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化亟待制度創新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05日 09:49 《新財經》

　　文/劉偉

　　“十一五”期間，是我國經濟發展實現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的階段，即以人均GDP算，實現從目前的1200多美元向1600多美元的提升。

　　從經濟發展史來看，在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通常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1)經濟增長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因而高速增長帶來的總量失衡，如通貨膨脹或高失業率等矛盾會更為尖銳，預計我國整個“十一五”期間平均增長率將在8%～9%；

　　(2)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加速演變，因為這一階段通常被認為是工業化加速時期，進而也是結構變化加快的時期，一系列本來屬于長期性的矛盾集中在短期尖銳化，尤其是其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如我國現階段的失業有近50%是由于結構性原因而并非總量原因，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

　　(3)諸方面矛盾尖銳化，包括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矛盾，技術進步與結構性失業及空位并存的矛盾。

　　要有效地解決這些發展階段性的矛盾，根本在于技術進步，在于轉變增長方式，使增長切實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稟賦及效率的提高。否則，不僅社會利益矛盾的沖突使增長難以長期均衡，而且自然資源的約束也使發展難以持續。因此，轉變增長方式便成為實現“

十一五”發展目標的基本的條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在我國并不是新提出的命題，而是由來已久的問題。事實上，遠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策上，不僅在具體工作要求上，而且在長期戰略規劃上，始終在強調增長方式的轉變，強調以技術進步帶動經濟結構效益的提升，以要素效率的提高緩解資源、

能源的矛盾，以規模經濟促進粗放式經濟向集約式經濟的轉化。然而，可以說直到目前，這種增長方式的轉變仍是一個并未真正解決但又亟待處理的問題。

　　說到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至少是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技術創新的能力。沒有技術進步就不會有效率提升的直接動因。二是社會和諧的程度。因為以效率提升為首要目的的技術創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必然會擴大差別，如在經濟增長中貢獻增長速度不同的要素所獲得的報酬增長速度必然有差距，技術進步率不同進而對國民經濟貢獻率不同的產業、部門、企業所獲得的報酬必然有差距，等等。必須協調其中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才可能是技術創新具有必要的社會利益的動力基礎。三是制度創新的能力。一方面，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其說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的問題，不如說更是一個制度創新命題，制度重于技術，就是因為缺乏制度條件便難以真正存在社會性的技術創造力；另一方面，為技術創新創造社會利益動力基礎，創造必要的社會和諧條件，更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

　　因此，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制度創新。

　　人類歷史已經表明，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制度是最能激發人們的創造力的，也是最要求并且最能夠提升競爭性效率的。所以，增長方式的轉變與深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便成為中國現階段實現發展的同一命題的兩個方面。

　　我們以往之所以在理念上、政策上反復強調增長方式轉變而不見顯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競爭性市場體制的缺失。我國經濟轉軌已有27年的歷程，市場機制已經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國市場化進程的突出特點在于產品市場化，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市場化速度較快，而要素市場化，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等市場化進程遲緩，而要素市場化是提高要素質量、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術進步的最為重要的市場體制條件。看來，現階段我國增長方式能否真正有效地轉變，根本同時又是難點在于要素市場化的制度創新。

　　作者系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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