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IMF的命

　　一直幫助其成員國進行經濟改革的IMF，到了改革自身的時候了。然而改革能否順利推進

　　文/本刊記者 劉建輝

　　盡管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來已有5年，米歇爾·康

德蘇(Michel Camdessus)仍然非常關心IMF 的發展。看到他為之工作了13年的組織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10月25日康德蘇在北京接受《經濟》采訪時說：“我很遺憾地看到IMF受到很多批評，很顯然，IMF必須進行改革。”

　　作為在國際上享有很高聲望的金融專家，1987年康德蘇卸下法國央行行長的擔子出任國際

　　不知道是康德蘇的幸運還是不幸，他在任期間正值這個經濟全球化世界的多事之秋。1994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東亞、1999年在巴西以及貫穿整個90年代在俄羅斯及東歐國家都發生了金融危機，在他領導下的IMF在這一時期本想充當救世主，卻一不小心淪為人們不斷指責的對象。

　　1994年，也就是在IMF將要迎來成立50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時任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院(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任的著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說：“現在是到了問問IMF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的時候了，他是否為成員國提供了在不破壞國家經濟或者世界繁榮的前提下，改變國內金融體系失衡狀況的機會？”這種要求IMF進行改革的聲音在1998年之后以至今天已經變成了壓倒性的聲音。

　　“合法性”？

　　IMF的決策受到各國份額和在執行董事會中的席位的影響，而現在這兩方面都過多地受到美國的控制。有人因此強烈質疑IMF決議的合法性，認為它的獨立性受到了影響，越來越成為了少數幾個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工具。2月21日， 中英兩國財長在中英第四次財長會議之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作為G20和G7的主席國，我們有義務重新審視IMF在監督世界經濟方面的更加獨立性的作用。”

　　對此，康德蘇并不否認：“有些國家認為我們的決策機制不夠民主，因此我們的政策建議的效果因為他們的抵制而大打折扣。”康德蘇說，如果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干預中能得到鄰近大國的更多的支持，那么效果會好得多。

　　IMF現任主席拉托(Rodrigo de Rato)與康德蘇持有相似的觀點。9月23日，在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舉辦的IMF改革研討會上，拉托在演講中說：“IMF說服成員國接受我們的分析和建議的能力不完全依賴于分析和建議本身的優劣，還要受到IMF的合法性的影響。而如果她不能體現一些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影響的經濟體的意見的話，IMF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

　　這意味著IMF需要增加亞洲國家的投票權，并且保證充分反映最需要幫助的非洲國家的聲音。康德蘇曾經向IMF執行董事會提出過一些建議，他認為可以通過擴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和非洲國家的份額、增加基本投票權、增加執行董事等方面來改革IMF。

　　但是康德蘇的建議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反對。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蒂莫西·亞當斯(Timothy Adams)的話頗具反諷和攻擊性：“增加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比重越來越大的經濟體的份額？可以。美國的GDP是世界的29%，她在IMF內的份額卻只有17%，美國也需要增加份額。我們反對任何想要削減美國份額的提議，但是可以考慮重新進行平衡。”亞當斯的意思很清楚：你們愿意怎么折騰都行，只要不損害美國的利益。

　　9月23日IMF改革研討會上，拉托重申了對IMF決策機制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對于亞當斯的反對，他解釋說，份額的修改并不是一個零和博弈，并不是有人“贏”了，就一定要有人“輸”，如果IMF的合法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那么所有成員國都會從中受益。

　　另一個世界銀行？

　　關于IMF的使命是否需要修正也存在著廣泛的爭論。康德蘇認為IMF除了應該繼續當好世界貨幣體系的守護者之外，還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幫助貧困國家發展中去：“即使IMF不是一個發展機構，而是一個技術機構，它也應該把減貧當成自己最關注的問題。”

　　康德蘇在接受《經濟》專訪時說，他從到IMF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定下了兩個準則：一是IMF不僅以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為主要目標，還要以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努力方向；二是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是改變全世界窮人的宿命。

　　如此一來IMF不就成了另一個世界銀行了？面對記者的提問，康德蘇解釋說，我們已經有一個非常出色的世界銀行了，不需要第二個了。IMF需要做的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中國家身上，幫助他們在盡快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避免潛在的金融風險。

　　康德蘇的繼任者拉托與康德緒在這個觀點上保持了高度默契。拉托說：“我確實認為IMF需要更多地關注那些低收入國家，這可能會導致在另外一些領域里的投入減少，我會與世界銀行的同事商議如何進行更好地分工。”

　　平心而論，不管IMF遭受了多少非議，至少康德蘇幫助窮人擺脫貧困的初衷值得我們尊敬，不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康德蘇一樣的“救世思想”。在康德蘇離任后不久，《華爾街日報》這樣評論：“與其說IMF是一個信用組織，還不說是一個國際福利院，它從富裕國家拿了錢，然后把這些錢分給那些窮人。”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IE)高級研究員Edwin M. Truman在9月23日的IMF改革研討會上當著拉托的面說：“IMF不應該主要關注它的那些窮會員和減貧工作，不應該義無反顧地關心那一小撮脆弱的新興經濟國家的經濟。相反，它的注意力應該放在整個全球經濟上，重點解決那些能夠影響全球經濟的大問題。”

　　亞當斯對于IMF轉移注意力也很生氣。他在9月23日的演講中說：“我是一個IMF的信仰者，但是現在IMF對于工業國家來說還有什么有實際意義的作用嗎？”亞當斯認為，IMF已經偏離了方向，它應該回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締造者們當初為它訂下的目標上去——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維持國際收支平衡。

　　對話還是對抗？

　　康德蘇因為領導這樣一個復雜的而又擁有巨大資源的國際組織而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有人認為他知識淵博，堅定而富有魄力，在“拯救比索”以及“拯救東亞”行動中功不可沒。

　　也有人對他進行批評。在美國國會內，右翼人士批評康德蘇是個來自法國的“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指責康德蘇獨斷專行，指責IMF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對危機的干預從長期來看實際上破壞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左翼人士則批評他是個冷酷的會計師，他們認為他不厭其煩地命令那些處境艱難的國家減少社會福利——比如減少對食品的價格補貼——是沒有人道的行為。

　　對于外界的表揚和批評，康德蘇說他聽得多了，也不太在意了，他所關心的是IMF今后的發展。現在看來，在IMF內任何改革想要推進都很困難，康德蘇認為IMF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對于IMF來說很關鍵。

　　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IE)高級研究員Edwin M. Truman 認為IMF必須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起到中堅作用，并且要有監控國際資本流通的權力。他在報告中說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做到三點：首先必須得到西方七國集團的支持；其次，IMF的政策工具必須起到平衡主要工業國家的杠桿作用；第三，IMF要保證所有成員國匯率政策的透明性，要起到監督作用。

　　可以看得出，Edwin M. Truman是個強硬的西方至上主義者，而72歲的法國人康德蘇看上去并沒有外界評述的那么強硬，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和藹的老頭。他在接受《經濟》專訪時不停地重復一個詞“對話”。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力對別人頤指氣使，解決問題需要對話而不是對抗。在康德蘇看來，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出現的問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世界主要的經濟體不應該互相指責、推卸責任，而應該首先把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擔起來。

　　“美國總統肯尼迪有段著名的演講：‘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了什么，先問一下你們為國家作了什么’。我們必須把這一原則用在解決國際貨幣體系出現的問題上。對所有要求別國做出犧牲的國家，不要問國際貨幣體系為你們做了什么，先問一下你們能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作些什么，然后再坐下來進行共同商議。”康德蘇說。

　　“您覺得您所希望實施的IMF的改革什么時候能完成？”

　　“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前提是我活得更久一些。”康德蘇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