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招：穩定政策 推進改革

　　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調控與改革

　　《21世紀》：針對本輪的經濟形勢，中央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同時在財經、金融等領域積極推進改革，對于調控和改革的不同作用，諸位如何評價？

　　哈繼銘：中國經濟處在緩緩往下走的階段，實際上是為改革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改革總是要有一定的代價的，這涉及效率和速度的權衡。在速度趨緩的時候，正好可以發展效率。因此我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非常重要。

　　中國前20年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物價改革和實體經濟部門競爭機制的引進，比如制造業，但今后增長的動力可能不在實體經濟部門，而是在金融領域。我們的實體經濟已經是市場經濟，但經營領域，如銀行、上市公司、券商全都是國有的。如果將來不改革金融領域的話，會造成進一步的資源錯配，這樣增長速度即使很高，增長質量堪憂。將來的增長亮點就是質量，而不一定是速度。金融領域的改革，包括資本市場的開放，我覺得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亮點，也是未來經濟改革的方向。

　　我們現在出臺的很多政策都被冠以“宏觀調控”的帽子，但實則不是。我們必須區分嚴格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和一般意義的宏觀政策。后者其實包含制度改革和建設。

　　張小濟：我同意這種看法。我們不能把中央所有的政策都算做是宏觀調控政策，這樣會給市場帶來很多錯誤信息和方向性誤導。

　　哈繼銘：制度性建設就是有病治病，無病強身，治理房地產泡沫就應該一人生病，大家吃藥。不能因為哪個地區有泡沫就在這個地方搞一些政策措施加以調整，而對別的地方不予考慮。任何一個大國的泡沫都是局部的，但是泡沫一旦爆裂之后，對經濟的影響卻是全面性的。比如當年日本對東京的房地產價格進行調整，采取了一些土地政策，但別的地方并沒有采用，造成的后果是東京的價格下落的很慘，大阪的價格卻飛漲，最終是整個日本經濟驟然下滑。因此，如果我們認為南方某個城市有泡沫，就只對那邊進行調控，可能就會把泡沫往北邊擠，到時候可能出現中國經濟整體下滑的景象。日本在這方面可謂前車之鑒，我們必須注意制度性建設。

　　陳興動：如果我們站在市場而不是政府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會產生兩方面的擔心。第一，如果政策不適當的話，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從懸崖上掉下來；第二，掉下來是否會摔在地上，摔的多重的問題。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下來，這已經是無需爭論的問題了，但會不會真的像市場上最悲觀的預計那樣，斷言明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是4%—6%？什么因素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只有全球房地產泡沫破滅。但全球房地產泡沫不可能在頃刻間破滅，中國的經濟即使變冷也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為改革提供了契機。因此正如哈繼銘剛才講的，制度建設非常重要。但很遺憾的是，雖然今年是改革年，但我們現在制度建設還是遠遠不夠。

　　制度變革是關鍵

　　《21世紀》：今年被中央定為“改革年”，目前改革的任務已經相當緊迫，而改革的推進則舉步維艱。諸位認為，哪些領域亟待改革？

　　哈繼銘：改革有宏觀層面的改革，也有微觀層面的改革。宏觀層面的改革就是加強政府宏觀政策的調控能力。回顧一下這次經濟過熱的過程，國家的宏觀政策用得還是比較少，這和調控能力比較弱有關，比如貨幣政策受制于匯率政策，而財政政策中有必要考慮使財政支出向消費傾斜，理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權和事權。要解決前者的問題，匯率制度需要改革，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需要加強。

　　另外，我們一談到宏觀刺激支出，就想到政府投資，但其實宏觀政策不僅有政府投資，還有政府消費。政府消費指的是通過轉移支付給老百姓，刺激消費，改善經濟增長的結構。因此政府將來的重要任務是拉動消費，而不是拉動投資。此外，可以適當將隱性的財政政策明朗化，也就是讓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發債。其實現在即使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地方政府隱性的財政負擔還是很大的，只不過是通過企業最后把風險轉嫁到銀行頭上。

　　就財政政策而言，我國稅收政策應該要在地方和政府的分稅權上進行一個很大的改革。現在的情況是，地方政府因為沒錢，入不敷出，所以就拿土地開刀，在這上面創收。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就必須明確什么稅歸地方，什么稅歸中央，但是我國目前的中央地方稅種劃分還是有很大缺陷的，需要進行有效的改革。具體而言，我認為，個人所得稅一定要歸中央，而不動產稅等稅基流動性不大的稅種應該歸地方。

　　就微觀方面而言，要加大金融領域的外資投資的比例。誠然，外資滲透在有關國家安全的領域需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對于一些正在進行改革的銀行，可以考慮通過吸收更多的外資來深化改革。我們的實體經濟改革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引進外資的經驗，無論是獨資還是合資的，事實證明它們都刺激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可以根據實體領域的經驗，在金融領域一步一步平穩推進，我相信也會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另外，在上市公司和券商的問題上也可以仿效之，引進外資的成分，創造一個有助于提高總體水平的競爭環境，改善國有上市公司和券商壟斷的局面。

　　王建：我認為經濟增長是目標，改革是手段，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我們前進過程中的障礙。

　　以往在宏觀調控中我們主要面對的是供給不足問題，未來幾年我們則可能要首次面對生產過剩問題，我們還缺乏解決這方面問題的經驗，這是對中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新挑戰。

　　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一個辦法是消除供給，一個辦法是擴大需求。消除供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傳統辦法，例如讓大批項目破產，把過剩的產品扔到海里去。我們不能這么做，因此解決問題的重點應是開拓需求。如果放開新上項目的口子，繼續擴大投資需求，只能解決未來幾年的增長，卻會使今后的生產過剩矛盾更嚴重。在“十一五”期間啟動需求必須從消費入手，實現從投資型增長向消費型增長的轉變。

　　這就必須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可以從幾個方面考慮：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利用個人所得稅建立從“富人”到“窮人”的社會轉移支付制度；提高公務員工資，帶動全社會工資水平上升；國家財政應增加對養老、醫療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投入，顯著擴大社會保障面，因為居民不敢花錢消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顧之憂；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農村人口是中國的居民的主體，中國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鄉收入差別擴大造成的，所以增加農民收入是擴大消費的重要環節。去年農民增收比較多，今年的消費增長率就高于去年，就說明了擴大農村消費的重要意義。擴大農村消費，主要應從減輕農民負擔角度考慮，比如增加農村公共品提供，支持農村發展新合作醫療，以及把農村中等義務教育由國家包下來等等。此外，還應考慮較多地提高對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救濟標準；拓展消費貸款的空間，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車和其他方面消費。

　　《21世紀》：但是，從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入手擴張消費需求是一件很復雜的事，從醞釀準備到實施到出現成效，可能費時很長，而全面生產過剩是馬上要面對的事情，那么，問題如何解決呢？

　　王建：還得從投資和出口方面想些辦法，可考慮的是：

　　其一、通過建設“廉租屋”增加固定資產投資。

　　在任何國家，住宅消費都是最大的消費。我國目前城市居民對住宅仍有較強烈需求，而在發達國家，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居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一般居住在“廉租屋”的居民要占到居民的一半以上。政府為此可考慮發行30年期的城市住宅建設公債，到30年后還款到期時，可以再進行一次“房改”，讓租屋人買下來。由于在30年間房地產肯定會升值，即便到時政府賣出房子的價格很便宜，也能充分收回投資。

　　如果未來30年中國城市化率提高到75%，城市人口將增加7億～8億，且有一半人口是居住在“廉租屋”，按人均建筑面積25平方米，每平米均價2000元，則有近40萬億元的投資空間，而在“十一五”期間，可考慮至少每年安排1萬億元的投資規模，就可在相當程度上拉動投資增長，吸納大量生產資料產能，還可在重工業投資“落潮”后，為數千萬人的建筑業隊伍提供新出路。

　　其二，鼓勵轉向集約化生產的技術改造投資。

　　至少在中期內，我國應嚴格限制生產能力已經過大的產業部門繼續增加投資，但對技術改造投資應“網開一面”，重點鼓勵節能、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方面的技術改造。自“七五”時期以來，我國技術改造投資在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比重就在不斷下降，已經從“七五”時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我國粗放型增長的格局目前仍很明顯，而由于資源、環境等原因，傳統的粗放型道路已經難以為繼了。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必然選擇，但要有物質條件支持。政府應出臺類似日本“機械工業振興法”那樣的法律，強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產能力，利用財政、稅收、信貸、外匯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業進行這方面的技術改造投資。

　　其三，穩定人民幣匯率，促進擴大出口。

　　去年全球的貨幣交易額超過700萬億美元，但國際商品交易額只有6.8萬億美元，去年全球一、二產業的生產額只有20多萬億美元，而當年全球的金融交易額已經超過了2000萬億美元，這些情況說明，目前物質產品生產與流通所引起的貨幣和金融活動，只占到全球年金融與貨幣交易額的1%，所以匯率的變化，早已不決定于本國是貿易順差還是逆差，而是取決于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從實際情況看也是如此，自90年代以來，美元維持了長達十年的強勢，美國的貿易逆差卻連年擴大，而自2002年以來，歐元對美元連續三年升值，累計升值了50%，歐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卻增加了90%。由此而言，改變匯率并不能改變基本的國際貿易關系。

　　進一步說，發達國家到中國來投資，說到底是因為與中國在生產要素方面存在著幾十倍的價格差，但發達國家是位居生產要素價格差的高端，中國是在低端，人民幣匯率即使升值一倍，對居于生產要素高端的發達國家來說，要素價格差仍是幾十倍，所以格林斯潘說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還得從中國進口產品。

　　雙穩健政策求變？

　　《21世紀》：趙曉認為，緊縮型的宏觀調控已經到位，目前不應該再繼續緊縮，林毅夫認為，今年下半年最遲明年年初通貨緊縮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調整目前的宏觀政策。那么，諸位以為，今年的“雙穩健”政策是否需要改變？

　　李稻葵：這種提法是針對某一個時期提出來的，現在不見得還適用。在我看來，可能不宜于強調，重點在于改革。關于政府的政策，如果大家相信這個判斷的話，宏觀調控恐怕要采取新的形式，可能不提這個概念了，宏觀調控只是針對經濟過熱時期的概念，并不是說馬上要刺激，要拉動需求，恰恰相反，利用經濟下落的時期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趁機把效率不高的企業，成本比較高的企業退出來，而不是繼續給補助。實際上我看來就是微觀上使得價格下降的過程。效率高的企業，使得整體成本降低，它也可以以兼并的形式退出，整個消費價格就會往下走，這是通貨緊縮的微觀機制，這也是在回應通貨膨脹的壓力。

　　在政策上，我有三點考慮：首先要有一個整體的判斷，經濟增長，GDP增長速度下降本身并不是壞事，如果說我們如果通過這個下降，能夠促進產業的調整，能夠促進金融改革的話，那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第二，在重點的行業、重點地區可能要適當的放松貸款的規模，要防止出現經濟下滑，比如說一些需要扶植的行業，比如說西部或者是東北的一些需要扶植的區域，需要放松。

　　第三要加緊改革，一個是匯率改革，我覺得匯率改革現在正是時機，匯率改革不僅能夠減少通貨緊縮潛在的可能，而且匯率的升值，也能夠改進貿易比價，同時匯率改革的一些負面影響，比如說對于就業的影響，可以通過其他形式，比如說出口退稅的機制來重點扶植一些行業。匯率是一個全局性的因素，稍微做一點讓步，在對外關系爭取主動，在若干負面的方面做一些調整，還是劃得來的。

　　另外就是需求，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城市化，我不太同意林毅夫“啟動農村的存量消費需求”的觀點，農村有了錢之后，除了蓋房子以外，就沒太多消費的空間。關鍵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最關鍵是要采取合適的城市化的模式，按目前搞土地規模的擴大搞城市化，我認為是非常有害的。

　　王建：我不同意李稻葵的觀點。從實際情況看，由于去年農民增收，今年的消費市場前五個月比去年同期大概高出一個百分點左右。就是我剛才講的道理，農民這個群體收入很低，所以消費傾向高，我們現在的情況和西方經濟學講的道理是完全一樣的，儲蓄曲線和收入增加是成正比的，收入增加越高儲蓄曲線越高，收入越低的人消費傾向越高，儲蓄傾向越低。去年農民增收比往年高了兩個百分點。過去，農村的消費也就是增長6%至7%之間，今年農村的消費增長都到11%了，就是因為兜里有錢了。

　　而提高農產品價格，啟動農村消費這個觀點我也是不贊同的。比如日本，它實行農產品的保護政策，就是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日本是把大米作為戰略物資的，它的價格是國際市場的10倍。用高額關稅保證國內大米的穩定在國際市場價格的10倍， 鼓勵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但日本實行這個政策的前提是，日本人口的主體是城市人口，日本在人均1000美元GDP的時候，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經超過80%。80%的人保護20%的人，這就比較容易。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是1：4的關系，如果說農產品價格提高一元錢， 4個人拿出一元錢來補貼一個農民這是比較容易的。

　　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4億城市人口和9億農村人口的關系，要少數人保護多數人，這在世界各國沒有先例。在這種情況下，把中國的農產品價格提高1倍，城市人口是不能承受的，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收入分配關系入手。當然中國有一個特點，城鄉的收入差別大，二元結構，我們的基尼系數比較高，其中也有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影響因素。農產品的價格適當提高我也不反對，但是要像日本那樣提高四五倍，這個就是災難性的。在這個問題上，我主張，還是要調整收入分配關系。

　　當然，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不是很容易，沒有個5年10年時間不會有成效。但是我們在未來兩年就有可能面臨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特別要注意出口問題，就是從出口出發。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我們就必須保證出口，在這個前提下就不能動匯率。

　　現在我們講動匯率的條件是什么？我認為最基本的條件是收入分配關系得到改善，出現了從投資型增長向消費型增長轉變的趨勢，有了這個趨勢，我們就可以用內需替外需，沒有這個趨勢，對外需的倚重就會很高。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投資需求不能再加了，能加的就是消費和出口了，消費如果通過我們財政的轉移支付可以臨時加一些，根本性的通過建立整個社會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來實現，這個的時間要很長。那么我們未來可能更多的是依賴出口。

　　陳興動：現在所謂的松與緊，第一就是概念上，讓大家有一個緊的預期；如果現在不變，大家覺得就不會是更緊的預期，可能就會放松了。也有一個意思，就是行政的辦法需要改變，比如說銀監會貸款的限制政策、房地產抵押貸款等，各方面條件非常緊。上面緊一點，下面的就更緊，再加上銀行面臨著上市，都不愿意貸款，惜貸的問題更加嚴重。

　　王子先：財政和金融兩大體制不推進改革，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手段，解決新的宏觀經濟問題都會有很大的困難。可能采取的手段和要達到的預期目標，是相悖的，特別是貨幣政策。我覺得政策選擇，一個要靠深化改革，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推動的，像房地產投資，這應該是大力發展消費升級的一個方向，但是現在房地產過熱是由于行政力量過多的參與，這是不正常的。居民自身需要的就應該是積極發展的，而不應該被限制。

　　第二，無論是短期來看，還是中長期的發展戰略上來看，都有一個中國經濟發展最終動力轉型的問題。現在過度的依賴出口，消費力持續20多年下降到全世界最低的水平，最落后的非洲國家，也是70%到80%，我國現在是58%。我們提出擴大內需政策這幾年，增加的是政府投資，居民消費相對的比重還是在下降。下一步經濟發展，從日本的教訓或者是東南亞的教訓來看，如果不轉型，中國經濟發展的風險太大。

　　張小濟：定義宏觀調控總是有問題，中國政府講宏觀調控絕對不只是財政貨幣政策，我特別注意到今年中央政府提法，實際上已經給了信號，就是不會再去用過去的行政手段和拼命緊縮土地和信貸的辦法來控制投資過熱，這個政策是不再在這方面加力，而是推進改革。從表面上來講，普遍政策上不加力，但是可能會在某一點上，比如說對于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出臺，用精確打擊的辦法，不再用普遍施壓的辦法加力。這些信息其實政府已經傳遞出來了。如果有人批評去年政府的政策，強調了用行政的辦法，或者說過度的、完全是靠財政貨幣政策，這是擔心這種強政策會造成扭曲。中央政府今年是在強調改革，不改革，跟其反向操作的那些政策如果不動的話，最后會造成扭曲。

　　張漢亞：講宏觀調控，我一直認為應該適當的放松。由于前一段過緊造成企業困難，包括很多國有企業，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投資只增長了12%。在去年和前年大量投資以后，應該有一個消化過程，使企業繼續有盈利，無論是技術改造也好，還是產業結構調整也好，都需要企業有能力投資，才有可能發展和轉變，現在許多企業已經沒有能力再投資了。另外國家現實的角度來講，不能讓大量的企業倒閉，所以必須適當的放松。

　　另外一點，我們的投資決策缺乏信息導向，什么掙錢大家都上什么，所以我提出建議，必須從信息引導上多做一些工作。最為重要的就是建立信息保障系統，隨時提供投資方面的準確信息，讓老板也好，各地政府也好，都知道投資什么賺錢，投資什么不賺錢，特別是對生產過剩的，要引導他們上馬新的產品，新的工藝，新的技術，包括新能源。目前整個國家的經濟信息工作還是差得很遠。二戰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周期經常是大起大落，二戰以后雖然還有經濟周期，但振幅要小多了，使經濟能夠保持較為平穩的發展，這是因為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提供的準確信息使他們的投資決策更科學一些，減少了投資失誤和社會生產的大量過剩。對于我們國家來講，還是要趕快建立投資決策信息系統，指導地方政府和企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