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需要計劃 誰需要市場

　　不同領域發展速度的不同，對于計劃和市場這兩種手段有著不同的需求

　　文/高 鶴

　　10月的中國，既在收獲，也在反思。

　　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此前已使用50年的“五年計劃”的提法改為“五年規劃”。計劃變規劃，引起了廣泛討論。

　　10月，我國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行取得圓滿成功，舉國歡慶，世界同賀。《人民日報》10月17日發表社論，指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巨大優越性”是我國航天技術的不斷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

　　同樣也是在10月，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領軍雜志《經濟研究》刊發我國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的文章，文章直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前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的狀況，強調“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

　　這是三件并不相關的事，然而卻有著共同的基奠。似乎一邊是在向“計劃”揮手作別，而另一邊卻是在強調“計劃”的不可或缺。

　　反對“計劃”的三個理由

　　事實上，對于由計劃向市場轉型的國家而言，討論其經濟建設和技術進步，總是離不開關于計劃和市場的思辨。而經濟理論界關于政府計劃可行性的論戰也是由來已久。大體上，人們主要是從下列三個方面來反對實行政府計劃。

　　反對計劃的第一個的理由是，政府計劃者無法獲得關于消費者偏好和企業生產技術的必要信息。不能獲得必要的信息將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不能比較各種資源配置選擇的優劣；二是如果要制訂一個內在一致的計劃，其成本將高得不可行。應當說，我國計劃經濟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政府計劃的信息困境。信息不準確、不全面、不及時是約束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計劃決策科學化的首要因素。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我國公報糧食總產量為9600億斤，而到1959年8月核實的數卻只有5000億斤左右，而到1980年進行再核實，發現1958年的實際總產量只有4000億斤左右，信息扭曲程度達到2倍以上。1964年，毛澤東在總結1959年鋼鐵指標“朝令夕改”的教訓時，說了7個字“總而言之，不摸底”，也反映了高度集中的政府計劃所面臨的信息困境。然而，基于信息的理由反對政府計劃，在理論上并沒有徹底令人信服。政府計劃者固然無法獲得制訂計劃的全部信息，但在市場中的企業，其生產決策也同樣面臨信息的約束。如果說市場中的企業無需了解這些信息，只要根據市場價格來調整生產即可，那么計劃者也完全可以通過模仿市場價格的形成過程來調整計劃下的企業生產。

　　認為計劃不可行的第二個理由是，政府計劃將面臨激勵機制的扭曲。激勵的扭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乏適當的機制和標準來選擇資源管理者或政府計劃者，而在市場條件下讓利潤創造者成為資源管理者是市場機制的必然邏輯；二是政府計劃將使經濟主體失去追求利潤和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所謂“在排拆了私人的物質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動力”。首先，對政府官僚而言，作為資源的管理者，沒有動力來尋求使效率最高的生產方式，比如通過調節價格，使市場上的供求保持均衡。相反，如果讓經濟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能夠增加計劃者的權力，并能為他帶來大量的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因此，政府計劃制訂者更愿意使經濟經常保持在短缺狀態下；其次，在缺乏企業私人所有權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也沒有積極性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者進行認真的成本核算。由于不能享有自己創新的成果，經濟主體也就失去了創新的動力。基于激勵機制反對計劃的理由，也同樣受到來自政府計劃倡導者的反對。倡導者認為，至少在理論上，激勵機制可以通過民主集中制這類民主決策機制加以解決。而市場經濟中也同樣面臨激勵扭曲的問題，存在政治家和大公司管理層為個人目標而浪費社會資源的可能。

　　反對政府通過計劃對經濟進行干預的第三個理由是，計劃的實施是以資源的集中為前提的，而資源集中帶來的一個風險是，一旦計劃投資失敗，就是整個社會的失敗，將導致全局性的、大面積的資源錯配和浪費。而市場經濟則不然，資源分散在各個獨立的經濟主體手中，某一個經濟主體判斷失誤，投資失敗，損失的也只是他自己所管理的資源，影響是局部的，而他的失敗還可以為其他經濟主體提供相應的信息。允許試錯的存在，可以讓不同的微觀經濟主體進行創新發現，是市場優于計劃所在。

　　“計劃”的優勢

　　政府計劃本身有著一些難于克服的困難和矛盾，然而“計劃”并非總是一無是處，計劃也有著市場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政府計劃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如果要辦的所謂“大事”具有模仿和趕超的特點，政府計劃的優勢就更為明顯。模仿和趕超，意味著技術路線相對明確，面臨的不確定性也要小得多，也不會存在投資方向的失敗和資源的錯配，在這種條件下，集中資源進行建設和追趕，同分散的市場化方式相比，往往能更快更有效地達到相應的目標。我國在建國初期能夠迅速地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政府計劃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好處。在模仿型經濟中，政府計劃是一個很好的手段，這也是一部分人偏愛計劃的重要原因所在。

　　除計劃能夠有效地幫助政府集中資源，實現其戰略目標這一優勢外，政府計劃倡導者還可以列出很多政府計劃的好處。比如政府以計劃的手段對經濟加以干預，可以使得收入分配相對更為平等，實現社會公平，避免市場演進所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再比如，由政府通過計劃對經濟主體的活動加以協調和控制，可以避免市場經濟中企業分散決策所導致的外部性問題，以及企業壟斷的弊端等等。

　　中國為何徘徊

　　理論的爭論往往是實踐需求的反映。當下的中國，一方面有些人希望趕緊與“計劃”作別，而另一方面卻有些人在一再強調“計劃”的重要性，這種徘徊的本身是由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決定的。從計劃轉型而來的中國經濟，并非各個方面都是齊頭并進，政府計劃對于那些仍然處模仿和趕超階段的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相對而言在那些已處于世界前沿或者不具模仿性、需要不同經濟主體進行投入探索和創造的領域，則往往更期待著市場機制的支持。

　　比如，在高新技術和一些新興領域，中國與世界幾乎是同時起步，這些領域需要的是自主創新，自主探索，也面臨著更多不確定性因素。在這些領域，更需要的是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允許不同的主體進行創新，進行試錯。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將是一個相對高效的選擇。

　　再比如在另外一些領域，比如航天工程技術領域，總體上中國仍然處于模仿和趕超的階段。這些領域缺的是足夠的資源支持，由于國外已有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相對而言這些領域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就要少得多，也不需要去進行太多的試錯。在這種情況，選擇政府計劃，集中資源加以推動，往往能更快更好的實現模仿和趕超目標。航天技術盡管整體上是我們中國自己主導研制，有著許多自主創新的技術，然而俄羅斯和美國航天科技的領先發展，其所提供的經驗教訓和理論技術路線，可以直接減少我國進行大規模試錯實驗的必要，不確定性也要小得多，在這種條件下，通過國家計劃集中資源支持該領域的發展，就可以使得目標很快得以實現。

　　計劃還是市場，這是一個老問題，然而問題久遠并不意味問題答案的清楚明了。隨著經濟轉型的推進，中國逐步明確了計劃與市場只是方法和手段的問題，并非主義之爭。時至今日，經濟結構的非平行推進，不同領域發展速度的不同，對于計劃和市場這兩種手段有著不同的需求，有些領域需要計劃的支撐，有些領域則需要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的作用。對整個經濟體而言，計劃和市場能否協調共存，如何讓其協調共存，還需要我們仔細斟酌。

　　(作者單位：中國華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