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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俊山
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企業黨組織如何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在理論和實踐的兩個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擬對其合法性問題進行探討。
兩種合法性：合法律與合民心
現實中，我們常會碰上這樣一個問題，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條件下，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據是什么?這一問題，乍一看似乎很簡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寫到，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由此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國家各項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我國的企業法、公司法的有關條文，對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也同樣有明確的規定。可是，再仔細想一想，企業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法律和政策依據這一問題，又似乎隱含了這樣一個質疑，即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合法性問題。不是有這樣一種說法，國外企業并沒有黨的政治組織，國外的船舶也沒有政委一職，人家不也一樣運轉很好嗎?為什么我黨在取得執政地位50多年之后，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合法性竟然還會受到挑戰?在這里，合法性問題不僅僅是指法律意義上的條文。隨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是指大眾心理的認同，即是民意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不啻是一帖清醒劑，讓我們對黨的執政合法性以及黨的領導方式問題有一個認真地思考。
回顧我黨80多年的歷史，黨的隊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從革命黨最終成為執政黨，黨是靠什么來領導的呢?一是靠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有一個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政治主張；二是黨的思想理論和政治主張，能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并能夠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三是黨擁有一大批為實現黨的理想而浴血奮斗、不惜流血犧牲的優秀黨員隊伍。以上三條是實現黨的領導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黨的領導其實質就是思想政治的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有了黨的正確思想政治領導，沒有軍隊可以創建軍隊，沒有政權可以奪取政權。反之，如果喪失了黨的正確思想政治領導，有了政權最終也會喪失政權。上世紀末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手中握有執政大權的政黨，一旦喪失了思想政治領導的優勢，其權力頃刻之間就會土崩瓦解。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其意義就在于我黨所具備的這種思想政治領導的能力和優勢。這種能力和優勢使我黨在與各種政治力量的長期斗爭和反復較量中脫穎而出，不斷發展壯大，最終成為執掌全國政權并且長期執政的黨。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使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設起了新中國；因為有了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使我們能夠撥亂反正、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因為有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使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從而為我們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指明了方向。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在我黨指導思想方面的理論成果，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民群眾的支持是我黨贏得長期執政地位的力量源泉。
領導不等于執政
從一定意義上說，黨的“領導”與“執政”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過去人們往往把“領導”與“執政”兩個概念混為一談。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我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時，曾十分鮮明地指出，“黨的領導主要是思想政治的領導”。黨的十六大通過的新黨章在總綱中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而“執政”主要是指運用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各類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領導”與“執政”兩者之間是既相互聯系又有區別的。可是，黨在取得了執政地位以后，我們的一些同志對黨的思想政治領導的意識逐漸淡化，黨的領導意識被“執政權力”意識所侵蝕，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包括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管理，也逐漸被以“權力”為中心的意識而左右。加上有一個時期，黨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思想政治領導變成空洞的說教，甚至是部分人運用“權力”整人的“棍棒”。黨執政50多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每當我們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之后，人們才會舊話重提，從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角度對各種失誤進行檢討。1989年的政治風波過后，鄧小平同志曾沉痛地告誡全黨，這么些年來我們最重大的失誤是教育，是缺少對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他說“我們說改善黨的領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黨的領導機關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之外，要騰出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群眾工作。如果一時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至少也必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否則黨的領導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強”。在這里，鄧小平同志強調的就是黨的思想政治領導。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和企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上，我們也曾經走過一段彎路。1999年9月，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組織了《國有企業改革與黨在國有企業中的政治領導問題研究》課題組，對北京、天津、無錫、深圳和陜西省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黨政干部125人調查表明，認為近幾年來黨對國有企業的政治領導“是逐步削弱”的，在黨委干部中占33.3%，在行政干部中占11.4%；2005年，成立不久的國資委黨委組織的調查數據也再次表明，這種狀況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扭轉，甚至在一些單位企業黨組織的作用有進一步弱化的趨向。
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中，無論企業資產怎樣重組，產權關系怎樣變化，內部決策和經營機制怎樣調整，黨對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政治領導，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都必須堅持，不能有任何削弱。”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加強黨的思想政治領導，中央的聲音和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可到了基層落實起來又為什么困難重重呢?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一些同志在觀念上并沒有把“領導”與“執政”的關系搞清楚。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有些同志在實際工作中把黨的思想政治領導簡單地等同于行政領導，每當碰到難題時，往往是兩手一攤抱怨說，黨的組織在企業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法律依據和具體操作的辦法(實則是指缺少硬性的行政性規定)。這種對國家憲法、企業法、公司法以及黨章對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則規定、立法精神視而不見，甚至于把這些規定與其它法律條文割裂或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是與我們長期來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效考核等同于經濟工作，一味追求用量化標準來衡量一切一樣，是從根本上混淆了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和聯系，這無疑是緣木求魚，使自己在認識誤區中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遺憾的是，現實中一些基層單位的上級機關，在考核下級單位工作時，就往往習慣用經濟的“量化”指標去硬套黨建工作業績。表面上看似乎是強調了黨建工作要圍繞經濟工作開展，實質上反映的是形而上學的思維習慣。
由于思想政治領導在一些同志看來比較抽象，難以捉摸，其效果是長期而又隱性的，政績又難以量化體現，所以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對此的關注熱情和投入的時間精力，就最難保證。相對于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這一條，尤其是黨管干部管人才的工作，［實則是“政治領導”與“執政權力”最為重合的部分］，因為是最直接、利益最明顯的工作，似乎規定最清楚，也往往成為黨政領導雙方“膠著”的熱點。黨組織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現在提倡的做法是“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對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辦法只是為黨組織參與決策，克服可能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決策障礙，提供了平臺。至于黨組織怎樣參與、如何決策，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可是有些同志把這僅僅看成是對行政權力的再分配，在實踐中往往會產生以個人的行為替代組織的行為，有的單位甚至于把黨委干部視作行政副手，分管某一方面具體的行政業務而已。由于對思想政治領導的豐富內容和難度，缺少應有的認知和把握，在一些單位黨組織機構就變得“無事可做”，顯得“人員臃腫”。改革浪潮一來，從事黨務工作的人員精簡就必然首當其沖。長此以往，必要的組織機構缺損、人員不到位，而導致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流于形式，以應付上級組織的檢查考核，最終陷于“平庸”導致“削減”的惡性循環的怪圈。大量事實表明，如果一個企業黨組織長期只熱衷于利益直接相關的干部人事權力，而忽視了黨組織最根本的思想政治領導的任務，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就在所難免了。
不能用“執政權力”代替“思想政治領導”
企業黨組織思想政治領導的軟弱，是與長期以來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淡化、空洞化和異化相聯系的。由于黨在獲得執政地位后，出現了“執政權力”替代“思想領導”的傾向，思想政治工作被逐漸淡化，一些同志誤以為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可以支配一切，主宰天下。結果就難免會出現這樣一個嚴酷事實，就如我黨一位前輩領導人曾指出的那樣：“我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的是紅軍時期，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以后，有一段時間，在‘左’的錯誤影響下，逐漸地思想政治工作變成領導者用來對付普通工人、農民、戰士和知識分子的一種方法，敗壞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聲譽，結果很壞。”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人眼里頹變成了“說教”的代名詞而逐漸空洞化，甚至于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僅僅把思想政治工作理解成傳達會議、學習文件等形式和方法，使思想教育的兩種主要形式：說理性教育變成了概念堆砌的大雜燴，文章從概念到概念，不擺事實，不講道理，缺乏說服力；形象化教育又流于概念化圖解，缺乏感染力。這些同志忘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含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教育人民，提高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忘記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功能。在有的領導者看來，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只是職工群眾和下屬，認為領導總是正確的，有問題的總是職工和群眾，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有的把思想政治工作僅局限于為職工送溫暖、辦實事等一些具體事務上，名曰：“務實不務虛”。思想政治工作不談理想、不談主義、更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好人主義盛行。
這些問題的存在，除了因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影響外，黨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執政環境的變化，在客觀上也造成思想政治工作優勢不如黨在武裝斗爭時期那樣強大和明顯。這是因為，武裝斗爭時期，黨所能掌握的資源主要是蘊藏在各階層廣大民眾的精神之中，黨只有用正確的政治主張和綱領，喚起民眾的覺醒，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打敗了一切反動勢力，最終奪取政權。而奪取政權后，因為手中掌握了執政資源，便容易產生見物不見人的錯覺。另外，黨在執政之前，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受壓迫、被奴役的民眾更容易被黨的崇高理想所吸引，并自覺自愿地加入了黨的斗爭行列。革命勝利后，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黨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也沒有現存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鑒，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失誤和理論上的僵化，導致思想政治工作脫離實際和缺乏針對性。加上文革時期泛政治化極左思潮影響，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思想政治工作變成了“抓辮子、打棍子”的代名詞，以致于在黨的指導思想撥亂反正后，一些同志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和優良傳統的認識，仍未真正做到正本清源，甚至于把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當作計劃經濟年代的附著物一并拋棄了。
我們說黨的思想政治領導包含了三項基本內容，一是有正確的理論武裝；二是有一大批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黨員隊伍；三是有廣大人民群眾飽滿的政治熱情和參與支持。這三個基本內容的體現，主要依靠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載體。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在繼承的基礎上，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觀念、內容和方法，黨的政治領導的優勢才能得到充分發揮。要創新和發展，就要從這三個核心內容上著眼，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教育手段、活動方法等表現形式、技術層面上的創新。要從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質、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發揮黨員先進性作用著手。最近，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國資委黨委把國有企業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開展爭創四好班子建設活動，這一系列的決定和活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在于加強黨的思想政治領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上。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啟示：要發揮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須堅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企業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正確理解黨的思想政治領導和“執政”的關系。在當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或重點，首先是教育者自身，即各級領導干部；其次是廣大黨員。只有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不斷提高黨員領導干部和每個黨員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規定的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通過自身的模范帶頭作用，才能教育和團結周圍的群眾，為實現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奮斗。
(作者系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黨組工作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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