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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浙江專稿 徐益平
盡管外界對溫州民間金融市場褒揚有加，但身為“局中人”的溫州官方卻“冷暖自知”。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日前出爐的一份研究報告披露，曾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中居功至偉的民間金融搖身一變，已成為掣肘該市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因素。報告呼吁，應改造和提升溫州傳統的民間金融市場，“適當放棄對自發性金融結構變遷的迷信
和依賴”，轉而從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蘇南模式”中汲取長處。
這份名為《區域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的比較研究———以溫州、蘇州為例》的報告，通過以溫州和蘇州為研究樣本區域，首度詳細揭示了溫州草根金融的短板。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人士介紹，選擇蘇州為比較參照系，是因為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作為我國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經濟模式，發展路徑迥異：前者發展初期主要依靠企業內源融資和民間金融市場，上世紀90年代后正規金融成功介入；后者發展前期主要依靠集體經濟、基層政權與國家金融的合作，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量引入外資。
報告顯示，在兩種模式的作用下，溫州和蘇州各自結出的果實反差強烈。蘇州在原有的紡織、輕工工藝等制造業產業基礎上，培育了IT產業、機電、生物醫藥、精細化工、家電和新材料等6大支柱產業，成為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制造業城市，且40%為高新技術產業；而溫州支柱產業仍停留在鞋革、服裝、工業電器、塑料制品、印刷等傳統產業上，工業產值中高新產品產值占比僅5%。
溫州的產業困境不言自明。對于成因，溫州人行認為：“這種產業格局與區域金融結構不無關系”，特別是溫州多年來民間金融所占份額較大、正規資本市場發展嚴重滯后的金融結構，“雖然在改革初期發揮了重要的金融深化作用，但到現在已成為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制約因素”。
該行進而對民間金融之于產業結構的影響進行了詳細闡述。報告分析，溫州民間金融具有分散性的特點，同時是一種組織化程度較低的金融形式，難以形成較大的資金借貸規模。受資金因素限制，溫州企業只能選擇設備少、投資小、上馬快、投資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資項目，因此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場”的產業產出格局。而且，民間金融作為一種傳統服務，很難提供產業技術創新投資所需的金融工具創新和大規模融資支持，影響了產業技術結構提升。
另一方面，溫州官方在一些領域可以限制民間金融的進入，但一般不能直接引導后者的投向，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政府有產業升級的規劃，卻不掌握民間金融資源；而民間金融注重短期效益回報，往往并不按照政府規劃投資產業升級項目，民間金融對產業升級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動的。
相比之下，依靠“經濟能人和政府資本、銀行資本相結合模式”發展的蘇州企業則不然，可以生產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更強的融資風險承受能力，并且蘇州金融對產業發展表現出更強的供給引導性。
據此，溫州人行認為，在民間金融市場的作用發揮極致之后，“溫州倒應該向蘇州模式汲取長處，適當放棄對自發性金融結構變遷的迷信和依賴，而加大強制性變遷的目標選擇和引導力度”。
在報告中，溫州人行課題組提出的具體建議是：改造和提升傳統民間金融市場，逐步消除金融結構的二元化，采取如民間借貸契約的票據化、允許企業集團內部財務公司進行資金調劑和內部集資、設立信貸組織和社區銀行等措施，提高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組織化和機構化，實現傳統金融向現代金融并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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