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分歧與共識

　　對中國過去26年中出現的發展奇跡，人們可以給出不同的解釋。不同學派都可以把中國的成就說成是自己理念的勝利，同時，又都可以把中國存在的問題歸因于沒有實施自己的理念。然而現實是任何一種理論都難以解釋的

　　馬克思是西方人？

　　“有財富的人是負責的，無產者是不負責的。如果無產者有很大的民主權利，上臺的政府一定是左派政府。他們會做什么？把富人的錢奪過來�！备甙旱穆曇粼诒本┐髮W光華管理學院的教室里回蕩，“無產者只講分配公平，不講生產�！�

　　11月5日上午9點，一堂西式的“精英教育”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上演。大段的英文解釋，眾多的英美經濟學家名字以及帕累托改進、X無效率等經濟學名詞，真切地讓人體會了西方經濟學的感染力。講課者正是從去年開始背負罵名的張維迎，這堂課他講的是資源的配置效率問題。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1990年9月

　　盡管觀念多有不同，張維迎與同在北京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周其仁，近來被國內的“新左派”學者指責為“鼓吹”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三員干將。

　　在課堂上，張維迎侃侃而談：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在于通過資源的配置使生產效率提高；資源的配置比存量更重要，比如，俄羅斯資源多，日本資源少，但日本經濟赫然比俄羅斯發達；不同的配置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不同，以人力資本為例，經濟的停滯與增長是由企業家的能力決定的；技術進步的快慢取決于從事企業活動的最能干的人的能力……

　　“沒有比爾-蓋茨發明powerpoint，我們老師得多吃多少粉筆灰……”張維迎指著投影儀對學生們說，“企業最能干的人的能力大小又決定了企業規模的大小。金山公司規模不如微軟，也說明蓋茨比金山管理者(求伯君)能力大。這一點同學們同意嗎？”

　　“不同意�！苯淌依锏偷偷貍鱽砹藥讉�學生的回應。

　　當然，不同意這種“西方經濟學”觀點的人不止幾個北大學生。在10月23日的“劉國光經濟學新論研討會”上，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首先發言《歷史關頭，何去何從？》。他號召結合我國建設和改革以及世界經濟的實際，展開一場擺事實、講道理的大討論，看看究竟什么思想更能解釋客觀現實和指導人們的實際活動。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詹武發表了題為《必須牢牢掌握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發言。他指出，要使改革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首先具備一個大前提，即這種改革的導向和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如果改革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搞私有化，那么改革將不是動力，而是大破壞”。

　　據國內一位著名的老經濟學家介紹，目前國內在經濟理論和教學確實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是以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教授為代表，“不能把現時期世界主流經濟學即西方經濟學當作我國的主流經濟學，而應該采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另一種是以北京大學林毅夫等人為代表，“十四屆三中全會政府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后，市場經濟體系中有關經濟學的內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認，這就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F在應該承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主導地位”。

　　而周其仁稱，自己對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的涇渭分明感到不解。他向媒體講述了一個故事：2004年一個冬日的上午，倫敦北部的高門墓地，長久以來一直對馬克思懷有敬意的周其仁在尋找馬克思墓。

　　公園的景色令人難忘。9點整，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太太步履緩慢地走來，掏出鑰匙開鎖，她是墓地的看門人。這是一塊收費的墓地，每位訪客要付2英鎊，帶相機外加1鎊。從大門向里走，不很遠就看到了馬克思墓。墓地四周的界限并不分明，最引人矚目的是雕有馬克思頭像的墓碑。墓碑正面刻有“workers in all lands unite”的口號，下方是同葬此地的馬克思夫人燕妮和他們女兒們的名字。

　　周其仁的想法很簡單。1968年周其仁在黑龍江上山下鄉時，父親寄來一本《資本論》。“當我第一次翻閱《資本論》的時候，她著實叫我吃驚。原來那才叫學術著作�！敝芷淙收f。

　　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周其仁仍搞不懂，為何從前蘇聯就開始把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立起來劃分。

　　“這位生于德國、曾在法國工作、最后流亡于英國并葬于倫敦高門墓地的卡爾·馬克思，是不是一個西方人？”周其仁疑問到。

　　“這種爭論不在誰是不是西方人。關鍵是一些所謂的西方經濟學家在中國鼓吹‘唯私有產權論’�！弊蟠笈嗾f。

　　那劉國光也指出，一些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在產權改革問題上曲解國有產權不清晰，暗地或公開宣揚的推行國企私有化的主張。這大大地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精神相悖。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我國改革中，只能‘適我所需，為我所用’，斷然不能讓它主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眲�國光說，這不僅對經濟學界重要，“也是一些經濟部門的決策官員應該注意的問題”。

　　“華盛頓共識”有沒有主導改革

　　新左派學者反對的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學到底包含哪些內容？許多西方學者將之歸結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原始版本是約翰·威廉姆遜在1989年寫下的對發展中國家的10大改革建議。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平新喬教授解釋，威廉姆遜當時是針對拉美一些國家的狀況，在與美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交談之后，記錄了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者對拉美國家改革的建議。這10條建議有3條涉及財政稅制改革，即主張減少赤字、改革政府預算(預算支出中主張傾斜于教育、公共衛生與基礎設施的投入)、拓寬稅基并減緩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另有3條涉及金融政策，即利率自由化、主張既非固定又非自由浮動的帶彈性與靈活性的中間狀態的蠕動盯住的有競爭性的匯率、主張對外國直接投資解除管制。還有4條建議是關于貿易與產業政策的，即主張對外貿易自由化、國內解除管制、國有企業私有化、明晰產權。

　　約翰·威廉姆遜1989年寫下的10條共識，實質上只是把發達市場國家的10條成功經驗介紹給發展中國家而已。中國既然實行市場經濟，當然會重視威廉姆遜的共識中所包含的具體建議的合理性。但有諷刺意義的是，以“華盛頓共識”推動改革的拉美國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機、經濟崩潰甚至國家財政破產的失敗境地。

　　與此相反，中國對于中國經濟的成功也作出過精辟的總結，為我們解讀中國的崛起提供了一個官方權威版本，這個版本便是2002年11月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總結的10條經驗。這10條經驗與華盛頓共識相比較，則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其經濟發展理念的核心是改革、發展與穩定的三者關系：“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不斷改革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

　　新自由主義學者是否通過華盛頓共識影響了中國的改革道路？

　　根據多次參與中央文件的起草經驗，張卓元認為，華盛頓共識的確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中國在過去26年經濟改革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采納了這些建議，或正在考慮以中國的方式吸取某些建議的合理之處，“但不能說是西方理論指導了我們的改革，而是在鄧小平的經濟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是鄧小平理論吸收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有用部分”。

　　據張卓元介紹，中央制定政策主要是看國內各階層各方面的反應。以“效率優先”淡出為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時，劉國光也是起草小組成員，他即提出“效率優先”應該淡化，但由于支持的人不多，所以起草小組后來并沒有采納。到2004年四中全會時，盡管劉國光沒有參與起草工作，但由于公平問題更為突出，全國各地理論界及許多部門都在呼吁，所以“效率優先”開始不再提了。

　　那位老經濟學家認為，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有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但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形成以占有財富、權力和知識為特征的強勢群體，和以貧困農民、城市農民工、城市失業者與下崗人員等為主的弱勢群體�！皬妱萑后w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有很強的影響，在社會輿論和話語權中也很有影響。但弱勢群體則缺乏相當的組織形式表達他們的利益要求�！彼�認為，貧富差距的加大和社會階層的斷裂，也導致了掌握話語權的差距加大。

　　“在巨大的分歧面前，如果說各位學者還有共識的話，其中重要的一點即是如此�！逼叫聠陶f，“公眾表達意愿的空間相對較小�！�

　　“這恰好是我們目前改革中正在加強和改善的。”周為民認為。在改革的過程，許多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受損，導致動力不足就與公眾的意愿表達不充分有關。

　　“貧富差距問題表現形式是民生問題，而其實民權問題，就是民眾的基本權利(生存權，人身權，財產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周為民說。

　　中共中央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已明確了市場經濟目標和方向。那么下一步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公正地考慮廣大民眾的利益，特別是應著眼于維護民眾的基本權利。在這個基礎上推進改革，改革才會有廣泛的社會動力。

　　“保護民眾的基本權利，不僅是保護富人的，更重要的是窮人�！边@句話，記者在采訪時多次從不同人的口里聽到。

　　不講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權貴市場經濟

　　——訪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

　　“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

　　□記者 吳金勇

　　10月25日，秋日晨光照在書桌上，82歲的劉國光正伏案思索。他時而疾書，時而小心翼翼地用橡皮擦去剛寫上的鉛筆痕跡。由于過于專注，以至于記者來到他的辦公室好一會，他都沒有發覺。在秘書的提醒下，劉國光放下筆，談起了他的公平經濟思想。

　　《商務周刊》：十四屆三中全會時，中央提出了“效率優先”的說法，從去年開始又不提了，對此您怎么看？

　　劉國光：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提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边@是一個時期的說法，到了一定階段，我們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效率優先的負面作用就出來了。社會上的一些人以效率優先、將“蛋糕”作大為借口，忽視公平，先富沒有帶動后富。最終導致貧富差距在擴大，社會矛盾突出。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顧一下。這怎么也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搭不上界。這個提法頂多只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某一段，不適用于初級階段的整個時期。

　　《商務周刊》：中國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速度分不開的，中國的改革如果不講“效率”，是否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劉國光：“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而不應放在分配領域。效率、效益、質量等一系列概念是與速度、投入、數量一系列概念相對應的。我們現在轉變增長方式的方針，要求把質量、效益、效率作為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數量和速度放在適當重要的地位。對生產領域來說，可以講“效率優先”，但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這符合正確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為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大道理，不講效益、質量的發展就不是大道理，照這樣粗放地發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擔憂。

　　而在分配領域，效率與公平原先人們設想的是Trade Off的關系，或此消彼長的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有優先和兼顧之說。但是后來大家研究，兩者之間不單是Trade Off的關系，而應當是辯證的矛盾統一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過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要辯證統一的考慮。

　　《商務周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讓一些人擔心中國的改革是不是又回到計劃經濟時期了。

　　劉國光：絕不是。我主張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強調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有人說，我要回到計劃經濟。這真是笑話。主張更加注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預的作用，這與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場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么能說這是回到計劃經濟呢？當然，政府必要的干預，同官僚主義、權力資本化的問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在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時，我們也要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精神和社會責任，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就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如果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

　　我們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要建立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要有政府必要的干預。不要什么都交給市場，不能迷信市場。如果過多的強調了市場，就一定會出問題。

　　《商務周刊》：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思想被邊緣化了，這是正�，F象嗎？

　　劉國光：一段時間以來，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成為了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我在江西一家高校聽老師講，學生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覺得好笑。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里，學生嘲笑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很不正常，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

　　《商務周刊》：您為什么會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不適合中國呢？

　　劉國光：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和核心理論大體上包括：第一，經濟人假設，認為自私自利是不變的人性；第二，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三，迷信市場自由化、市場原教旨主義，迷信完全競爭的假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其實這些假設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謂的信息完全的假設就是不可能的，消費者的信息不如生產者，壟斷者的信息優于非壟斷的大眾，兩者在市場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這幾點同中國的國情都格格不入。

　　《商務周刊》：經濟學僅是一門科學，為什么要強調立場和意識形態呢？

　　劉國光：那些提出中國經濟學要以西方經濟理論為主流的人認為，經濟學的教育不是意識形態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我們要明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意識形態和國界的問題，沒有什么資產階級的天文學與無產階級的天文學、中國的天文學和美國的天文學之分，因為自然科學主要是分析工具的問題。但社會科學不同，它反映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不可能脫離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對于歷史、對于制度、對于經濟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點也不諱言意識形態的問題，同時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敘述方法。西方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事實上也脫離不了意識形態，脫離不了價值觀念，雖然它極力回避意識形態問題，宣揚所謂抽象的中立。但是經濟人假定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市場萬能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經濟學教育不能回避意識形態，也不能去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