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轄這8年 重慶大城市如何帶大農村

　　本報記者 吳紅纓 重慶報道

　　11月15日，重慶“三峽庫區�熤貞c�牻洕�發展暨金融服務高層論壇”。國務院三峽工程辦公室、央行、國家發改委等的官員均有參會。

　　直轄八年，重慶的發展有目共睹，但“大城市大農村”的結構仍未根本改變，“大農

村”的主要所在地“三峽庫區”的發展亦不樂觀。

　　庫區如何發展？央行行長周小川婉拒了重慶希望中央給予更多政策的建議，他認為，解決西部問題，不能沿用過去中央給資金給政策的思路，而是要大力推進改革。

　　論壇上，當地幾位專家提出建立“三峽農村特區”的構想引人注目。它是否是促進重慶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新的錦囊妙計？

　　基礎設施奠基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重慶直轄的議案以高票通過。發揮重慶特大城市的輻射作用，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正是高層領導對于直轄市重慶的定位。

　　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重慶面對的最大考驗就是農村。同為直轄市，重慶和京、津、滬完全不是同一概念。這個不同可簡單描述為：直轄之初，人口3100萬，農村人口占81%，大城市、大農村并存，二元經濟結構突出。

　　由于實行了幾十年的“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的經濟政策傾斜，積累了很多社會矛盾。重慶市農委一位負責人感嘆直轄前幾年的工作很難做，“我們三天兩頭往農村跑，處理各種各樣的糾紛、沖突，有些還是中央直接批示的。”

　　“大城市帶大農村”，統籌城鄉發展，成為重慶別無二選的發展戰略。

　　但這個戰略沒有明晰的道路。重慶首先進行的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以縮短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時空距離。這個思路在以后兩屆政府得到進一步強化。重慶市副市長趙公卿曾說，“直轄以來，政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修路、建橋。”

　　2002年，原交通部部長黃鎮東調任重慶，對交通規劃進行了大調整：從當初區域性的骨架公路網絡的構想，提升到了“水陸空齊頭并進，全力打造樞紐重慶”。同時，縣際、村際公路，以及農田水利、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也全面輔開。

　　2003年底“8小時重慶”工程實現，以前要兩三天時間才能到重慶的巫山、巫溪、城口等地，在8小時之內到達。至目前為止全市已實現了所有的鄉鎮和90%左右的行政村通公路。重慶的城鎮化也由1997年的28%上升至43%。

　　觀察人士認為，在這一輪的發展中，中央給予重慶的政策和資金起到重要作用。一個是西部大開發，在重慶的國家級投資項目增多，二是給予重慶巨大財政支持，據重慶市財政局透露，直轄以來，中央財政每年對重慶的轉移支付和專項資金為180億和260億。

　　第二個支持是庫區。三峽工程總投資1800億元，其中600億元是移民和庫區建設，其中大約有470億元用在重慶，帶動的相關投入可達1000多億元。

　　三大經濟圈補落差

　　在大力發展基礎設施的同時，重慶也在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

　　重慶的主要特點是城鎮規模等級結構不平衡。這種“落差”，嚴重阻礙了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間的交流輻射，特別是主城區外缺乏5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使得都市圈向外輻射時找不到有效的“中轉站”，而在農村，大量的資源要素又找不到“凝聚點”。

　　2001年，重慶“十五”計劃中提出了“建立三大經濟圈”，實施分類指導。重慶市社科院農研所所長王渝陵認為，至此，“大城市帶大農村”這個大文章基本破題，它的核心就是充分發揮城市的輻射力，帶動農村的生產力。

　　按照規劃，重慶被分為發達都市圈、渝西經濟走廊、三峽庫區三個部分。發達都市圈總面積5473平方公里，它的是目標成為帶動全市經濟的火車頭；渝西走廊定位是逐步形成成渝兩大城市之間的中小城市連綿區，成長為全市經濟新的增長極；三峽庫區造則是通過特色生態產業體系，提升經濟總體實力，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發展的后續支撐力量。

　　重慶還陸繼推出“三百工程”作為重要抓手。“百萬產業工程”，側重于農業和農產品結構的調整，主要是通過培育龍頭企業，增加農民收入和就業；“百強鎮工程”在全市選擇了103個鄉鎮，它們功能是通過是發展二、三產業，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百萬勞動力轉移就業工程”啟動于2004年，著重于勞動力的培訓和輸出。至2005年，重慶城鎮化率已由1997年的28%上升至43%。

　　2005年，重慶調整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確定步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階段。重慶市財政局副局長封毅稱，直轄以來，財政對“三農”支出每年以平均25%的速度遞增，到2004年達到105億。

　　封毅介紹說，今年5月進一步確定的傾向性政策包括，確保各級財政每年對農業投入的增長幅度高于財政經常性投入增長幅度，確保土地出讓平均純收益的15%用于農業土地開發，確保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計生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縣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等等。就在這一年，重慶全面取消農業稅，每個農村人口每年將減負72元。

　　三峽特區猜想

　　“大城市帶大農村”戰略8年來，農村經濟總量得到提高，但并未根本改變二元結構的格局。尤其是重慶大農村主要所在的庫區，由于產業空虛的問題未能有效解決，難以帶動農村的發展。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高金榜指出：“庫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2%，也低于西部地區的平均水平。”重慶政府也表示，2004年庫區人均GDP僅為6100元，低于全市水平。

　　那么，是否還有其它可創新的途徑？

　　蒲勇健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我們既不能通過工業化消滅農村，也不能通過農業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移解決農村收入偏低的問題，通過農莊的方式，農民通過土地的入股和打工可獲得穩定的雙重收入。

　　而來自重慶大學的教授冉光和，則建議將三峽庫區建成國家級生態經濟特區。這個建議是基于對庫區的生態安全以及社會穩定的考慮。

　　所謂生態經濟特區，冉光和解釋說，生態經濟特區在于實現特殊政策，包括國家經濟政策和特殊的管理體制，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著重保護三峽庫區生態環節，生態經濟所需要的資金除自身積累以外，還主要靠國家支持和社會支持。

　　蒲勇健和冉光和兩位教授有個共同觀點，即希望中央應給予重慶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因為庫區是全國的庫區”。

　　這和市長王鴻舉在論壇的發言表達的意思大致相同，王鴻舉此前提出建議，呼吁加大對服務庫區的金融機構的政策支持，以政策的凹地來帶動資金形成的凹地等等。

　　但周小川在演講中婉轉地表示，在我國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解決西部問題，既不能沿用過去給資金給規模的政策思路，也不能過多地依靠政策貸款，而是要大力推進金融機構的改革，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為充分發揮金融資源的市場配置打下基礎。

　　不過論壇使重慶獲得一份實惠的禮物，中國農業銀行決定授信重慶300億元，用于促進重慶城鄉一體化進程。而它正是農行市場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