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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羅文勝
廣西報道
“潛在經濟危機正在逼近，東亞經濟再不整合，就是坐以待斃。”
這是第九屆東亞經濟合作論壇上，政經學界精英、各國頂尖“智庫”負責人就世界經濟走勢，東亞經濟整合等問題展開激烈論辯的主題。該非官方論壇于11月24-25日在廣西南寧召開,旨在12月中旬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第九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第九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和首屆東亞峰會。
“我們發(fā)揮第二軌的作用。”綜合開發(fā)研究院(中國·深圳)(簡稱CDI)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李羅力告訴本報記者， CDI是經國務院總理批準成立，就重大事項與各國相應機構進行非官方接觸。
中國外交部官員在11月30日舉行的新聞例會上透露，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印度、新西蘭將參加首屆東亞峰會，中國支持以“10+3”為主渠道建設東亞共同體。但是此前中韓官方都已經否認在峰會期間進行中日或韓日雙邊會晤的可能性。
中日暗中角力
“東亞的政治形勢正演變?yōu)橐粋�非常復雜的故事。” 東京電機大學工學部人文科學系主任、NIRA客座研究員阿部一知認為，中日韓三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qū)(FTA)，至少也將是一個“中期目標”。
阿部一知透露，復雜情況來自日本。中日韓三國研究機構近期提交了一份建議報告，報告稱，根據去年三方研究的調查表明，有超過一半的日本企業(yè)支持三年內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qū)。而紡織、服裝、加工食品等敏感產業(yè)，卻對此猶豫不決，報告稱，由于農業(yè)方面的案例較少，報告中支持自由貿易區(qū)的比例總體偏高。
商務部經貿研究院研究員徐長文透露，日本內閣府的研究表明，在日對外建立FTA中，與中國的FTA經濟效果最大，可推動日本GDP增幅達0.5%，不僅高于日與新加坡、墨西哥已經簽訂的FTA效果，也高于同東盟(0.24%)、美國(0.23%)的FTA效果。即使在日本最敏感的農產品問題上，與中國FTA的效果也遠高于日本與澳大利亞以及美國之間的FTA。但是在日本的對外建立FTA計劃中，中國被排在后邊。
事實上，日本政界對建立三國FTA的審慎態(tài)度甚至高于敏感產業(yè)企業(yè)主，日本政府以日韓自由貿易區(qū)敏感部門過多為由，解釋其對日韓雙邊自由貿易區(qū)持消極態(tài)度的理由。
而最近的消息表明，日本有意在一個比中國更短的時期內實現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協(xié)定。
中日之間的角力，因臺灣問題更顯復雜。2004年年中，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曾倡議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qū)納入，成為東盟“10+5”協(xié)議，以代替現在的“10+3”。
臺灣的兩難
“(中國)臺灣在東亞FTA中，不能再被排除在外了。”中華經濟研究院，中國臺灣地區(qū)WTO中心研究員杜巧霞說。
杜巧霞稱，1985到1995年這10年間，中國臺灣地區(qū)通過提供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大量的資本，在東南亞創(chuàng)造了聯結中國臺灣地區(qū)零組件供貨商與組裝廠的生產網絡。
自1996年起，中國臺灣地區(qū)的投資轉往中國內地，每年投資占臺灣地區(qū)整體對外投資金額均在一半以上。不同于東南亞的是，內地成功吸引臺灣地區(qū)零組件供貨商跟隨下游客戶進行投資，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產網絡。
杜巧霞稱，有兩項理由可解釋此現象。一是臺灣地區(qū)和大陸的語言相通，因此以中小企業(yè)型態(tài)為主的零組件廠商也有能力赴大陸投資。對中小企業(yè)來說，語言隔閡是其相對難以赴東南亞投資的原因。
二是臺灣地區(qū)當局限制兩岸直接貿易，增加了兩岸間供應鏈的成本與不確定性，臺灣地區(qū)廠商面臨降低成本與縮短供應時間的沉重壓力，不可能從一個不穩(wěn)定的供應鏈中獲取零組件，迫使原本在島內的零組件供貨商也轉移到內地投資設廠。因此臺灣地區(qū)當局的政策看似冷卻了兩岸的貿易關系，實則促成了更多的直接投資。
中國臺灣地區(qū)“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公開資料支持了杜的分析：中國內地自1979年改革開放之后，兩岸開始有經第三地進行的轉口貿易，臺灣地區(qū)也開始有貨物出口至內地。1981年時，兩岸貿易約4.6億美元，1991年增長至80億美元，兩岸關系高度緊張的2001年，兩岸貿易達到299億美元，2004年再增加到616億美元，其成長速度之快相當罕見。
據此，杜巧霞對中國臺灣地區(qū)被排除在“10+3”棋局外的情形充滿憂慮。
杜巧霞稱，長期以來，中國臺灣地區(qū)一直處在串連聯日本與中國內地科技鏈接的中間位置上。臺灣企業(yè)取得技術授權，或自日本采購零組件中獲取關鍵技術，再應用到在中國內地的生產。臺灣企業(yè)也在中國大陸扮演日商代工廠的角色，制造產品供內銷中國內地市場或出口至日本。其中日本依然是中國臺灣地區(qū)主要的進口來源國，幾乎有四分之一的市場占有率。
假設中國臺灣地區(qū)被排除在“10+3”之外，其地位和作用將可能被韓國及其它東盟國家取代，而削弱其在中國內地進口市場中的比重。因為臺日之間緊密的技術關系，如果中國臺灣企業(yè)制造鏈面臨危機，那么企業(yè)唯一的抉擇是維持技術聯結，以守住其在東亞生產網絡的重要地位。換句話說，中國臺灣地區(qū)必須保有一些東亞生產網絡不可或缺的專門技術。產品可因為關稅待遇不同造成差異，但技術則不受此影響。
杜巧霞認為，如果東盟“10+1”或“10+3”等東亞整合產生截斷中國臺灣地區(qū)經濟現有的生產鏈條的結果，臺灣商界就必須避免被邊緣化，很可能是跳脫目前產業(yè)外移的模式，再重新建構類似其在1960年代直接出口至美國與歐盟的能力。
東亞亟須整合應對新一輪危機
“目前亞洲經濟正在醞釀類似1997年的那場危機。”高尚全稱，他的依據很簡單，就是1997年前的經濟跡象目前大量重現，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整個東盟10國和中日韓都同時出現了向美國大量出口的態(tài)勢，對美經濟依賴日益加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東亞地區(qū)經濟整合的契機，目前的矛盾在于，在新的危機日益迫近之時，契機仍未成為現實。”
“目前東亞的區(qū)域一體化，沒有區(qū)域合作，僅僅是市場驅動，非常易于破碎。”國家發(fā)改委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對外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畢吉耀認為，東亞經濟一體化主要來自市場力量的驅動，表現為區(qū)內的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的自發(fā)性。政治體制、經濟水平以及宗教、文化和歷史上的差異使得東亞區(qū)域合作步履艱難，相較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qū)明顯滯后。
畢吉耀斷言，沒有政策協(xié)調和合作，東亞將無法應付類似1997～1998年嚴重影響區(qū)域經濟的金融危機的沖擊。
畢認為，東盟是推進東亞區(qū)域一體化與合作的開創(chuàng)者，但由于害怕作為創(chuàng)始者或領導者在區(qū)域事務中失去其杠桿作用，目前還沒準備好接受東亞作為唯一的一個實體。
日本作為東亞地區(qū)發(fā)展中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強國和先行者，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過一次雙邊自由貿易協(xié)定。由于經歷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停滯及其在經濟增長和市場自由化中領導者地位的減弱，加之對本國農業(yè)的高度保護，日本對邁向區(qū)域自由貿易協(xié)定也沒做好準備。
由于實行農業(yè)保護政策，盡管韓國提出的“東亞合作展望小組”和“東亞研究小組”，在邁向東亞實體過程中起到積極作用，事實上，韓國現在主要致力于與精心選擇的伙伴達成雙邊協(xié)定。
作為區(qū)域中崛起的經濟大國，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后，便積極參加區(qū)域合作。中國率先提出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xié)定》，在區(qū)域自由貿易協(xié)定談判中，點燃新的火花。然而，出于對政治和臺灣問題的考慮，中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建立區(qū)域機制方面，持保守態(tài)度。
畢吉耀的藥方是，東亞經濟合作前景，必須建立在政治和安全分離的前提下，采用多層次的模式和靈活的方法推動區(qū)域經濟合作，通過建立在互利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的經濟一體化，來增進政治信任。
杜巧霞杜還特別指出，東亞地區(qū)經濟整合的動力來源，是亞洲金融危機，而事實上，早在1990年，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已提出“東亞經濟共同體”(EAEG)的構想，但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因此沒有激活。2004年11月，東亞“10+3”國家決議將東盟“10+3”高峰會更名為“東亞高峰會”(EAS)，這項舉動等同于正式承認EAEG構想又再次復活，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等國家領袖也被邀請參加去年11月的高峰會，卻沒有包括美國，內中意味深長。
杜據此認為，美國在今年底首屆東亞峰會前后的動向，將成為事態(tài)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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