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任重道遠 法院經費錢景漸明

　　現在基層法院的經費基本上是要靠地方財政，地方財政撥款的多少就直接影響法院的正常運轉，而這就給地方行政權力干預司法制造了制度上的漏洞采取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共同分擔的方案，有利于減輕地方財政的壓力，同時更重要的是保持法院更公正地審理案件

　　本報記者 田享華 發自上海

　　呂忠梅由于職業關系經常在一些基層法院調研，她發現電話打不通的情況很普遍，有時打通了也沒人接，到了法院后，那里也經常空蕩蕩的沒有人。她告訴記者，原來因為欠費，電話都被停掉了。一個法院只剩下院長辦公室一部電話可以正常使用，因為沒有經費，不僅幾個月發不出工資，而且連基本運轉都靠欠債支撐，被斷水、斷電是經常的事。

　　呂忠梅現任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作為一個中部省份，湖北省法院系統的經費并不充裕。

　　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院”)發布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下稱《綱要》)，有望改變上述情況。

　　這份未來五年中國法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長達3000字，其中最吸引呂忠梅的是這樣一句話：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經費保障體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業務經費分別列入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體制的可行性，研究制定基層人民法院的經費基本保障標準。

　　而最高院出臺上述《綱要》，為徹底改變這一局面，提供了解決方式。

　　法官的收入還不如農民

　　目前，湖北有的基層法院，一位法官一年“人頭費”(地方財政直接撥給法官的費用，相當于法官的部分工資)才2400元，平均每個月200元，但他們卻承擔著基層的大部分審判任務。

　　“比沒有錢更為嚴重的是基層法院沒有人了，有的基層法院35歲以下工作人員一個也沒有了。”呂忠梅為此憂慮不已，原有的法官不少直接改行做律師，或者考到東南沿海省市繼續做法官。

　　再加上地方人事制度的規定，男55歲、女52歲就得離崗，隨著老法官年紀增長，離崗的人逐漸增多，空下來的崗位無人接替。呂忠梅曾經在一所專業政法院校對上千人做過調查，發現大多數法學院畢業生不愿去基層法院。

　　另據了解，法官青黃不接、辦案經費不足的情況，在青海、西藏等地區更為嚴重。

　　而記者了解到，即便東南沿海的一些省市，也有基層法院受困于經費情況存在。

　　廣東順德一位法官就向記者證實了這一點。該省有一些基層法院人均工資不足800元，連辦公用紙都買不起。某地基層法院竟然出現有汽車，但買不起汽油的狀況。

　　上述法官對記者說，雖然廣東整體較為富裕，但是一些貧困地區的地方財政也不容樂觀。

　　事實上，法院經費緊張的問題并非個案，最高院副院長蘇澤林此前曾表示，全國3133個基層人民法院，經費不足的在60%左右，其中大部分在中西部，特別是西部。

　　因此，面對這次最高院頒布的《綱要》，很多基層法官向記者表示了欣喜。

　　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副院長蔡咸軍說：“我們期待很久了，改革的方案和我們設想的差不多，該是民意吧，以后法院的領導班子就不需要為了經費東奔西跑了。”

　　虧空巨大

　　事實上，早在3年前，在“一五”改革綱要順利實施之際，最高院就開始起草“二五”改革綱要，最終形成的《綱要》涉及8個方面的50項改革措施。

　　呂忠梅向記者透露，其實，此次《綱要》的頒布也是在檢討“一五”改革綱要不足的基礎上進行的新規劃。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將人民法院的業務經費分別列入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體制。

　　就在此前一個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推出2005年至2008年檢察改革規劃，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體制，改由中央和地方財政直接撥付。

　　據了解，《意見》和《綱要》的先后出臺，都是按照中央政法委制定的改革計劃而頒布的。

　　但是，“法院系統的經費問題，核心不是短缺，而是不平衡，東南部省市的法院經費基本夠用，還有一些法院相當寬余。”呂忠梅強調。

　　據最高院的最新調查，全國共有 10290 個人民法庭，148555 名基層法官，工作在這些基層法院的法官約占全國法官總數的80%，他們審理的案件也占到全國法院案件總數的80%。他們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多數較為困難，經濟來源也主要是依靠地方財政收入。針對法院的經費問題，今年初國務院撥出20億元資金來建設人民法庭和審判法庭。

　　不僅是錢的問題

　　“法院的經費應該由誰撥付，地方財政還是中央財政？它的背后就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華東政法學院俞江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現在基層法院的經費基本上是靠地方財政，地方財政撥款的多少就直接影響法院的正常運轉，而這就給地方行政權力干預司法制造了制度上的漏洞。”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梁木生教授說。

　　對于上述觀點，呂忠梅表示贊同。她承認法院系統的一些不正當做法，部分緣于行政的壓力。

　　正如最高院院長肖揚所說：“人民法院的產生、法官任免、司法人事、司法經費都在同級地方控制之下，導致了司法權力的地方化”，這使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受到威脅。

　　除了因為經費引發司法權地方化的憂慮外，不少貧困地區財政困難，只好讓法院自食其力，即便中央嚴令法院辦案經費必須實行“收支兩條線”，不得將訴訟費用作辦案經費，但無奈之下，變相對法院經費實行訴訟費按比例返還，或者要求法院、法官有案件標的額的指標任務并不鮮見。

　　上海市匯業律師事務所吳東曾經去山東某法院辦案，由于案件標的額近百萬元，結果該案的法官打電話過來表示非常歡迎，因為審完這個案子，其指標就完成了。這樣的遭遇讓吳東感到憂慮，因為法官對案件不一視同仁，肯定會發生“大案子搶著要，小案子沒人管”的事。

　　拉案子爭取大的標的還是小事，呂忠梅更擔心的是法官把手伸向當事人要錢，“那損失就不僅僅幾萬元的事情，國家的司法權威將掃地”。

　　采取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共同分擔的方案，有利于減輕地方財政的壓力，同時更重要的是保持法院更公正地審理案件。

　　呂忠梅表示：“通過經濟上的‘斷奶’，在基層法院和地方政府之間構筑了一條隔離帶，以確保司法公正。”

　　《綱要》只是開頭

　　在改革綱要出臺前的2004年，最高院咨詢委員會委員詹順初就指出，如何從體制上解決經費保障問題，最好采用按管轄范圍分級負責，凡屬省統管的法院經費，最高法院、高級法院由中央財政負責，中、基層法院由省里負責。

　　“這一方案有利于行政權與司法權保持相對的分離，這也是我們國家加入WTO的承諾，因此，司法改革并不單純是法院或檢察院的事，它是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所以更需要社會各方面的配合。”呂忠梅強調說。

　　俞江教授也表示，這次改革雖然是一大進步，但方案稍顯謹慎，還讓省級財政和中央財政共同承擔經費，大的趨勢應該全由中央財政承擔。

　　梁木生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同，地方基層法院的經費由中央和省級財政支付這固然是好事，但是如何保障足額支付？足額支付的經費如何使用？他說，沒有科學的預算和測算，法院的經費問題依然會存在，此外，經費的使用也應該有完善的評估機制和監督機制，否則部門的腐敗也難以避免。

　　在上述領域，湖北已經做了一些探索，呂忠梅表示，法院的開支主要包括“人頭費”、審判經費、日常運轉經費三個方面，湖北高院開始對審理一個案件究竟需要多少錢進行核算。

　　比如一個刑事二審案件需要三個人組成合議庭，兩個月時間，包括水電費、差旅費等，將這些納入成本進行核算是可行的，湖北去年已經做了這項工作，呂忠梅沒有透露具體花多少錢，但是她強調說，考慮地區差異，它應該在一個幾千元到幾萬元的幅度之內。

　　據了解，湖北省目前已經開始了完善經費制度，湖北省對于基層法院實行部分轉移支付，平均每個法官“人頭費”不足1萬元的法院將予以補足到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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