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董事長回應銀行賤賣論 國有股東受益最大

　　本報記者 江小山 上海報道

　　中國商業銀行到底值多少錢？這也許是一個永遠找不到確切答案的命題。

　　正源于此，自國際金融資本以近乎嚴苛的條件進入中國銀行業起，關于“賣低了”還是“賣高了”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相關爭論隨著交行的成功上市和股價節節攀升日益激烈

，并在建行IPO受狂熱追捧和匯金公司退回淡馬錫入股中行申請之后達到新的高潮。

　　公眾需要當事人的聲音。作為第一家海外上市中資銀行的股東代表，交行董事長蔣超良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這一問題。11月29日，蔣接受了本報書面采訪。

　　上市五大變化

　　《21世紀》：交通銀行是第一家香港上市的內地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目前上市已近半年，交行在上市后發生了哪些變化，總體評價如何？

　　蔣超良：境外公開上市的成功，是交行邁向國際一流商業銀行的新起點。我總結下來，改革為交行帶來了五個方面的深刻變化：現代經營管理理念開始深入人心；公司治理趨向規范；內部體制機制加速良性轉變；核心競爭力有效提升；與匯豐銀行的合作趨向深入。

　　我們對交行的公司治理有個自我評價，就是已經開始由“形似”向“神似”轉變。最能帶來直接感受的是，在每次董事會上，董事們發言踴躍，不像過去都是“一言堂”，討論的時候能聽到不同的聲音了，表決的時候也不全是贊成票了。我們對董事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也很重視，凡是能夠吸收的都盡量予以采納。我們還建立了季度評估報告制度，高級管理層每季度都要向審計委員會和風險管理委員會提交內控制度和風險管理情況報告，接受委員的質詢。專門委員會在對高級管理層提供的報告進行討論后，形成審議意見和建議向董事會報告，由董事會責成高級管理層整改。

　　《21世紀》：信息披露不充分是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后面臨的共同問題，不乏聲譽卓著的中國企業因此受到境外監管機構公開譴責或處罰的先例。交通銀行在香港上市之后，是不是也可能面臨這種信息披露問題？

　　蔣超良：我們始終堅持按國際通行標準披露信息。在引資、上市之前，我行已連續三年聘請普華永道按國際會計準則對我行進行審計。交行是國內銀行同業和香港H股上市公司中率先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披露財務報表的上市銀行，而且我們在香港上市規則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主動按季披露財務報告。今年，交行成功舉行了2005年中期和三季度業績發布活動，與投資者和分析師進行充分溝通，對風險因素、業務及管理中的欠缺和有關違規違法案件等進行充分披露。

　　《21世紀》：國際投資界非常看好中國商業銀行的良好成長性，但又對其風險管理狀況表現出很大的疑慮。在交行上市路演和其后的業績發布過程中，投資者針對風險問題提出了很多質詢。你能談談交行在改善風險管理方面做了些什么嗎？

　　蔣超良：在我們與國際投資界的接觸過程中，風險問題確實是他們的關注焦點。我們已經在這方面投注了相當大的精力和資源�� 可以說，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在交行已經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提出，要推進風險管理的轉型，構建長效風險管理體系，力爭通過三年時間的努力，使我行的風險管理水平基本接近國際同業先進水平。為此，我們引進了先進的風險管理工具，推行了授信和審計的垂直管理，進行了內部風險點排查，建立健全了問責制，初步建立了獨立性、權威性、有效性較強的內控體系和風險防范體系。

　　IPO定價沒有絕對標準

　　《21世紀》：交行H股的募股價格是2.50港元，香港公開發行和國際配售都獲得了很高的超額認購，自上市以來股價穩步上揚，目前增幅已超過30%，你認為這是否說明交行當初的IPO定價偏低？

　　蔣超良：定價問題沒有絕對統一的標準。我認為，定價是否合適，要多從幾個角度分析，如定價依據是否扎實和充分、議價過程是否規范和有效、定價結果是否得到市場的認可。綜合這些因素，交行的IPO定價應該說是恰當的。

　　從定價基礎來看，我行發行市凈率為1.6倍，市盈率為15.2倍，均高于香港同類銀行股發行時的平均水平，也是近年來大型國企境外上市的較高水平。從市場反應來看，首日交易收盤價格為2.825港元，升幅13%，升幅適中，交易量很大。說明我們的定價是有根據的，是受到市場認可的。

　　超額認購比較多、后市價格升幅大，反映出了投資者對交行投資價值的高度認同。首先，交行是第一家在境外公開上市的內地商業銀行，“中國金融概念”對投資者吸引很大，投資者對交行股票的熱捧可以說是對中國經濟信心的釋放。其次，交行信息披露規范透明，與投資者的溝通充分有效，對問題不回避、不諱言，這些都讓投資者更有信心。再次，匯豐在國際資本市場有著良好的聲譽，“匯豐因素”對投資者的影響不可忽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交行已經發生了眾多深刻變化，正在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價格上揚反映的正是投資價值的提升。

　　《21世紀》：最近輿論對國有商業銀行引資、上市有些負面看法，認為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你對這點是怎么看的呢？

　　蔣超良：從交行的經驗來看，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恰恰相反，交行上市和股價上揚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國有股東受益最大，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上市后，我行國家股及國有法人股占比為64.74%，其中財政部21.78%，社保基金12.13%，匯金公司6.55%。社保基金和匯金公司持有股份全部轉為H股，并在1年后可全部流通。按發行價格計算，財政部及匯金公司在我行財務重組時通過注資持有的股份增值1.66倍，社保基金持有股份增值47.78%；按11月25日3.375港元的股價計算，則分別增值2.51倍和95%。

　　與匯豐不是“零和游戲”

　　《21世紀》：匯豐銀行以每股1.86元的價格入股交行，從交行股票超過30%的升幅來看，匯豐的回報可謂豐厚。有人據此認為交行和匯豐的合作是筆虧本買賣。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蔣超良：交行和匯豐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戲，而是雙贏戰略，不能從匯豐賺錢就得出我們虧本的結論。商業合作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雙方都能從中獲取利益。匯豐之選擇交行、交行之選擇匯豐，都是看準了這種合作能為雙方帶來巨大的戰略利益。

　　每股1.86元的入股價格，相當于交行2003年末每股凈資產的1.76倍，此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市凈率最高的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的1.8倍，最低的是花旗銀行入股浦發銀行的1.54倍，我們的定價水平是比較高的。而且，匯豐入股使我行資本充足率及時達標，溢價部分使我行每股凈資產上升了0.17元，相應提高了我行IPO的定價基礎，匯豐概念對我行IPO的成功和股價后市穩定都起到重大作用。

　　另外，剛才我也提到了，股價上升受益的不僅是匯豐，國有股的增值更大。應該說，我們和匯豐的合作成效顯著。通過合作，交行既引進了資金，更引進了管理、技術、人才和品牌，經營管理水平顯著提升，與匯豐的合作是符合交通銀行長遠利益的。

　　《21世紀》：交通銀行和匯豐銀行的股權合作，會不會導致國家對作為國家重點金融企業的交通銀行控國家制力的喪失呢？

　　蔣超良：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財政部仍然是交行的第一大股東，而且國有股權在交行的股權結構中占據了絕對的大頭，控股權是控制力的最有力保證。而且，我們在和匯豐銀行的合作中，也從保障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角度，設置了若干限制條款。可以說，目前國家在交行擁有絕對的控制力。

　　《21世紀》：目前，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正在加緊進行，基本上走的都是和交行類似的“財務重組-引進外資-公開上市”的路子，您認為上市是國有商業

　　蔣超良：改革路徑的選擇，一旦不分對象、條件地絕對化，就談不上什么正確性。但從交行的實踐來說，事實已經說明，公開上市對交行意義重大，是交行的必然選擇。我們走向國際資本市場，一方面建立了可持續融資的資本補充機制，另一方面則可以借助國際資本市場嚴格的監管和投資者的監督，促進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