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商業與本土文化的博弈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10日 16:42 《經紀人》

　　直銷與中國劇烈轉型社會中一些特質的結合，產生了“惡”。而這種“惡”是異質商業與本土文明博弈的結果，需要市場經濟中法制的管理，也需要文化的校正。沒有建立商業文明、誠信經商的社會基礎很難規范直銷業的，尤其在中國有很多失業人口的現狀下。

　　文/周文

　　經濟正教VS經濟邪教

　　直銷意味著能增加就業機會，為稅收做出巨大貢獻，比如安利，入華10年中，一方面被人們歸入傳銷的灰色地帶，遭受指責；另一方面又是累計納稅近100億元人民幣，投入了1億元巨資，用于兒童、健康、環保等方面的公益事業，是資助弱勢群體、兒童等公益活動最多的公司之一，被評為“最佳愛心企業”、“最受贊賞企業”等。

　　然而，在非法傳銷中，一瓶價值數十元的

化妝品，價格竟然高達數千元，其利潤可以高達100倍！而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直銷、傳銷是一對怎么也分不清的孿生兄弟，因此對傳銷的印象也就是對直銷的印象，在暴富的夢想之外，是一些典型的培訓場面如何蠱惑了年輕人、下崗人員等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的內心欲望，而放棄了理智和倫理，背信棄義，從受騙的大學生、下崗工人、血汗錢到老鼠會、人頭會、黑幕等交織成一幕幕人間鬧劇，直到被公安部列為“經濟邪教”。

　　而暴利如魔鬼，召喚和侵蝕著部分從業者，其盛行的“殺熟”，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之外，甚至對于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倫理，特別是對于傳統的以親友血緣鄉土為基礎的信任體系，都加以無情地摧毀，傳統的人格信任與現代的系統信任間形成一個空空，意味著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產生。

　　殊途同歸，道路在博弈中顯現

　　直銷與中國劇烈轉型社會中一些特質的結合，產生了“惡”。而這種“惡”是異質商業與本土文明博弈的結果，需要市場經濟中法制的管理，也需要文化的校正。沒有建立商業文明、誠信經商的社會基礎很難規范直銷業。尤其在中國有很多失業人口的現狀下，直銷已經不是經濟現象，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為什么一種商業形式會被抹上魔鬼與天使截然不同的兩種色彩？這是不同文化體系的較量。

　　美國安利的聯合創始人理查·狄維士，篤信自由企業競爭，是共和黨傳統的支持者,在美國為了說服信徒，老狄維士寫了《悲憫的資本主義》，宣稱是悲憫，而不是所謂利潤，是自由企業的根基。而悲憫的資本主義就是“做生意要遵從內心的良知，彼此互相誠信，即使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也要尊重競爭對手的福祉”。

　　隨著直銷從美國傳入中國，這本書搖身一變為《自助者天助》，并被做成盜版書，在北京許多天橋地攤或小書店都經常可見，這本充斥了贏輸財富游戲的暢銷書，至少打動了無數想改變自己命運的中國人。

　　但老狄維士信奉的“悲憫的資本主義”，這種完全植根于美國式政治文化土壤中的商業形式，遇到中國式的市場經濟，在轉向中國人的道路時，為了實現本土化，因為不能直接宣揚宗教般的價值觀，因此經中國主流政經體系的包裝，化身為“增加就業機會”的商業模式。但與世界直銷史所經歷的變異過程一樣，這種商業形式在崇尚孔孟“仁義理智信”的東方社會，遭受異變和妖魔化。這是“畢生與這樣的詐騙在作斗爭”的老狄維士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只是看到了俄羅斯轉軌的扭曲。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發展斷裂的嚴肅描述，大概可以提供廣闊的現實主義背景。在強勢集團，依靠權力的市場化，掌控主流資源配置，壟斷社會主流的上升通道，贏家與輸家的游戲規則正在形成，弱勢階層無法充分分享經濟崛起的好處，被拋入生存和價值的邊緣。那種持續不斷的深重壓迫感，加劇了轉型社會的價值扭曲。而直銷，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這一場社會變遷之中，并演變成經濟問題，并牽涉到社會基礎。

　　在經歷安利入華10年的變遷之后，安利(中國)董事長鄭李錦芬說：“任何市場都會產生欺詐、詐騙問題，誠信問題不能與中國人的素質糾纏在一起；不要那么悲觀，絕大部分中國人對仁、義、理、智、信的身體力行，不能用一小部分中國人的行為來說明引進直銷會成問題。”

　　因為同樣，無論是在美國的初期發展時期，還是移植后在韓國、

馬來西亞、日本等亞洲國家的發展，直銷都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所以，直銷，這種異質商業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較量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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