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大學城背后隱痛 物權法成拆遷戶最后希冀

　　《瞭望東方周刊》特約記者 紀旭 廣州報道

　　上訪申訴；

　　行政復議；

　　法律訴訟；

　　……

　　當一切必要程序都走已完，而種種努力也都灰飛煙滅之后，他們主張權利的聲音仍絲毫沒有減弱。

　　2005年7月10日，新華社受權發布《物權法(草案)》并在全國公開征集民意，廣州市小谷圍藝術村20多戶被強拆了別墅的業主似乎也看到了一線曙光——著重保護私有動產和不動產的《物權法》成了他們新的希冀。

　　2001年3月，小谷圍島上43.3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正式確定為廣州大學城規劃用地。2003年10月打下第一根樁;2004年8月，大學城一期工程如期完成;9月，廣州10所高校近4萬名學生和4000多名教師搬進大學城。

　　據官方資料，總建筑面積達280多萬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將在今年底前建成，屆時大學城可容納學生14萬-15萬人。

　　還有更多關于大學城的好消息:大學城將建一所重點中學、兩所省級小學和4所幼兒園，以解決大學城教師的后顧之憂;廣州地鐵四號線大學城段專線暗挖區間工程已進入施工尾聲;廣州新增的四條過江隧道中，將有三條連通大學城——廣州市政府表示，這個總投資300多億元、高標準建設的大學城，將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城。

　　大學城吞噬藝術村

　　7月12日傍晚，記者從廣州市區乘上通往廣州大學城的公交車，50分鐘后，汽車駛進小谷圍島。三年前恬靜的田園風光被眼前龐大的現代化建筑群取代，這個珠江水系上寂寂無聞的小島，現在被稱為大學城，而其原名“小谷圍”正漸漸被人們遺忘;同時被人們遺忘的，還有已經被大學城吞噬了的藝術村。

　　大學城東南臨江的一片草地上稀疏種植著一些樹木，草地下面覆蓋的，就是曾經赫赫有名的小谷圍藝術村的廢墟。

　　十年前，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在小谷圍島寫生，陶醉于島上美麗的風光，在統一規劃下自行設計建筑了風格各異的別墅，并在此從事藝術創作。此后，一批國內外知名的畫家、雕塑家、攝影師以及各專業的設計師也在這里買下了商品地，在雜草叢生的灘涂上設計建設自己的別墅式工作室。他們把各自的生活理念及夢想融入到建筑設計中，先后建造了165棟風格迥異，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別墅，“小谷圍藝術村”由此誕生。

　　廣東省十大國畫名家中的尚濤、林豐俗、陳振國、方楚雄、李勁以及香港美術家聯合會主席、著名油畫家田滄海，美籍著名畫家朱嘉權等都是小谷圍藝術村的村民。

　　小谷圍島也因此成為嶺南畫派的重要創作基地，蜚聲海內外，被稱為中國的“巴比松”(巴比松是法國巴黎南郊的一個村落，曾經誕生巴比松畫派，而今是一個聞名世界的藝術小鎮)，成為眾多藝術家的精神家園。

　　藝術家們并非都是富有之家，他們一邊積蓄和籌備資金，一邊逐步建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親歷親為，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有些別墅甚至斷斷續續建造了七八年時間。

　　正當小谷圍藝術村業已建設成熟，聲望日顯的時候，廣州市政府將廣州大學城定址在小谷圍島，大規模的拆遷行動開始了。藝術村被指為與大學城規劃難以融合，最終在劫難逃，從2004年8月至10月，在業主的一片抗爭聲中別墅群被拆遷，其中20多戶被強行拆遷。

　　2004年3月開始，關于廣州小谷圍藝術村是否應該保留，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關注力度甚至超過了廣州大學城建設本身。

　　多家媒體引用專家及社會知名人士的觀點，一致認為藝術村既然不在大學城的主體位置，應該把具有很高文化價值的藝術村融入大學城的建設規劃，而且保留藝術村也符合廣東省提出的建設文化大省的需要。

　　藝術村近百位頗有名望的藝術家業主申請行政復議并向廣東省政府、國土資源部、監察部遞交保護財產及人身權利的緊急請求函;又先后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但均以失敗告終。

　　不對等的物權之爭

　　2005年7月12日下午，藝術村業主、建筑設計師伍時應告訴記者，藝術村的所有業主均取得了廣東省人民政府核發的《房地產權證》。“這意味著業主們擁有國家認定的房屋所有權和70年的土地使用權，我們是合法的！”伍時應說。

　　伍時應的房子被強拆后，與其他20多位被強拆業主組成了一個維權組織，并建立了一個維權網站，在遭遇種種失敗后，他們仍然嘗試著尋找維權的機會，“我們絕不放棄。”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被強拆的業主之所以不肯簽名同意拆遷，是因為一些做法太過分，分明是‘違法的欺負合法的’。”

　　2004年9月10日，從事30多年教育工作的燕陵女士過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教師節，就在前一天，她與丈夫投入8年心血建造、還沒有來得及入住的別墅被強行拆遷了。而此前不久，國辦發[2004]46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控制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剛剛下發。

　　“我們支持大學城建設,但如果一定要拆遷藝術村,也要與我們協商解決吧，畢竟我們是合法的業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燕陵女士談起這件事來就激動,她認為,整個拆遷過程“太荒唐,讓人無法接受”。

　　“拆遷之前沒有任何人來與我們協商，我只接到一個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發出的《拆遷公告》， 告之要‘收回這個地段的國土使用權’，并限期拆遷完畢。

　　拆遷部門蠻橫無理的態度惹惱了燕陵，她拒絕了主動拆遷。很多業主與燕陵有著同樣的感受，他們認為拆遷部門缺少細致的工作和對業主的尊重，這是導致矛盾的主要誘因。

　　業主們把國辦46號文件當成尚方寶劍，更有業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醒目字樣掛在大門上，提醒不要違法拆遷。然而，一切都無濟于事，拆遷在繼續進行。

　　廣州美術學院已退休的副院長尹國良與夫人張彤云都是國內著名畫家，夫婦二人用四年時間在藝術村建造了一棟240平方米的別墅，400多平方米的花園里種滿了荔枝、龍眼、芒果等果樹。尹國良說，建別墅的資金是自己退休后在臺灣辦了兩次畫展的所得，以及在美國的女兒的資助。

　　“那是個天堂，可惜只住了不到6年的時間。”尹國良被迫交了鑰匙，不算強拆，主要原因是夫人身體多病，不敢生氣。

　　“如果我65歲，我不會交鑰匙。”這個已經75歲的老藝術家氣憤地說。動拆辦給尹的補償費是170萬元，但他沒去拿。

　　尹國良告訴記者，他不想要錢，錢對于一個75歲的老人沒有任何意義，他只想要一棟同樣的房子，要一個安靜的地方畫畫。

　　“而170萬元還買不來1/2，我已經75歲了，已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再建造一所房子了！”老人一聲嘆息。

　　被強拆的20多戶業主幾乎都是因為無法在補償費問題上與動遷部門達成一致。

　　美籍華人亞歷山大·彭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以后的日子，市土地開發中心的工作人員不再和我協商任何合理的賠償問題，只是讓我必須按照他們定下的游戲規則，接受評估公司單方面給出的價格，我發現他們已經沒有誠意在雙方平等的條件下進行談判……2004年10月28日，沒有法庭的判決書，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和個人給我書面的拆遷命令和理由，我的家就被拆了。”

　　政策下的變數

　　業主們認為所謂的評估存在嚴重問題。

　　評估公司原本是按市場價的70%加上重置價的30%來計算補償款，但廣州市拆遷辦卻命令評估公司只計算市場價的40%，另加重置價的60%。

　　而補償費的隨意波動更讓業主們懷疑背后可能存在問題，例證之一是，美籍著名畫家朱嘉權在別墅里收藏了大量價值不菲的名貴奇石，他在拆遷前5分鐘被在原來的價格上追加了38萬元，條件就是簽名同意拆遷，并且給兩天時間搬走藏石，否則不但沒有38萬元的“獎勵”，還要立即執行強拆。朱先生愛石如命，別號“石癡”，面對門外等待拆房子的轟隆隆的“鉤機”，朱先生無耐地簽下了名字。

　　更多的人是被逼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主告訴記者,他是做設計工程的,曾與一家公司合作多年,相互信任,但突然對方一個電話告訴他今后不再合作了。后來他了解到,對方公司受到了某種壓力;一些在公職的業主被單位領導找來談話，勸說其要服從大局,不要再鬧了,否則影響不好;更多的別墅被停水停電、堵路拆墻,入室盜竊案頻頻發生……各種各樣的壓力罩在藝術村眾業主的頭上,有的人在權衡利弊之后，被迫簽名答應拆遷。

　　對藝術村業主關于“違法”的指責，2004年7月15日，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在《大學城拆遷法律咨詢問題回答提綱》中說，關于拆遷的合法性、申請強拆的依據、拆遷補償依據、拆遷評估辦法等，都是按照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的。拆遷人強調說，《拆遷條例》在未廢止前，仍是合法有效的行政法規。

　　2004年10月16日，藝術村的廢墟上舉行了“小谷圍藝術村第四屆藝術節” ，業主們以一場名為《鳳凰浴火》的行為藝術，表達了對藝術村的懷念。而此前的三屆小谷圍村藝術節，藝術家們把自己的畫作、雕塑等擺放在院子里或房間里，免費供人們觀賞，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那曾是一幅美好的景象。

　　藝術家的拆遷之痛

　　如今，在距廣州美術學院不遠的一棟樓房的六樓，尹國良租了一間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作為新畫室。這是在廣州很少見到的簡陋到極限的一間毛坯房，裸露的水泥地面，墻壁及天花板刷著白灰，粗糙不堪，室內只有一張簡易的單人床和一張長條藤椅。

　　尹坐在畫架前的四腳簡易凳上，等家里人來送午飯，背后的墻上掛著他的畫作。

　　“夠我和夫人畫畫用了，家里太暗了，畫不了畫。”尹教授說。“新家”是位于美術學院院內33號樓的一處福利房。

　　張彤云的身體一直不好，拆遷之后身體更是每況愈下，這幾天正住在醫院里。拆遷之后老人再也沒有回過小谷圍，“學校組織參觀大學城我沒去，傷心啊！”

　　廣州美術學院退休副院長、版畫家潘行鍵則以特殊的方式緬懷自己在小谷圍臨江苑43號的家。

　　拆遷后，潘行鍵回過一次小谷圍，他在自家的廢墟上揀回了一些磚頭和瓦片，細細地包好收藏起來。現在他的家中到處可以見到臨江苑43號的影子：門口的石頭是43號院子里擺過的，花瓶里的干樹枝曾經在43號院里枝繁葉茂，墻上的一排燈籠也曾經照亮43號院的夜晚。

　　潘行鍵在小谷圍的家拍過上千張照片，他用這些照片為43號院建立了幾個影像檔案，其中一個名字是《家園劫難》。

　　顯然，臨江苑43號在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存在著，潘說，我沒有把她當作一幢房子，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而拆遷為趙耀東一家帶來的傷痛永遠都無法愈合。趙的愛人羅丹是著名建筑設計師，包括自己的家在內，羅丹共為藝術村設計了8套別墅，個個堪稱精品。

　　趙耀東說：“這棟房子寄托了我們家幾代人的追求。”羅丹的父親也是建筑設計師，曾與錢偉長等人同船去美國留學，后來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回來建設祖國，在華南理工大學任教授。

　　羅父回國后一直有個夢想，就是擁有自己的別墅和汽車。由于種種原因，這個夢想沒有實現。小谷圍藝術村讓羅丹有了替父圓夢的機會，生活并不富裕的他們東挪西借，歷時四年多時間，在藝術村建造了自己的別墅。他們在別墅里欣賞音樂，跳拉丁舞，過著夢想中的有品質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房子被無情地拆遷了。羅丹郁悶而病，帶著無奈離開人世。趙把一張自家別墅的照片與愛人的骨灰放在一起，算是對亡人的安慰。

　　6月23日，被強拆的20多戶業主接到拆遷辦的電話，通知大學城拆遷辦要撤離了，讓他們去領回補償費，但沒有人去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