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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外匯過多關鍵點:提高利用外匯的能力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09日 07:42 第一財經日報

  產品過多的實質是產能的增速遠遠超過了消費能力的增速。外匯過多的實質是外匯儲備的增速超過了利用外匯的能力。居民儲蓄過多的實質是巨大的消費潛力和投資潛力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熊業田

  產品過多,外匯過多和居民儲蓄過多,似乎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最頭痛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不能“頭痛醫頭”。

   “三多”的本質

  產品過多的實質是產能的增速遠遠超過了消費能力的增速,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政策時期。正是這一財政政策導致地方利益競爭加劇,投資饑渴,重復建設,重復引資,成為當時

中國經濟中的頑癥,也是今天產能過剩的主要根源。和人口過剩一樣,企業一旦出生,就必然要為生存而斗爭。于是,無論在國內市場上還是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殺價競爭的情況越演越烈。于是,在國際市場上,我們遭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阻擊;在國內市場上,我們遭遇地方保護主義的傷害。

  外匯過多的實質是外匯儲備的增速超過了利用外匯的能力。隨著國內生產能力的擴張失控,我們的貿易政策也從“互通有無”,轉變為“獎出限入”,進而演變為“出口導向”的戰略。于是,產生了一種慣性:我們不僅要競爭“出口居世界第幾位”,還要競爭“吸引外資第幾位”,最后還要爭“外匯儲備居世界第幾位”。與此同時,我們仍然堅持計劃經濟時代的觀念,堅持由政府壟斷外匯的管理和利用。而政府和政府企業利用外匯的能力并未見長,多余的外匯沉淀在中央銀行,最終造成了外匯“供大于求”的假象。

  居民儲蓄過多的實質是巨大的消費潛力和投資潛力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前者屬于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后者是因為投資環境問題。投資環境問題主要表現為投資領域的限制和融資環境的限制,還表現為信用的缺失,特別是對制度和監管的信用缺失。

  以上“三多”,顯然有其內在關系,極富中國特色。政府也在努力解決問題,但長期部門所有、權力分割和各自為政的決策方式及其所形成的觀念限制,很難達到綜合治理的效果。

   “供給”與“需求”調整

  事實上,解決外匯過多,無論從“供給”入手,還是從“需求”入手,我們都有許多選擇的余地。

  從“供給”講,無非是控制貿易順差和外資的流入。控制貿易順差,可以全部取消出口退稅(減少財政損失),可以對某些出口增收出口稅(增加財政收入),并用以補貼漲價過快的石油和諸如鐵礦石之類的資源性產品的進口,以穩定國內物價,避免國際價格引發國內的通貨膨脹。我們還可以允許低效益的出口企業停業停產,甚至破產(這只是造成一些局部損失)。至于控制外資流入問題,誰都可以發現,一方面,我們的外匯過多,居民儲蓄過多,另一方面,我們卻只允許我們的企業到國外上市和到國外發債融資(增加外匯儲備),但卻不允許內地居民購買外國企業的

股票,也不允許居民購買外國政府和企業的債券。企業境外投資也很難通過外匯管制的關口。某些很有投資價值的中國企業的股份,允許港澳地區和外國居民購買(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卻不允許內地居民購買(不利于降低儲蓄率)。西方國家可以施加各種壓力,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投資領域,為其剩余資本尋找出路,為其國民投資境外創造條件,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通過允許資本的雙向流動來平衡資本進出的流量,以減少外匯儲備的壓力呢?

    人民幣大幅升值是糟糕選擇

  解決外匯過多的問題還有許多其他選擇,但是,人民幣若大幅升值可以說是個糟糕的選擇。

  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基礎是穩定價格。貨幣穩定是價格穩定的關鍵。拉美債務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后,保持貨幣的穩定已成為各國貨幣當局堅定不移的目標。任何國家的貨幣,無論是升值還是貶值,都是對全社會產品的價格調整,是不可輕易采用的。因此,貨幣的“穩定高于一切”。要實現貨幣的穩定當然不能只依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投資政策、外資政策、外匯政策等等對于穩定貨幣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外匯供過于求,那完全是控制需求的結果,而且也完全是暫時的。隨著石油價格、諸如鐵礦石等資源性產品和其他原材料價格,以及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市場的力量會自動強制中國的生產和出口部門限制不合理的出口,減少貿易順差。如果再輔之以前面所說的,有針對性地限制出口和鼓勵進口的貿易政策,可以很快減少貿易順差,這樣就沒有必要以犧牲貨幣的穩定為代價,去限制所有的出口,并犧牲多年奮斗所積累的外匯收益。

  “匯改”是需要的,但“匯改”是整個外匯政策的改革,而不僅僅是

匯率的改變或外匯定價方式的改變。中國“匯改”的思路,首先不是解決匯率高低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市場構成和市場發育的問題。換言之,首先應該是培育外匯市場,擴大外匯交易的隊伍,擴大利用外匯的渠道。不僅允許國有企業“走出去”,而且允許民營企業“走出去”。不僅允許中央銀行購買外國債券,也允許中國企業和普通居民投資外國債券,甚至允許投資外國股票。當所有這些真實的外匯需求被完全釋放后,我們就可判知外匯市場上真實的供求關系。那時,也只有那時,管理浮動才有真正的市場依據。

  (作者系原商務部國際貿易和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本文不代表本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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