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如何扮演冷靜的經濟增長掌舵人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17日 11:42 《新財富》

　　岳崢/文

　　在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面臨巨大挑戰時,格林斯潘出于對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念和對商業界的良好理解,奠定了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主導地位,并為央行最大程度地獨立于政府樹立了榜樣。他因而被有意無意地偶像化,許多央行行長都在學習使用格氏含混不清的言語發表對宏觀經濟的看法。

　　在美國這個充滿制度性的國家,一般而言,是制度決定了某一職位所充當的角色,杰出之士往往是在明確的職責下竭盡所能成為一個良好的演員。但是回顧歷史,我們不能斷定,到底是格林斯潘成功地演繹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這一對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角色,還是他創造性賦予了這一角色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如果不是他20年來的執掌,美聯儲未見得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他對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念和對商業界的良好理解,更為央行行長扮演經濟增長冷靜的掌舵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積極財政政策受到挑戰

　　按照經驗,我們會自然地推斷,美聯儲的領導人應當從內部產生,甚至最好應當是從央行開始職業生涯的政府雇員。格林斯潘,這位掌握了世界宏觀經濟變量的要人,卻是一個地道的草根經濟學家。他先是和企業家們打成一片,在28歲時與人合創了圖森-格林斯潘咨詢公司,向企業高管提供經濟分析意見。之后,他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職學習)。這對他而言極有價值,他不但學會了如何使用復雜的定量技術去預測分析宏觀和微觀經濟動向,學術界也為他提供了溝通朝野人才的一個關鍵性交流渠道。1974年,白宮考慮請他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他堅決不干。這時,亞瑟·彭斯,這位格林斯潘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良師益友出面相勸。格林斯潘認為彭斯的分析語重心長,便同意擔任這項職務,由此踏入政治和宏觀經濟管理領域。

　　彭斯是美聯儲老將,后來因擔任

財政部長而放棄了聯儲主席的位置。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財政部長對宏觀經濟的操作性更大,而美聯儲只是一個配合性的角色。財政當局可以直接控制政府的支出、全國經濟的稅收負擔和政府負債規模,在強勢的財政產生對經濟總量的沖擊后,美聯儲為了平衡利率和控制通脹則相應地增加或減少貨幣的投放量。這是一種現實可行的宏觀經濟控制模式,也是絕大多數國家所采用的方式,1970年代的美國也不例外。在政府任職的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更認同用這種模式來刺激經濟增長。

二戰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世界經濟保持著較快的發展速度,全世界的政府都把經濟增長的成績看作是政府推動的結果。最容易產生效果的就是政府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果一個國家覺得自己足夠富裕了,政府就會提出提高公民福利的口號,如歐洲的福利社會和美國的“偉大社會”運動。它們多半是要提高稅收和增加政府轉移支付。如果國家要推動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則會展開政府工程,加強基礎建設投入。這時候,貨幣政策常常扮演著非常被動的角色,例如,如果政府的行為引起了全社會資本成本的上升,央行常常被迫增加貨幣投放來減輕利率上升的壓力。但是,70年代出現的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共存使人們意識到,政府對經濟高速增長的過分追求和主動行動失去了自主的紀律性,大量被迫投放的貨幣帶來了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經濟保守主義思想開始抬頭,希望貨幣當局能夠成為經濟增長紀律的守護者,格林斯潘也持有這種觀點。

　　此時的美國,在近20年建設高福利社會的努力后,政府從國民經濟吸收了過多資源的弊病已經一覽無遺,迫切需要在強有力的領導帶領下向另一個方向調整。1974年,美國經濟陷入通脹率高達12%、失業率達38%的滯脹中。盡管惡劣的經濟狀況已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但和藹可親的福特總統領導下的看守政府,面對這種時代性的變化毫無作為。事實上,在80年代以前,聯邦政府的主要成員都來自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專家,而不是經濟專家,更談不上有商業經驗。經濟問題一直由企業家們自由發揮,但是隨著政府在聯邦經濟中占用的資源增加,政府必須增加來自工商界的代表來與經濟界配合。

　　“我當時堅信,應該停止在財政方面的短期微調,集中精力解決長期問題。要想長期保持經濟增長,而又不至于引發通貨膨脹,應當在這種體制中恢復一定的風險水平,我們必須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备窳炙古水敃r發表的這番評論,在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獲得了全面勝利的今天雖然算不上震聾發聵,但卻是美國以至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界和政界痛定思痛才獲得的廣泛共識。當時科班出身的社會精英總是抱有“人定勝天”的信念,相信能夠通過社會機構(如政府)的主動性努力來解決宏觀經濟問題,認為“無為而治”風險太大或態度不夠積極。但是,凱恩斯類的積極性政府干預政策對當時的美國經濟無能為力,同時,美國面臨著全球性的挑戰(如石油價格大幅度調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歐日經濟的崛起),于是許多有識之士都在進行著同樣的反思。格林斯潘的角度,更多地來自他在紐約工商界工作的切身感受,更多地從工商界所重視的經濟微觀元素出發,對華盛頓大把支出就能挽救經濟的想法表示懷疑。

　　格林斯潘確立貨幣政策主導地位

　　里根總統卻不買傳統的保守主義的賬。事實上,盡管里根是共和黨總統,他也奉行減稅,但是由于有著“

星球大戰”之類國家主義要求和戰略,他的任期中,政府的支出在國民經濟中反而增加了,并且留下了巨大的赤字。此時,格林斯潘又回到了華盛頓(他在里根之前的民主黨卡特政府時代回到了自己的咨詢公司),這次他的身份是兩黨全國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主席。這一委員會相當于中國現今的“社保理事會”,雇用經濟學家預測未來10-20年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健康程度。經過計算,他們擔心當時美國的財政根本無法兌現社保體系對公民許下的宏愿。根據他們的建議,國會通過了大幅增加稅收、減少公民個人當期收入的第一個社會保障法案。這種改革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卻硬把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由于該委員會這一意想不到的成功,格林斯潘名聲大振。

　　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任期將滿。沃爾克以堅定的貨幣主義理念認為,無論經濟如何慘淡,聯儲都不應該因此增加貨幣供給,任憑宏觀經濟“硬著陸”。這導致了當期政府因為業績不好而失去大選,也導致了沃爾克本人的提前下臺。格林斯潘被共和黨人選作了聯儲主席。應該說,作風強硬的沃爾克為格林斯潘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貨幣主義政策使得通脹在數年內被打壓了下去,聯儲的重要性和獨立性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

　　格林斯潘的成功也因為他在政治斗爭中采取了相當實用主義的策略,對自己的實際觀點進行了相當模棱兩可的闡述。但這并不是說他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政治投機家或是一個絕對的貨幣至上的理想主義者。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幅下降508點,降幅達22.6%,造成賬面損失高達5000億美元。面對挑戰,格林斯潘挺身而出,宣稱聯儲時刻準備支撐經濟和金融系統,使華爾街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損失。在日后的墨西哥經濟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最近的美國股市丑聞中,格林斯潘同樣在市場恐慌的情況下,明確闡述聯儲對經濟和市場的堅定信心,成功地恢復了市場的信心和秩序。

　　在沒有聯邦儲備系統的年代里,一旦出現股市危機,只要像摩根這樣的金融巨頭走進股票交易所,在大庭廣眾之下簽下大額訂單,就可以制止恐慌。學了一輩子經濟史的格林斯潘,對摩根及其干預手段了如指掌,更確切地說,他也了解美國1929-1933年的金融悲劇,當時正是由于央行錯誤地緊縮了銀根,把受到打擊的股市推進了大蕭條的深淵。所以,在“黑色星期一”中,當他的一些顧問苦于無計可施時,格林斯潘毫不猶豫地說:“懂得經濟史的人都會明白,如果股市下跌500個點、跌幅達20%時,經濟肯定會出大問題。這時我們所要考慮的不是應不應該向市場注資的問題,而是如何注入的問題�！�

　　格林斯潘在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使人們相信,一個優秀的中央銀行行長完全可以扮演好經濟增長的冷靜的掌舵人。這一角色原本屬于財政政策的代表人—或者是行政首腦,或是財政部長。

　　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央行行長手中真正可以動用的手段其實是空前地少,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更是微乎其微。央行既不能決定利率—那是市場供求決定的,也談不上預測和控制經濟增長。以格林斯潘而言,他作為聯儲主席只能調整所謂的聯邦基金利率,這是短期利率的一種,理論上對各種長期資金的使用成本并無直接影響,更不用說每次調整的幅度又是微乎其微了。從本質上講,是成千上萬消費者和廠商們在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決策,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和經濟周期。但是,消費者和廠商又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不時受到情緒和羊群效應的影響。格林斯潘洞諳這種微妙的心理,他不斷作出認真傾聽市場反應并及時進行政策調整的姿態,令市場參與者相信美聯儲的決定必然深思熟慮,從而受到影響。這種對人性和集體意識的剖析和在公眾場合下充滿個性的表演,應該說很大程度上來自格林斯潘本人而非央行行長的職位說明。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格林斯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中占主導地位的基礎。

　　央行的目的在于保證經濟最大程度地可持續性增長

　　格林斯潘對全世界中央銀行行長們最大的貢獻,是他成功為央行應該最大程度地獨立于政府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他因此被銀行界有意無意地“偶像化”來幫助同行們向試圖干預銀行系統的政治家們爭取獨立性。

　　在老喬治·布什爭取連任的時候,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將貼現率提高了50個基本點,幾乎窒息了原本就不景氣的經濟。這部分地導致了老布什的連任失敗。格林斯潘的策略由此變得很簡單,美聯儲主席從不受任何人控制,也不領任何人的情。他的視野遠遠超過了政治家的視野,因為政治家最遠只能看到下一次選舉。格林斯潘經常不厭其煩地講:我們的目的是獲取最大程度的可持續性增長。

　　在克林頓時代,這一原則也沒有改變。1990年,經濟滑入輕度衰退期,美聯儲直到12月份才調低利率。但到了1992年,經濟又出現大幅度增長,同時通脹率和失業率保持很低水平。當其他人沾沾自喜時,格林斯潘的目光已經投向了更遠處。他得出結論:可持續增長已處在危險之中,再過一年左右時間,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便會引發通貨膨脹。于是,美聯儲從1992年7月開始提高利率。這就是所謂的對通貨膨脹“先發制人的打擊”。幸運的是,在整個克林頓任期內,整個行政當局,從克林頓到兩屆財長魯賓和薩莫斯都與格林斯潘互相信任,美聯儲在經濟高速發展期經常連續提高利率,結果卻是經濟繼續健康穩定發展。這些成功的事實,為全世界的央行行長樹立了良好的先例。從日本到中國,中央銀行政策的獨立性都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

　　即使如此,格林斯潘和美聯儲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因為他們是巨大的權力擁有者。在某些人看來,美聯儲是政府內的政府,其決策委員會通過內部討論來操縱經濟,而不接受公眾的監督。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根本無法理解其運作方法,更不用說品頭論足去評價一番了。但事實上,不這樣做,這個機構就無法運行。如果投資者們可以對央行的政策變化施加壓力,或央行領導們可以隨意發表聲明的話,金融市場就會出現連續混亂狀態,投資者就會左右搖擺,并根據有關人士最新的隨機講話去預測未來,從而影響經濟穩定,而創建中央銀行系統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穩定。

　　20年來,盡管經濟起伏使許多政治家遭到打擊,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卻威望日隆。他對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念和對商業界的良好理解,都使他成為央行系統天生的領導者和維護者。許多國家的央行行長也都在學習著使用格氏含混不清的言語來發表對宏觀經濟的看法。而格氏語言的妙處就像他自己所解釋的:“如果你認為聽懂了我的話,那么你的認識一定是錯誤的。”-(《新財富》2005年11月號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