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資源困局：呼喚中國自主技術革命

　　王 建

　　資源之困

　　中國近幾年經濟增長帶有明顯的重工業領先增長特征，我國對石油、煤炭、電力、鋼鐵以及各種有色金屬的需求突然增加了。

　　這是一個長期趨勢。由中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引發的中國工業結構朝向重工業階段的變動，是中國經濟進入到中、后期階段的反映，這與工業化先行國家所走過的歷史軌跡一致。以能源消費來說，日本是最節約的國家，同年的人均能耗為5.3噸標準煤，如果中國在2030年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屆時總人口是15億，按日本的標準，總能耗就得達到80億噸標準煤，即未來25年中國總能耗還需要比目前的20億噸再增加3倍。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資源當然可以考慮國內外兩個市場，近年來中國已經將世界每年新增石油產量的30%、新增鐵礦石和氧化鋁產量的70%、新增銅產量的90%進口到國內。

　　中國的石油可采儲量只有150億噸，而未來26年的消費量累計將達432億噸。即使按照世界發達國家比較節約的標準來消費原油，中國完成工業化的進程也會使世界石油資源提前14年耗盡。

　　如果依靠中國與世界的石油資源不可能支撐中國完成工業化，中國就得依靠煤炭。按2030年后年均90億噸的煤炭消費量計算，中國的煤炭儲量也就夠再支撐55年。煤炭作為能源方式的最大問題還不是資源問題，而是環境問題。如果在未來25年中國的煤炭消費再增加3倍多，對環境的破壞將是毀滅性的，中國將成為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如此，搞工業化建設也沒有任何意義。鐵礦、銅礦、鋁礦靠國內都不行，都需要進口，但國際資源需要全球分享，還面臨運輸與政治等因素的制約，也不可能滿足中國需求。

　　國內資源不足，國際資源又靠不上，怎么解決這個矛盾？

　　地質部門的人士說，在中國找礦的潛力還很大。應當承認，加大對勘探工作的投入與力度，的確會增加，甚至可能會大幅度增加我國某些資源的保有總量，但不能用“走一步、看一步”的辦法來設計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把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建在許多未知數上。

　　那么靠建設節約型社會，靠發展“循環經濟”是否可以解決中國的資源矛盾？一般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時，居民對物質產品需求才到達了飽和點，主要原材料年生產量才會下降，而中國目前才剛剛超過1000美元，如果不考慮

　　另外，即便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國內和國際資源仍無法負擔中國達到完成工業化階段所需要的資源量。上面計算的資源需要量，是根據發達國家普遍已經達到的消耗水平計算的，這其中已經隱含了轉向集約型軌道的結果。

　　現代工業化社會，是發達工業國家依靠工業革命以來所發明創造的科學與技術構建的，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共7億人口，已經占有并消費了目前地球年產出資源產品的80%，一旦中國也加入現代工業化國家行列，將會使世界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增加兩倍，如果中國繼續沿著傳統的工業化道路走下去，肯定越走越走不通。

　　所以，有人提出中國不能走傳統的重化工業化道路，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發展服務業和依靠海外市場提高國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但是馬上有人站出來反對這個觀點，認為服務業的發展只能是在中國居民對物質產品的需求基本滿足了之后的事情，在現階段還是要以發展物質生產為主，在世界資源總量不足的情況下，中國不論依靠國內還是海外市場供應資源都不夠。

　　反對中國走重化工業道路的人是從中國工業化的起點出發看問題，由于中國工業化的起點，即國土資源狀況是不可改變的，所以重化工業的道路就走不下去，這個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主張中國必須走重化工業道路的人是從中國工業化的終點看問題，因為追求美好物質生活享受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沒有中國要完成工業化這個遠景，黨和政府領導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也就沒有了目標、動力與凝聚力，所以這個觀點也是正確的。

　　起點也正確，目標也正確，但兩者卻在相互否定。這種起點與目標間的相互矛盾與沖突，看起來似乎很怪誕，但卻鮮明地描繪出了中國在朝向完成工業化目標這個歷史進程中的矛盾與困境。如此，中國應該如何選擇呢？

　　以新技術革命突圍

　　如果起點不能變，目標也不能變，那么能夠改變的只有過程。

　　現代工業社會是建立在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為主要能源，以鋼鐵和有色金屬為原材料的基礎上的，并在傳統的工業化能源與原材料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現代的加工技術。中國的工業化如果重復那些工業化先行國家歷史的軌跡，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資源與環境的困境。所以，中國必須以新能源和原材料為基礎，發展新的加工技術，以徹底擺脫傳統能源與原材料的束縛。所謂“中國必須建設新工業化社會”即是此意。

　　黨和國家都提出，中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其中的“新”字，我理解是對比過去中國的工業化主要依靠資本和資源的投入，主要靠量的擴張實現經濟增長而言，強調今后要更多地靠技術投入，減少資源消耗，實現產品附加值的提升，但就其所指的技術投入而言，還是現代工業化國家所普遍采用的技術，因此對中國來說是“新”，對發達國家來說卻并不新。若中國要建設“新工業化社會”，由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和加工技術必須都與傳統工業化技術不同，所以不僅對中國是新的，對世界也是新的。

　　新能源、新原材料應具備更清潔、更環保，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點，而能源與原材料不同，加工技術也必然發生革命性變化，并出現許多與傳統工業化社會不同的新產品，新消費方式與商品流通方式。整個社會都會發生變化，因此是一個全新的社會。

　　具體到未來中國的“新工業化社會”將采用什么樣的新能源、新原材料，以及與此相應的加工技術，這是中國科學家與企業家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發展這些新技術的歷史重擔只能由中國人來挑，而不能指望發達國家。發達國家雖然也在開發不少新技術，但一是因為他們的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沒有面臨中國這么巨大的發展挑戰，開發新技術的動力自然不足；二是發達國家正在把他們的傳統制造業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自身則走上了“虛擬資本主義”的道路，資本牟利的重心已經轉向了金融市場，并以金融商品與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相交換，滿足自身的物質產品需求。資本對利潤的追求曾經是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科技的強大動力，而如今這個動力轉向了非物質產品的資本市場，頂多還在推動衍生金屬產品交易技術以及相關的電子盤交易技術的發展，在物質產品生產中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就大大衰減了。目前美國共同基金的平均持股天數只有8.3個月，所謂國際“熱錢”的平均持股天數更短到只有兩周，而開發一項基礎技術則需要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沒有長期資本投入，科學技術又怎么能發展？近年來美國的新增GDP中

　　所以，中國要建設“新工業化社會”所需要的技術只能靠自己，因此黨中央關于“十一五”的建議提出，要增強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十分及時的和特別重要的。但還是應進一步明確，所謂“自主創新”，并不是因為中國所要的技術發達國家不給，而是從未來長期看，發達國家也沒有，也給不了。因此所謂發展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就不應只是單純接續發達國家的技術路線，更不應僅僅瞄準進口替代，把關鍵技術做到國產化就滿足，而是要走一條發達國家也沒有走過的技術道路。

　　發展新能源與原材料技術，以及相關的加工技術要靠市場和企業，但是更要靠國家，因為從目前國內、國際資源情況看，支撐中國的工業化需求還可以持續比較長時間，傳統能源與原材料在價格和供應方面還有很大的市場優勢，企業當然不會立即放棄原有的生產能力與市場，因此在轉變中國工業化技術路線，朝向“新工業化社會”前進方面，打頭的只能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對基礎科學技術研究的投入。國家要在財力投入方面作好長期的和巨大的投入計劃，并組織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業的科技研發機構進行聯合攻關，以期在未來十多年內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開拓新技術路線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長時間，即便新技術開始投放市場，與傳統工業技術也有一個逐步替代的過程，在這個時間段內，中國最需要處理好的事情，是傳統工業化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以及在吸納世界資源過程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源需求矛盾。但是只要中國從現在就起步開始進行從傳統工業化社會向“新工業化社會”的轉變，當世界資源無法繼續支撐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時候，中國也將有能力依靠新工業化技術繼續邁動工業化的步伐，就不會被走傳統工業化道路所必然面臨的資源約束所打斷了。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