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就業優先融合貧富中國

　　本報記者 郭晉暉 發自北京

　　曾被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聯合聘為評估中國貧困問題顧問的蔡昉，對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深刻的認識。

　　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倡導就業優先來緩解中國的貧富

差距。

　　他介紹，全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達到0.46。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結果表明，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處于高水平，形勢嚴峻。

　　蔡昉為緩解收入差距開出的藥方與眾不同——雖然政府的再分配必不可少，但更關鍵的是應該給每個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

　　在他看來，依靠政府行為來進行的再分配在調節收入差距上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因為這種再分配帶有抽肥補瘦的性質，也潛在著損害合法、勤勞致富積極性的危險。更加現實的原因是，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也沒有足夠的財力進行大規模、大范圍的社會再分配。

　　“通過擴大就業，增大勞動報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份額，是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的縮小差距的方式。”蔡昉說。

　　基于上述判斷，在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選擇上，蔡昉一直強調“就業優先”。他認為，國家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時候，尤其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以及與經濟發展相關的一切規章制度，都要以促進就業最大化為原則。插圖/蘇益

　　對話

　　作為“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的成員，蔡昉建議在“十一五”期間，應樹立就業優先原則，糾正單純追求GDP總量及其增長的發展觀。

　　《第一財經日報》：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蔡昉：全國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達到0.46。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結果表明，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處于高水平，形勢嚴峻。

　　《第一財經日報》：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收入差距拉大及由此造成的貧困是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對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蔡昉：經濟學研究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1000到3000美元的社會階段，是最容易產生社會矛盾的階段。在這個區段上，國家可以繼續發展，也有可能停滯不前，造成這兩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差距是否合理。

　　相對來說，在收入比較穩定、收入差距不會持續擴大的情況下，社會就比較穩定，沒有特別嚴重的社會沖突，可以繼續保持增長。反之，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會不斷擴大矛盾，最終導致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況。

　　《第一財經日報》：解決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您認為現有政策應該有哪些調整?

　　蔡昉：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發揮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把富人的稅收上來。另一方面通過擴大最大化就業的政策，讓盡可能多的人通過就業得到相對穩定的收入,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

　　《第一財經日報》：您為什么倡導就業優先的原則？

　　蔡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必然會帶動就業增長，這是片面的。通過對國債投資于不同行業與就業關系的研究發現，投資額由高到低的行業與就業呈反相關關系，即投資越高的行業吸收就業的能力越小。雖然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帶來GDP的高速增長，但勞動者卻無法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勞動者報酬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98年的53.1%降到2000 年的51.4%,再到2003年的49.6%。

　　《第一財經日報》：曾有傳言說，就業可能會作為衡量宏觀經濟政策首要指標，甚至位于GDP之前，您對此怎么看？

　　蔡昉：我覺得放在第一位、第二位并不是主要問題。現在政府開始強調經濟增長和就業的良性互動，提出不能促進就業的經濟增長就不需要。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了。

　　《第一財經日報》：就業優先的原則是否會體現在“十一五”規劃中？

　　蔡昉：從“民生之本”到“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