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改元年盡職調查

　　這一年，匯金正在成為中國銀行業文化革命的棋手。這一年，從周小川、劉明康到郭樹清、吳曉靈，從唐雙寧、李禮輝到姜建清、王建熙，記者采訪了幾乎所有影響銀行改革的高層。這一年記者紀錄了這些高層艱苦的改革努力，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變遷。這一年我們意在厘清這樣一個事實：不可能把銀行體系保持在政府操控之下的同時，創造出一個現代銀行業體系。

　　李濤

　　我們能駕馭它嗎

　　當工商銀行股份公司成立大會被閃光燈包圍之時，匯金和海外投行的高層都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能駕馭這只龐然大物嗎？

　　和一年前中、建兩行成立股份公司時相比，事情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那時，匯金很清楚自己將一手掌握中、建兩行的未來。潛在的海外投資者也被告知，如果購買足夠多的股份，他們將進入高級管理層，而不只是擁有董事會的一個席位。

　　但是，近一年后，美洲銀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兩家主要投資者，在中、建兩行中的實際持股比例僅為9.1%和5%，這樣的股權安排正在使業界心生疑慮。此前，匯金公司和中、建兩行一直希望出現強勢投資者，且歡迎其派副行長級以上的高管，以切實影響兩家銀行的管理水準，并曾表示若持股10%，即可派副行長。而現在，這是否意味著的他們態度已經有所轉變？

　　“這不是一個絕對量化的標準。”中央匯金公司副董事長汪建熙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不會拒絕戰略投資者進入兩行高管層，蘇格蘭皇家銀行和美洲銀行將來都有可能向中、建兩行派出副行長。

　　至于作為主要戰略投資者的蘇格蘭皇家銀行，為何實際持股只有5%，汪建熙解釋了入股協議中尚未為外界所知的細節，即在蘇格蘭皇家銀行、美林集團、李嘉誠私人基金組成的財團中，只有蘇格蘭皇家銀行要對總共10%的股權負責。對于美洲銀行將來增持建行股權的可能性，汪建熙表示，按照協議該銀行將來會增持建行股權至19.9%。

　　沃頓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夏宜虹說，除非境外戰略投資者派駐的董事是一個強有力的、擁有豐富經驗的人，不然他在董事會中所擁有的唯一一個席位并不會給銀行帶來很大的變化，更談不上“駕馭”。甚至有分析指出會出現“戰略投資者不戰略”的情形。而且中、建兩行的高層也從未提過會有“境外副行長”一事，只是表示對方會派一名董事。一位投資人士坦言，國內股份制銀行股東對銀行管理層駕馭有些失控的現象，可能會在兩家銀行顯現，他透露在股份制銀行中股東權力存在“真空”。

　　汪建熙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傳遞的信息在試圖努力消除上述“誤解”，但兩家銀行并沒有傳遞出強烈的意愿。在中國市場開放之前，一些國際銀行家渴望參股中國各銀行，而上述問題令他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他們退縮，競爭對手就有可能捷足先登；但如果貿然行事，他們又能影響這些銀行嗎？

　　特立獨行的工行

　　處在改革序列第三位的工商銀行，必須在海外投資者的熱情消退之前，贏得他們的信任。對于這一點，工商銀行早就感受到了威脅。

　　今年初，華爾街某銀行一支勁頭十足的團隊前來中國，考察中國四大銀行中的兩家——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經過一周會談后，當這個工作小組的領隊準備離開北京時，他的電話響了。令領隊感到意外的是，電話另一頭竟然是中國建設銀行的一位官員，他請這家外國投資銀行考慮投資建行。這種毫無顧忌的競爭，正迫使工行改變與海外投資者打交道的手法。

　　8月底，在高盛、安聯保險和美國運通與工行就引資達成初步協議之后，一位匯金高層人士告訴記者，匯金還未介入工行的引資談判，現在是工行方面在操作。而此前，中、建兩行與海外投資者，往往在公司成立半年之后才能達成此類協議，正式協議更是靠后，而且匯金公司是全程介入。

　　工商銀行副行長楊凱生向記者道出了原由：“工行在十月份成立公司后會與潛在戰略投資者簽署正式協議，涉及股份既非由匯金公司也非財政部出售舊股，而是來自增發新股�！�

　　按照工行與高盛等所簽初步協議，購買10%左右股份要斥資30億美元。工行現有注冊資本 金人民幣2480億元(包括匯金公司向工行注入的150億美元)，其10%與三家外資共同入股30億美元的金額正好吻合。但是按照此價格，如果10%從匯金所持股份中轉讓，卻又違背匯金一直強調要提高外匯資金投資收益的原則，即至少不應低于儲備資金投資美元國債等的收益。

　　收購團中有兩家美國公司，這與工行IPO首選地擬定紐約不無關聯。在記者拿到的工行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工作小組章程中，就有如下說明：負責研究制定和實施全局內部控制體系；根據薩奧(Sarbanes-Oxley)法案或其他可能上市地的監管要求，指定內控制度試點方案。薩奧法案要求公司內部控制要非常到位，這就增加了其合規性成本，而且公司高級管理層具有直接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此前一些國內銀行放棄在紐約上市，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量，另一方面是規避“人治”風險。

　　由此來審視工行的改革之路，會感到決策層對銀行改革的規律性，已有了較深入的把握。決策層意識到財務重組和上市只是手段，而目的是建立以規范的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為特征的現代金融企業。由是，工商銀行的損失類貸款并不像中、建兩行那樣由公共資金沖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經營利潤逐步核銷，政府的注資只是幫助其把資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及格線。這樣一個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工行的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顯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

　　“避免急功近利”體現在工行財務重組的每一個細節中。在核銷和剝離不良資產之前，工行副行長楊凱生告訴記者：“現在首要的功課就是清產核資”；一位省分行行長說：“現在是交叉稽核和本區域稽核相結合，業務不斷發生，數字變化，所以不斷查�！彼拇筚Y產管理公司競標工行約4000億可疑類不良資產的時間，之所以由原定的6月19日推遲至25日，就是因為還需補充一些數據資料。

　　央行副行長吳曉玲告訴記者，對工行“監管層今年并未像對中建兩行那樣提出考核指標”。但今年6月底財務重組完成后，工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了9.12%，而8月次級債成功發行后，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8.07%，資本充足率預計可提高一個百分點左右。

　　在來自競爭者的壓力之外，在公司成立前，工行為何作了如此多的提前工作呢？

　　最大的隱患

　　匯改前夕，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記者得到了單獨采訪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機會。他認為雖然國有企業財政性破產對銀行改革影響趨小，但財政性破產還是應該由財政買單，而不是銀行。

　　去年11月，針對記者的提問，周小川也曾明確指出“工行的方案不僅是股改方案，而是整體改革方案�！�

　　“整體”來自于工行改革的特殊性。這特殊性反映在記者從許多高層人士那里了解到的一種看法上，即國企改革特別是政策性破產對工行改革將產生不確定性影響。工行必須在新的一輪財政性破產啟動之前把“問題”解決。

　　工行一位分行長詳細介紹了其中“關節”。不良貸款其中不少并不是銀行放貸的時候不慎重，也不是地方政府指令貸款，而是地方政府支持企業“脫殼”造成的。他覺得那些撥給資產公司的不良資產其實不是不良的，是完全可以通過努力提高效益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為了省力氣，為了自己的小帳，對那些所謂真正破產了“關門、走人”的企業，一邊這樣說一邊把后門一開拉到另外一個地方。這些“企業”生產是一樣的，而且效益好了。我們都說破殼留給銀行了，而那個蟬已經飛到樹上唱歌去了。

　　因此，當工行改革方案公布時，對“匯金及財政部各持一半股權”，許多業內人士并不感到意外。匯金那位高層人士告訴記者：“財政部會直接向工行派董事�！�

　　唐雙寧曾告訴記者：“工行改革的步驟仍然是先財務重組后公司治理改革，財務重組是前提，公司治理是核心。當然，工行會吸取中行、建行兩行改革的一些經驗和教訓�！�

　　“匯金和財政部各占一半股份，究竟誰說了算？”，工行一位內部人士曾不無擔憂地說。由于不同于中、建兩行的股權安排，財政部目前與匯金公司并列為工行大股東，工行在公司治理及戰略引資方面，已明顯由中、建兩行的“匯金推進”趨向為“自我推進”。特別是

　　為何不能50%？

　　但是，海外投資者從工行那里得到的會比中、建兩行多嗎？中行至少在態度上走在了前面。

　　李禮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匯金股份降至50%，并不意味著它將減持50%股份，這是一個組合安排，包括出售舊股、增發新股和配股。

　　李禮輝的表態意味著，在中行境外公開招股后，通過增發新股、配股等使匯金股份降至50%，就使突破25%的外資持股上限成為可能。與李禮輝一起參加一個研討會的香港銀行家更看重現實：“比如說外資在董事會只有一個席位或者兩個席位，有多大的影響力？在這方面有沒有可能，外商參股從25%增加到50%、51%？”

　　參與討論的金融學家許小年的回答贏得了掌聲：“從研究角度來說，中國銀行股份賣到50%以上甚至51%以上，沒有什么不可以的。這涉及到如何看外資在中國銀行業改革中的作用，我們講外資進來帶來新的產品和技術，帶來公司治理機制的加強，甚至帶來一部分市場，比如說海外的市場。但是我覺得，我們看銀行改革外資的作用，應該從國家二十多年以來，改革開放歷史角度來看，這二十年來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什么呢？沒有開放就沒有改革。銀行改革也是同樣的，我們關起門搞銀行改革是改不下去的，一定要開放，才能把銀行改革推進下去。”

　　“如果賣到50%以上，會有一些人擔心國家對銀行失去控制了，這個問題可以技術上解決�！痹S小年解釋道，比如設置金股，國家有否決權。當然金股不能每天用，只是在事關國家金融體系安全的時候，國家可以運用金股一票下去。因此商業部分賣到50%以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這是可以解決的。

　　楊凱生的態度也留有余地：“你的投股比例多少，你只能在董事會占有相應的席位。在我們銀行占有一個席位、兩個席位，或者更多席位，必須在銀行整個資本占有相應的比例�！�

　　但25%的總持股上限能被突破嗎？

　　兩月前在香港銀行學會在京舉辦的一次酒會上，

　　但在許小年看來，銀行改革與開放是相輔相成的。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以韓國金融危機之后的銀行改革為例。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韓國很多銀行券都破產了，韓國政府花了大量的資金去把銀行壞帳消掉，賣給外國投資者。有一家銀行，韓國政府花了四十多億美元清理壞帳，最后僅以三四億美元賣給外國投資者。韓國老百姓不干了，認為這是賤賣納稅人利益、變賣國家資產。你賣掉銀行，得到的是什么？當時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回答非常好，我們買回來的是什么，是信用文化、信貸文化，我們今天之所以走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信用文化。

　　文化的背后是產權

　　至少劉明康和許小年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

　　記者曾向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詢問“中國銀行業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他思緒片刻，很認真地說道：“是公司治理和信用文化�！�

　　三家銀行通過匯金盡快完成了財務重組，并重建準備金。接下來，它們應立即調整基本的貸款程序，并創造強健的信用文化。這可能是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步。

　　為了在中國牢牢建立起信用文化，為了使我們的銀行體系牢牢樹立起信用文化的概念，外資參與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信用文化這個概念是一個舶來品，是本土文化里沒有的東西，不得不借助外力。許小年認為，外資參與百分之二十幾、百分之三十幾、百分之五十幾，數字本身并不重要，關鍵是外資的參與，是不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國有銀行的行為，建立起了我們的信用文化。

　　對不起，你不能夠給我們發政策性的貸款，因為我到這里來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我到這里來是要賺錢的。某某地方政府有一個重點的工程項目，你不能夠要我支持，我就支持，因為我是賺錢的，我算一算，收益和風險不匹配，我不能夠給這個貸款。外資參與下的這些企業行為，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下，相信我們銀行地方部門負責人是很難如此做到的。你如果做了，地方父母官搞不好會把這個樓的水電煤氣全停了，你怎么辦？

　　因此，在信貸文化的建立和國有銀行行為根本性的改變上，我們是對外資寄予希望的。如果我們看到的僅僅是外資的產品和技術，我們就不用請他們進來，我們雇咨詢公司就好了。

　　因為信用文化上的意義，遠遠超出技術管理等方面，所以許小年贊成加快外資進入的步伐，達到50%以上。至此，許表示銀行改革只是部分涉及了產權問題，記者問他為何只是“部分”，他說因為外資持股只能到25%

　　難道在銀行改革的進程表上沒有產權改革這一項嗎？當然不是。

　　為何不是金融國資委？

　　保羅-格蒂曾經評論說，“如果你欠銀行100美元，那是你的問題；如果你欠銀行1億美元，那是銀行的問題�！毕嘈帕私鈪R金成立，乃至了解兩家試點銀行股改決策過程的人士，都會體會這句話的分量。

　　其實，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第一次注資出現在1998年。當時，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從理論上計算四家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應該達到8%。果真如此的話，在中國銀行業改革乃至金融改革中擔當主角的，將是金融國資委而不是匯金。

　　但真實情況是，按當時標準，資本充足率僅達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采取審慎的作法扣除全部貸款損失，則僅為-2.29%。這一現實改變了決策層在股改論證階段地初步設想——橫向推進，同時起步，消化四家銀行主要依靠財政資源，由財政直接沖銷或提供擔保。于是，決策層確定了新的思路，即現易后難，標本兼治�！耙住笔沁x擇條件相對較好的行率先試點，“本”就是公司治理。他們對兩家試點銀行的評價是：中行資金較為充裕、建行資產質量較高。而貫穿始終發揮主導作用的則是一個全新的實體——中央匯金公司。

　　匯金一位高層向本報記者一語釋之：“當初成立匯金公司而不是金融國資委，是為了更有效的體現產權明晰和推進公司治理�！痹�2005年7月13日“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在闡述金融改革時，周小川也談到：公司治理改革是一項人們寄予重大希望的改革，我們當然不能使這項改革由于原則和指引方面的模糊性而最終令眾人失望。

　　可以確定的是，匯金公司正在引導一場金融企業的公司治理革命。

　　中建兩行拿到了450億美元黃金儲備，鮮為人知的是其中的近一半使注資行為更具投資意味。由此匯金公司代表國家持有中行100%的股權，控股建行的85.228%的股份，成為這兩家銀行無可爭議的第一大股東。所注資本仍屬于中央銀行資產。

　　然而，改革的重心并不是數字游戲。在大股東的督促支持下，兩行很快成立股份公司，建立了三會制度。在股改前期，因為可借鑒中銀香港的經驗，中行在董事會建設方面要優于建行。在張恩照任董事長期間，建行董事會發揮作用相對有限。從股份公司成立到張恩照辭職的半年時間，董事會只開過三次，黨委會與行長辦公會實際上“兩會合一”，且幾乎成為了張恩照的“一言堂”。

　　匯金高層曾向本報記者說：“匯金派去的非執行董事抱怨說參加不了決策會議，匯金前去協調，他們答應好好的，但董事會會議還是幾乎不開”。謝平甚至當著建行官員的面公開提出：“我們要求建行對董事不能有信息屏障�！�

　　匯金的底氣來自于他們所肩負的使命。巴曙松對此作了解釋，作為國有獨資投資公司，中央匯金公司擔負著兩大職能：一是負責部分國家外匯儲備投資，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二是通過注資行為維護國家金融穩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匯金對中行、建行和交行注資行為正是履行了上述職能

　　誰站在匯金背后？

　　匯金副董事長汪建熙曾表示，一直以來，匯金都是按照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指揮行事。這個辦公室一直放在金融穩定局，“中央匯金公司的機構設計和日常運行，從一開始就是金融穩定局來執行和操作的，實際權力也在金融穩定局，具體負責人就是謝平�！币晃涣私庵x平的人士說。

　　在確定向兩家試點銀行進行外匯注資前夕，2003年末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正式確立了中央銀行的兩大主要目標：保持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因此，由易綱、謝平籌建設立的央行金融穩定局的地位就日漸顯赫。

　　而匯金公司則適當的成為了金融穩定政策傳導機制中的核心一環。05年初，謝平由金融穩定局正式履新匯金后，形勢變更加明朗。有關金融穩定行政性措施由金融穩定局制定并執行，而市場化的措施則是由中央匯金公司來操作。

　　此種設計的根源是我們進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各種努力。同時，我國也出現了某些混業經營的新局面。因此，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我國的中央銀行和三個金融監管部門如何加強協調合作、建立金融穩定功能就顯得特別重要。

　　在英國將央行和金融監管分立以后，金融監管職能從央行的剝離仍然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幾乎不可能的。從英國新的金融監管體制的實際運營情況看，一則英格蘭銀行仍扮演最后貸款人角色，必須為不具備創造流動性的金融服務局兜底；二則英格蘭銀行長期積累的金融監管數據和經驗，是金融服務局所不可或缺的。根據《1998年英格蘭銀行法》和英格蘭銀行與財政部和金融服務局的備忘錄，英格蘭銀行仍需負有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穩定的職責。為此，英格蘭銀行內部新設了金融穩定委員會和金融市場穩定局。

　　有鑒于此，鐘偉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原先，人們擔憂央行在面對金融監管時會因角色沖突而難以中立，所以鼓吹分離；而分離之后卻發現，一旦央行、金融監管當局和財政部就金融風險和金融穩定應采取的措施產生分歧并爭執不下時，誰來最終決策的問題就產生了。

　　從形似到神似的博弈

　　第一次波瀾始于中行與匯金的一次爭執。

　　04年12月末，匯金公司收到中行在次日召開董事會的書面通知。通知附帶了一紙豁免協議。協議要求，與會的各位董事豁免中行在本次董事會召開三日以前發出書面通知的義務。因為本次董事會五項議案中有一項實質性議案——《中行2005年預算案》，所以匯金需要時間準備，因此沒有簽署此豁免協議，董事會以及股東大會被迫延期。

　　在05年1月中旬召開的股東大會上，董事會遺留的股本回報率問題成為中行及匯金代表爭議的焦點。匯金代表堅持股本回報率應達到11%，中行方面則認為不能達標。中行給出的理由是北京要蓋銀行大樓、上海正在收回一座大廈以及信息化建設，匯金代表指出這是概念錯誤，這是費用增加與股本回報率無關。

　　轉眼到了3月16日，張恩照辭職后，來自于在匯金的努力爭取，郭樹清成為建行“一把手”。普通的白襯衣挽起了袖子，與旁邊的學者并無兩樣：當記者在電梯里遇到郭樹請時，第一眼幾乎忽視了他。此時的他已經來到建行3個月，剛剛促使兩個省級分行長引咎辭職，董事會成員也已體會到了“郭氏風格”。

　　當時，郭樹清驚訝地發現，這家銀行的董事會在監督業務時幾乎沒有起作用，董事們幾乎從不開會，而前董事長領導下的銀行黨委卻定期開會，甚至有的是為了審查小額貸款。于是，他很快恢復了董事會的地位。

　　3月25日，在選舉其任董事長的建行董事會上，郭有備而來，拿出了加強董事會建設的五點建議，包括建立董事會專門辦公室、根據高管盡職情況審議獎金發放方案、行內部門要定期向董事監事們提供能反映經營狀況的統計資料和文件、董事監事可列席行內討論經營決策的各類會議、建立董事會對高管人員的問責制等等。

　　在張恩照時期，管理層應按照規定提前十天知會董事有關會議內容，但是這個知會期在現實中被縮減為一天。在這次董事會上，郭語重心長地強調，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要遵守《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董事會的召開要按相關規定，提前通知各位董事，并在書面通知中列明議題，提供相關文件。

　　如匯金的那位高層對本報記者所說，郭樹清還逐漸理順了建行黨委與董事會在股改中發揮的作用。他曾說，根據《黨章》和《公司法》，公司黨委和董事會等公司的管理機構在分工上本不矛盾，黨委會主要是發揮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支持保障作用，通過法定程序把黨委會的主張變為董事會的決策。建設銀行在監督制約權力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從3月中旬以來嚴格規范了黨委和各公司治理機構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4月15日，建設銀行出臺了《中國建設銀行黨委廉潔自律六項要求》。

　　當本刊記者向郭樹清詢問如何看待履新后“局面大為改觀”的評語時，他平靜的以一句“大概吧”回應。

　　從一開始，匯金就對中行董事會的評價甚高，這是因為借鑒了中銀香港的經驗。中銀香港大部分管理層都是外聘，具體經營黨委不插手。對于戰略投資者是否會進入高官層的外界疑慮，李禮輝明確告訴記者，除了董事會席位，中行將會邀請戰略投資者進入副行長級的高級管理層。

　　同樣，按照匯金的部署，兩行的監事會開始發揮作用，謝平說：“主席也好，監事也好，我們告訴他，2004年沒辦法，剛成立幾個月，2005年，對不起，監事會必須把所有的高管、董事，每個人干的怎么樣，文字報告拿來給我看，然后我再決定給你多少薪酬�！�

　　蘇格蘭皇家銀行考察團來了……

　　迄今為止，從三家銀行高層那里，記者從沒有聽到“大規模裁員”的詞語。

　　5年前的，中國工商銀行擁有約50萬名員工。但自那以來，工行已關閉了約4萬多家基層機構中的一半，裁掉了約13萬人。工行行長姜建清表示，員工仍然過多，但當他被問及他將如何進一步裁員時，他說：“這是我最不愿意回答的敏感問題”，“但我們將通過退休來逐步解決冗員問題�！�

　　高盛亞洲區董事兼總經理胡祖六此前認為，兩行在人事制度上除了采摘一些“低垂的果實”，如裁撤一些分支機構和減少部分冗員，并沒有觸及到傳統用人機制尤其是高管人事制度的根本缺陷，仍然是官本位至上，忽視了現代商業銀行必不可少的專業管理領導才能。

　　總行層面的變化顯然還不能令匯金滿意。直至今年三月，許多分支行還抱著在股份制改革中沒有多少事情可干的態度。中行3月份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簽署了戰略投資備忘錄，但接下來的進展令雙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簽署備忘錄的消息隨即外露，這家海外銀行的股價頓起波動，于是股東敦促派考察團前往中行�？疾靾F一行來到中行總行，感到滿意，但是到了一些分支行，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話講就是“面有沉色”。匯金敏銳的察覺到了這一點，不斷督促中建兩行將改革盡快進行到分支行層面，因為海外戰略投資者的盡職調查開始更為關注基層。

　　履新不久的郭樹清也聽到類似的反映，說股份制改革是上面的事，是總行的事，如成立董事會、監事會，引進戰略投資者等，與分支行的關系不是太大，分支行在股份制改革中沒有多少事情可干。

　　在4月29日召開的分行長春季座談會上，許多分行長第一次親睹了“郭氏風格”。郭樹清告誡他們：“股份制改造不僅是總行的事情，也是每一個分行、支行的事情。”因此，每個員工都不能置身事外，每個員工都有責任、有義務為股份制改革作出貢獻。

　　“鐵的紀律”、“失職問責”一類字眼縈繞在座每位分行長的心頭。會議結束后的第十天，建行出臺了領導人員責任追究制度，即《關于追究案件發生機構及其上級機構領導人員責任的規定》，該規定出臺僅半月有余，湖南、山西兩省分行行長即因所轄基層行近兩年案件多發等原因而“引咎辭職”。本報記者曾問是否還會搞下去，他笑著說：“你是不是希望我們的行長都下臺”。顯然，此舉已起到了警示作用。

　　“我們不是太喜歡出風頭”，“我們也有基層行長的引咎辭職制度”，中行新聞發言人王兆文在6月初作出了這番表態，他還特別強調了中行一直將人力資源改革作為其公司治理改革最重要的一項任務。

　　與建行從3月中旬開始的董事會建設為主的治理改革不同，中行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人力資源改革和管理體制改革。29家分行的改革具體實施方案已經獲總行批準，按部就班的實施。

　　記者收到了一篇題為《中行江蘇分行穩步推進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初現成效》的通稿，其中93%的員工認為自己的危機意識明顯增強，有些員工甚至使用了“心靈深處的震撼”、“靈魂的震撼”等字眼來表達感受，讓他們有此感受的就是改革中突出的八個字——“以崗定薪”、“人崗匹配”。

　　近乎與此同時，建設銀行在金融系統率先出臺了《中國建設銀行關于違規行為積分管理的暫行辦法》，借鑒交通管理部門違章扣分管理的思路，對建行員工和機構的違規行為實行24分制積分管理，達到24分者將下崗。

　　丑聞的力量

　　謝平最近透露，在兩行進行的貸款損失責任認定和追究工作中，共處理了近5萬人。其中中國銀行共處理責任人1.8萬人，建行共對約4萬名應承擔主管責任的責任人進行了追究處理。

　　謝平在他的關于金融腐敗的研究中描繪了一種金融改革中的“中間過程利益集團”：他們不喜歡傳統計劃體制，因為計劃體制不能賦予他們尋租的機會；他們也不喜歡真正的市場體制，因為市場體制剝奪了他們尋租賴以存在的權力；同時他們還不喜歡透明度，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腐敗很難進行。

　　根據謝平在2003年的調查，在3561份問卷中，調查主體普遍認為，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的隱性收入占總收入的20%-60%，全國平均為28%，特別是金融機構負責人隱性收入接近50%，信貸人員則超過30%。其中監管當局負責人的隱性收入最高，其次是部門負責人和一般經辦人員。因為金融腐敗，企業為獲得貸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約在9%，與貸款利率上限相加，實際利率在15%-16%之間，與民間信貸市場相近。

　　自今年年初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爆發10億元資金被盜大案以來，基層金融機構一時間風聲鶴唳，先后有山西和吉林等要案被公布出來。銀行案件的大面積曝光，一方面彰顯了監管當局力除陳弊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層銀行尚存有薄弱環節。

　　劉明康在9月的銀行業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尖銳地指出，由于一些銀行業金融機構仍然未認真執行銀監會關于防范操作風險的13條制度，致使今年以來的新案發案率仍然較高。這類會議銀監會已經接連召開了六次。劉明康認為案件高發的原因一是舊體制的弊端、當前復雜的社會矛盾、較差的社會信用環境和不良的銀行傳統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與作用；二是商業銀行自身管理體制不完善，基本制度執行不力、內控制度不落實和對基層機構特別是對機構負責人管控不到位。

　　丑聞影響了戰略投資者的股東們的情緒。自從三月份蘇格蘭皇家銀行擬投資中行的消息爆出后，這家銀行的股東們的反對聲音不斷，理由是最近中行出現了一連串丑聞和內部欺詐。直到8月4日，這種聲音迫使蘇格蘭皇家銀行單方面取消了入股計劃的宣布。接近蘇格蘭皇家銀行的人士說，該行與中國銀行之間的交易已經最后敲定，只是最后時刻的技術和法律問題使它未能宣布。

　　等到8月18日，中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簽署戰略投資協議時，人們知道了法律問題所指——“保護性條款”。蘇格蘭皇家銀行牽頭的一個銀團將支付31億美元，收購中國銀行10%的股權，該銀團承諾持股三年，同時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保證和保護，擔保該財團的投資不受中國銀行財務突然惡化和其它風險的影響。據悉，蘇格蘭皇家銀行贏得的上述讓步，是購買海外投資者所獲得的第一個此類擔保。

　　下一個？再下一個？

　　汪建熙曾說要接手一金融集團，謝平的存儲卡裝著對光大的注資方案，中國進出口銀行正在尋求匯金的注資：一盤大棋局日漸清晰。匯金公司通過各類方式注資銀河

　　在健全控股企業公司治理之時，關于匯金自身的治理結構，鐘偉并不認為類似淡馬錫那樣不公開財務的做法是可取的。因此匯金在內部治理方面可以比淡馬錫走得更遠。匯金應有勇氣披露其章程、人事構成、資產負債表等關鍵信息，以獲得公眾對其的支持。

　　匯金既不會成為淡馬錫，也不會成為金融國資委等如汪建熙所言的“政府工具”。因為匯金一年的脈略正在顯現其核心使命——構建中國金融產權基礎設施。

　　為了產權及財富更有秩序、有效率地創造與交換，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軟環境”，既市場制度層面的產權基礎設施。劉明康指出，國有商業銀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初步體現在國際評級公司最近調升了對這兩家的評級。盡管如此，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國有銀行改革成功有待于一系列外部條件的支持，例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良好的產權基礎設施、健康的信用文化等。

　　這就意味著，在匯金促進了產權多元化、實現了公司良治后，它應該逐步退出。國際上主流的做法是，政府在“注資”并接管相關金融機構后，會在它們基本有能力恢復正常經營時，退出相應的股權和資產。日本政府和韓國政府都曾這樣做過。政府“注資”后，采取一些列積極、嚴厲的措施對這些金融機構加強監控，有的還設定分階段的經營目標，這些措施對扭轉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取得明顯成效。其后，政府退出，恢復其應有的市場地位。

　　“政府逐步退出才是長久之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證建立健康、有效率、有競爭力的銀行和金融體系�！焙�祖六說，“如果不改變銀行的現有產權結構，包括注資在內的很多改革辦法都是治標不治本�！�

　　匯金是中國銀行業文化革命的棋手嗎？

　　檢測改革效力的標準是，改革是否能將有效的風險管理方式融入銀行貸款政策的核心，從而打破上述循環。要做到這點，僅僅自上而下得強行施加規定是不夠的，還需要實行一位外國央行官員所說的“文化革命”。

　　這種辦法也許太激進了。但不可能既把銀行體系保持在政府控制之下，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現代銀行業體系。事實很可能證明，試圖兩面兼顧將是一項代價最高的政策。

　　李禮輝對記者的回答已經傳遞出強烈的信號，歡迎戰略投資者進入高管層，匯金持股可降至50%。

　　劉明康告訴記者，現在沒有提高比例的考慮，但是明年年底會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將在一個適當的時候研究這些戰略問題。

　　“我們不想在上市后聽到任何丑聞�！眲⒚骺迪Ｍ�。

　　在銀行改革經過真正意義上的產權多元化洗禮后，當然一切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