，我們沒有逼你走出去”。一位溫州基層政府部門官員對受難企業主說，“以前朱 基總理都解決不了的事情，我們有什么辦法”。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最高指示指導者商務部對“自己人”也只是發出了“走灰色清關和非正規路線是不符合國際貿易規則的。對俄羅斯來說，打擊走私和規范市場秩序政策絲毫不會改變” 的警告。這是在今年3月份溫州鞋商價值一億多元的150個貨柜被俄羅斯稅警非法拉走后，中國商務部官員對“自己人”說的話。而如何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及如何妥善解決眼前的問題，則未見下文。

　　“別小看這些自生自滅的民營小企業，盡管有不少還是作坊式工廠，一旦貨物出了問題，實際上會產生連鎖反應。溫州鞋革產業鏈專業化分工協作很細，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整個行業都會受到牽連”，鄭旭峰說。 2002年他到北京呈送調查報告時，溫州市政府指定由一位政府副秘書長前往游說。

　　1992年，創立不久的溫州“哈杉”鞋業進入到俄羅斯不久，價值幾千萬的貨物第一次遭到俄羅斯警察查抄，沒有辦法，其總經理王建平想到了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但一位外交官的回答顯然讓他很失望：“你們是怎么來的？我們又沒有請你們過來啊”。曾擔任駐澳大利亞使館商務領事的李月印也頗有感慨地說：“我們派往國外的國家商務外交人員，有沒有真正地在為企業做事？更多的時候，我們外派人員只是一個接待國內高官組團來旅游的導游，把他們服務好，領導高興，可這是我們外派人員真正要做的事情嗎？”

　　入世三年，國際貿易磨擦不斷，似乎愈演愈烈。在官話與民聲之間，全球化價值鏈下的“中國制造”連連遭遇貿易壁壘和反傾銷阻擊，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民營企業？

　　自費改革或國家援手？

　　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情況如何？中國已經或正在經歷的貿易摩擦案件與其他貿易國家或集團——例如歐盟、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及加拿大等——相比有何特點？這些國家或集團的政府及行業組織在爭端解決過程中都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如何完善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為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貿易體系，我們應該如何共同努力？

　　“游離于體制以外的民營經濟，與國際接軌的機會和融入本身沒有障礙，只是他們太少了解相關的法律和WTO規則。”高朋天達律師事務所的余盛興律師曾經代理多起國際貿易糾紛官司。他說，我們很多民營企業在本土市場，面對政府主管部門、銀行和稅務甚至國內司法機關時都是游刃有余，但是為什么在國際貿易糾紛面前顯得既缺防備之策，又無力爭之勢呢？

　　在一次次受傷之后，我們的企業是到了賣產品的同時還要考慮如何制定應對國際貿易風險戰略的時候了。比如面對風聲日緊的歐盟對我國出口鞋反傾銷，實際上歐盟相關法律規則對眾多的民營企業是很有利的，如果他們早行動、細準備，貿易摩擦也不失為一次機會。而這樣做，與外國政府采取行動之后手足無措相比要劃算得多。

　　隨著關稅和貿易配額的逐漸降低，貿易壁壘呈現諸多新的表現形式，引發了更多、更復雜的貿易摩擦。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利用WTO規則解決貿易摩擦，這也對WTO爭端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

　　中國商品在海外市場上面臨著嚴峻的反傾銷問題已成事實，民營企業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先行者”也是事實。但民營企業既在國內市場經濟地位上處于弱勢位置，在國際經貿活動中又顯得有氣無力，這種窘迫與困境，其實是個深層次的簡單問題。

　　參加過烏拉圭回合談判、現任上海市WTO事務咨詢中心主任的李月印認為，國際貿易摩擦在國與國之間比如美國與加拿大，他們的爭論也是非常激烈的。在工作層面上，中國完全應該有底氣，特別是與俄羅斯交涉，畢竟其沒有入世，我們手里有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利用我們的力量保護民營企業，讓企業走出去，因為真正能走出去的正是民營企業。但由于一些政治意愿上的顧慮，我們最終解決可能就是兩種結果。

　　當年作為WTO談判代表的李月印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到技術層面和官員意愿的表達方式時一針見血：“浙江的民營經濟，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國際分工鏈條，中國制造是簡單勞動和國際上的復雜勞動關系，我們是手腳公司，他們是頭腦公司。在資源配置上、政府服務上我們落后于別人，比如溫州的非公經濟和河北的非公經濟也不一樣。這是個營商環境問題。比如統計方式，我們的方式叫‘規模以上的管起來’，他們做夢還想管，這就是北京情結。”

　　“如果說政府號召大家都去創名牌，世界上哪兒有這么多的名牌？針對行業特點和產業自身優勢，溫州鞋的低價擴張，不是長遠之計，未來做制造業加工基地的路還有好長一段時間的路要走，如果拿這個行業與高科技產業對比是沒有道理，也是沒有可比性的，溫州的產業定位首先是解決吃飯問題，溫州的土地等資源要素制約不可能吸引更多高科技產業的外資。如果有的話，還是一些傳統產業的港商、臺商和僑資，現在看這些產業轉移得也差不多了。”時任溫州市長的錢興中曾是“中國鞋都”的創立者，在他退位以后看到溫州鞋業錯失自我提升機遇非常心急，在他看來，實際上溫州市已經感覺到了在全球價值鏈下“溫州制造”面臨著自費改革和解決產業結構調整的被動時期。

　　而據溫州皮革工業協會介紹,隨著商務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大大提高，制鞋業的制造優勢正逐步消失。為完成制鞋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適應新的發展形勢，溫州已經開始進行升級工作，其制定的《溫州市制鞋行業科技進步綱要》力求把握行業發展趨勢和重大創新技術的研究開發。

　　作者：王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