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溫州第二經貿委 一個民間商會的政經行走

　　南風窗/章敬平

　　2005年7月5日下午，民間人士周德文與溫州市府所轄8家官方機構的要員，一同出席了“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評審會。他與會的身份有兩個：一個是評委，一個是評審委員會高級顧問。前面一個身份來源于合法性，他是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理所當然擁有評委身份。后面一個身份來源于正當性，他是“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的鼓吹者，是他在

去年人代會上的一份議案，催生了“專項基金”。市府因之給了他一個高級顧問的身份。

　　事實上，自己究竟有多少臨時性的身份，周一時也難以厘清。身份就像一頂頂“禮帽”，他總是依據不同的場合佩帶不同的“禮帽”。而他始終離不得的一頂“禮帽”，就是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6歲了。會長這頂“禮帽”，在他頭上晃蕩了6年。溫州是中國罕見的中小企業大市。30萬家中小企業散布于各行各業。雖然他的會員企業不過600余家，但他治下的“促進會”，卻是溫州最具影響力的民間商會之一。

　　“促進會”是一個地道的民間自治組織，和政府沒有任何姻親關系。它把民間人士參政議政的權限發揮到極至，經常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經貿委”一樣，在溫州市府和外地政府之間架設了一道商貿橋梁，在溫州商人和政府之間鋪設了一條對話通道，他們不僅利用他們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為會員企業維權，還影響到事關30萬中小企業的公共政策。

　　官方背景的純粹NGO

　　2004年10月22日，西裝革履的周德文，躊躇滿志地坐到溫州東甌大酒店的會議室，代表第一屆理事會做工作報告。49個月之前，他費盡周折地組建了這個名字并不時尚的商會。“誰打江山誰坐莊”，時年37歲的周，約定俗成地擔當了首屆會長。

　　表面看，這只是一個民間商會的換屆大會。但主席臺就坐的溫州政要，卻顯示了這個NGO(非政府組織)非同尋常的官方背景。一名新會員詫異地察覺，溫州市人大一副主任，溫州市府一副市長，溫州市政協一副主席，以及溫州市經貿委主任等經常在溫州電視臺露臉的政要，竟然一一在座。

　　當天，周德文憑借卓越的“政績”，毫無懸念地連任第二屆會長。

　　第二屆理事會，還有一個35人組成的高級顧問團。排在首席的，是中共溫州市委一副秘書長。緊隨其后的有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乃至政府各職能部門的局長、副局長。

　　一名研探民間組織的學者感言，在中國地級市，夾雜著這么多政要的NGO，可能很難尋覓得到。

　　一個官方背景十足的NGO，卻迥異于傳統的“二政府”式的民間社團。它的經費來源，骨干成員，活動方式，都不同于依附于黨政機構行使“二政府”權力的社會團體。他們沒有政府撥款，不占用政府編制，完全獨立于官方。他們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代表大會。會長周德文是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的院長，一個民間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人事關系在溫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人”。

　　研究社團轉型的學者稱，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是中國市場經濟先鋒地帶的獨特產物，它染有傳統NGO的官方色彩，卻更多顯示出中國NGO的新動向。

　　他們注重與新聞界的互動，看中新聞輿論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懂得傳播對NGO的價值。仔細研讀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高級顧問名單，有心人發現，高級顧問團有兩類人，黨政官員僅僅是其中一類，另外一類則是新聞界名流，溫州日報報業集團社長何建平居于首席，其后是溫州三報一網三臺的總編輯、副總編輯、臺長、副臺長。此外，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經濟日報社等中央媒體駐溫的記者，也被一一羅列。

　　相比于傳統的NGO，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在選擇副會長的時候，強調的是會員的眼光，會員的功利價值。遍覽數十個副會長單位和副會長名單，足以令熟知溫州政經兩界的人們刮目相看。交通銀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溫州的支行行長大多是副會長。二屆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換屆大會的主持人，就是廣發銀行溫州支行行長王成良。他們在信貸上對會員企業或許會有的傾向性關照，總是讓困擾于資金短缺的會員企業家，覺得有所指望。2005年4月上旬，副會長、溫州銀監局一張姓副局長就曾表示，要力促各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計劃中，2/3以上的信貸資金將投向優秀的成長型中小企業。

　　雖然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自始至終都保持民間姿態，可它架設的內部組織機構上倒頗似一個官僚機構。2005年1月6日，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開了一個會長秘書長聯席辦公會，確定了會長辦公常務會議七“大員”集體決策制度。

　　利用政治身份替企業維權

　　“我參加了好幾家協會，在我困難的時候，真正能替我分憂的，只有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2004年12月11日，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常務理事陳麗麗，在別又天山莊“現身說法”。陳是溫州海外旅游公司總經理，在當天召開的二屆一次常務理事峰會上，談到維護會員企業合法權益的時候，她舉了自己的例子。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之所以壯大甚快，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周德文、邱國寧等領軍人物能夠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可以在他們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時候，及時雨般拯救“落難者”。而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在于他們有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

　　2004年7月31日，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溫州分公司組團前往埃及旅游，一名年過七旬的旅客，突發心臟病，猝死于紅海。死者家屬和溫州分公司就理賠產生紛爭，前者不斷去后者營業大廳糾纏，在大廳內設靈堂，擺花圈，社會影響極壞。作為會員企業的該公司，最后求助于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胡向東利用浙江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寫了一份“社情民意轉報單”，呈送有關部門。數日后，溫州市府書面函告省政協辦公廳，答復了胡向東的建議。結果讓溫州分公司倍感滿意，不僅死者家屬再也沒來糾纏，他們還向法院起訴，要求死者家屬賠償經濟損失。

　　此前兩個月，周德文坐在家中享受著屬于自己的周末之夜，突然手機響起，會員企業溫州精美工藝品公司的總經理來電說，他有一批十萬火急的外貿出口禮品被交警扣留。周現場調查發現扣留是依法作出的，一來貨物超載，二來司機有兩個駕駛證。雖此，周還是以人大代表和會長身份與交警疏通。末了，交警決定：先放行被扣貨物，違規車輛和司機留在交警部門接受處罰。

　　據悉，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誕生近6年，僅周本人就為會員“解難”百余起。一開始，領軍人物們為會員企業維權，還是零星的。隨后，維權成了一項半制度化的內容。尤其是2004年“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掛牌成立后，他們聯合會員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時就會員企業的難題，與政府有關部門交涉(見本刊2005年3月上的報道)。盡管工作室的使命，是為了所有的公民，而非會員企業，但工作室急劇飚升的影響力，使得他們在為會員企業維權時，幾乎無往不勝。

　　其實，維權只是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高難動作”。他們日常的“規定動作”，大多圍繞研究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娛樂性組織展開。今年春天，他們邀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小企業司副司長等人，前來授課。周在著名青年實業家王均瑤病逝前后，多次組織會員企業家體檢或者爬山。

　　“第二經貿委”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雖是一個民間商會，卻像個“經貿委”。據稱，一些專程到溫州克隆“促進會”的外地政府官員，常常如此評價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他們不是政府的經貿機構，卻為中小企業搭建了一個經貿平臺。他們不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卻時常受政府委托，做經貿交流的事情。

　　2005年1月4日，溫州市人大邀請周德文等“促進會”成員，與山東濱州市黨政代表團座談。此前半個月，周曾率領溫州企業家代表團訪問隸屬于濱州的陽興縣。“促進會”認為，率團外出陽興，是他們助會員企業“走”出去“覓”商機的一種方式。

　　2004年12月23日出版的《溫州中小企業報》，在頭版，以小半個版的篇幅，登載 “促進會”組團去陽興縣的所作所聞。報道還附了一張考察團與陽興政要的合影。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陽興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左一右，將周德文簇擁在前排中間就坐。商人的地位在這一張照片上高于官員。照片的頂部是一張中國特色的政治意味濃厚的條幅：歡迎各位領導蒞臨陽興檢查指導工作。有會員感嘆，雖然他們不習慣當地官方的接待方式，但他們清晰地感覺到“促進會”在當地官員心目中的分量，無須擔心投資當地被宰割后投訴無門。

　　這篇文章的左側，是吉林省松原市政府副秘書長和招商局長寫給周德文的感謝信函，寥寥數言，要義有二：一是感激，一是取經。2004年7月中旬，中共松原市委書記和松原市長趕赴溫州，操辦了一場“2004年松原——溫州招商暨項目推介會”。松原人認為，沒有促進會的鼎力扶助，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他們客氣地說，是“促進會”為溫州和松原搭起了友誼和合作的橋梁。基于對“促進會”的認同，松原決定效仿溫州，移植“促進會”。受中共松原市委書記和市長的委托，兩個執筆寫信的人，特向周、胡二人請教辦會的具體細節。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不僅受溫州官方的委托，外出考察，接待來賓。他們還受外地政府的委托，網羅溫州企業家與前來溫州考察的客人交流。就在松原黨政代表團來溫州之前一個月，中共佳木斯市委書記一行來溫州考察，受佳木斯市府的委托，“促進會”召集溫州市重點行業協會的秘書長和卓越的私營企業家，一起座談。座談會上，周德文儼然一地方顯達。他像官方代表一樣，以東道主的姿態，對來訪的中共佳木斯市委書記表示歡迎。他向客人們介紹了25年來溫州社會經濟發展態勢，并應邀特別闡述了“溫州模式”。《溫州中小企業報》在報道的結尾有些幽默地說：“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將在條件成熟時，率溫州企業家代表團赴佳木斯進行投資環境考察，進一步促進兩地的經濟往來和合作。”

　　統計數據表明，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長期致力于為會員企業尋覓商機，他們的努力，絲毫不比一些地方政府的經貿委、招商局遜色。隨機抽看2004年夏秋兩季，“促進會”“請進來”16撥客人，操持了遼寧省府、秦皇島市府等16個大型招商會，同時引領11撥會員外出考察了汕頭、武漢等地的投資項目和投資環境。

　　民間行為影響公共政策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企業維權”行動，解決的不單單是一個個孤立的個案。他們還從個案出發，審時度勢地將共性問題延伸為公共政策，不僅惠及所有的會員企業，也影響所有的溫州中小企業。

　　“促進會”誕生之初，周德文就以溫州市政協常委的身份，在溫州市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建議成立溫州市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一改不如人意的軟環境。雖然市府辦書面答復嚴肅對待，但對建立投訴中心一事，未曾明確表態，只是說“將在下一步機構改革中予以統籌考慮”。周堅持不懈，舉“促進會”班底的合力，終于將“溫州市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的牌子，掛到了市府。當下，溫州市和下屬的幾個區縣都建立了這樣的投訴中心，守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

　　“促進會”不足周歲的時候，周德文代表民進溫州市委，以市政協常委的職銜，在溫州市政協七屆三次會議上，建言政府“盡快建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促進會”經調研獲悉，融資難，貸款難，擔保難，是溫州中小企業難以逾越的“三難”，也是“難中之難”。“促進會”著意破解這道難題，他們有意識地邀請溫州各大銀行加盟“促進會”，多家商業銀行在溫州的支行行長，是他們的副會長。2000年3月，“促進會”與溫州市商業銀行建立了全面合作關系，還大張旗鼓地開了個“銀企懇談會”。“貸款難”雖有所緩解，“擔保難”依舊是“瓶頸”。于是，就有了周在政協會議上的建言。

　　周的建言，挑動了主席臺上兩位政要的注意力。彼時的溫州市長和溫州市政協主席當場交換意見后，前者作了一個簡短但有力的批示。次日，政協主席給周打了一個電話，叫他略略修改一下他的發言。兩周后，市府要員約請周等人座談。又4日，溫州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同意打造中小企業擔保機構，并決定由政府一次性資助300萬元，啟動整個項目。回頭一看，從“大會發言”到“政府批準實施”僅半個來月。

　　嗣后，促進會聯手溫州市總商會，籌建了溫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促進會”獨立籌建了溫州銀信企業貸款擔保公司，兩家公司注冊2900萬元，形成了1.5億元資金的擔保規模，迄今，他們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十數億元的貸款擔保。盡管仍是杯水車薪，但“促進會”致力于公共政策造福中小企業的努力，還是贏得了中小企業主們的認同。

　　周和“促進會”促動生成的第三個大的公共政策，是“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的設立。去年溫州市人代會上，周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推動設立的“專項基金”的共識，以人大代表議案的形式，提交給了人代會。半年后，即贏得政府首肯。截至當下，溫州市府已拿出2000萬元專項資金，無償援助有潛力的中小企業。

　　靈魂人物：民主黨派的參政方式

　　乍看，公共政策的形成，端賴于“促進會”。細察，內在的力量卻是周德文等人頭上的政治禮帽。據稱，起初，周關于“建立溫州經濟環境投訴中心”，改善溫州投資軟環境的建議，并未吸引有關部門的眼球。次年，他在政協政情民意座談會上同樣主題的發言，激發了一位時任中共溫州市委副書記的興趣。于是，市政協發了個“內參”，專送中共溫州市委常委、市府副市長諸要員參閱，最終成全了他的念想。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6歲了。考察其歷史可知，這個民間商會在溫州驚人的影響力，與它的成員，尤其是會長周德文在政經兩界的影響力，是一脈相承的。“促進會”的政經行走方式，與周在政界和經濟界的社會地位，是相輔相成的。

　　周是“促進會”的領軍人物，也是靈魂人物。“促進會”6年的業績，乃至今天的業態，都和周本人政治上冉冉向上的態勢息息相關。周是民主黨派的成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溫州市委副主委。1998年，周當選為溫州市政協常委。5年后，他轉任溫州市人大代表、溫州市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去年，周在溫州市人大的助力下，實驗性地開辦了全國首個以個人名義命名的人大代表工作室，領著一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搞個案監督，替會員企業或者非會員企業主持正義。

　　周能以真正的NGO的運作方式，將“促進會”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能量提升到最大值，得益于周兩棲于學界實業界的閱歷。1983年夏，22歲的周拿到浙江經濟高等專科學校的派遣證，被動地無意識地結緣陌生的溫州。10年后，不安分的周應一個老板學生的邀約，辭去溫州大學國際貿易系的教職，出任當下中國服裝業名企莊吉集團(前身)的CEO，后轉任數家名企聯手鍛造的巨龍集團的CEO。2003年，周自己創辦溫州新商人企業發展有限公司，并以民間的方式接手并創辦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一邊經商，一邊治學。周不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學者，亦非一個非常成功的實業家，但他在學界和實業界取得的成就之和，卻讓他勝出每一個在溫的學者和企業家。

　　憑借日益主流的政治頭銜，學界實業界的非凡閱歷，周在溫州，已然是一個標準的社會活動家。早在20年前，周就表現出社會活動家的潛質。大學畢業第二年，周就組織了溫州市第一個青年學術社團——溫州青年經濟與管理科學協會，蟬聯了兩任會長。1990年代，周積極薦舉企業家代表進入民進溫州市委，進而組建了財經工作委員會，研討經濟問題。

　　雖然周的檔案10余年前就躺進了社會中介機構——溫州市人才交流中心，但他在政經兩界的社會活動能力，卻與日俱增。去年，周德文又多了好幾頂“禮帽”：浙江省企業法律顧問協會副會長、溫州市企業法律顧問協會會長；溫州國際商事調解委員會委員；溫州市中院人民陪審員；溫州市府效能革命監督員；《亞太經濟評論》編委。頭銜太多，社會事務過繁，周被他們的商界友人嘲弄為“點水的蜻蜓”，他則自嘲為“現代版的華威先生”。

　　當然，周的政經行走方式，以及“促進會”的發展，并不僅僅來源于他個人的力量。他謙虛地說，會長常務會議班底，以及所有會員企業家的支持，才是“促進會”力量的源泉。

　　事實上，一個更為重要的力量，在于他身處其中的“大環境”和“小環境”。所謂“大環境”，乃是中國全局內的政府職能的轉變，民間社會的成長。“小環境”則是溫州“大社會小政府”的急速態勢。溫州經濟的快速成長，催生了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從而為周德文和他領導的民間商會的成長提供了豐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