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長洪
6月17日至19日，我在美國紐約花旗銀行會所參加中美金融研討會，美國學者坦率地承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政治化。但是，在中美長期經貿關系發展中，也成長起一個受惠于中美經貿發展的利益集團。美國政府要在這兩者中尋找平衡點，所以貿易摩擦或貿易戰會不斷，但也要休戰，也會有妥協，這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回旋空間。
我在美國6月18日的研討會上有一個大會發言，接受提問時又有一番舌戰。晚宴被安排在第一桌與花旗銀行集團亞太區總裁坐在一起，我又向這個美國大款大侃美國貿易政策，包括非移民簽證政策如何愚蠢(我用了Stupid這個英文詞)，他居然同意。我說你要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游說，他說他要去做。當然不是我的中國式英語打動了他，而是因為花旗在中國有利益。
就此，我看到了在我國對外開放形勢下，需要對中國采取務實和明智態度的另一美國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存在。所以，靈活運用斗爭和開放這兩種策略，達到斗而不破、放而不險，是我們應對美國這個特殊貿易伙伴的長期課題。
近來，媒體關于貿易摩擦的報道連篇累牘，給人一種貿易戰一觸即發、不知所終的感覺。這不奇怪，對于還沉浸在對外開放巨大成就喜悅中的我國人民來說，貿易摩擦和貿易戰還是一種新的體驗，但是這種體驗將是長期的，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貿易自由化雖然已成為世界的主要潮流，但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存在。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也好，世界貿易組織也好，都沒有解決這一基本矛盾。當壟斷資本需要促進跨國界流動，并擴大世界市場的時候，它高喊自由化，它需要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并客觀上推動了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當私人占有的矛盾突出，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發展的不平衡而導致利益爭奪時，它又需要貿易保護主義來維護自身的利益，維護本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又往往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使命。
同時，我國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3年來，進出口總額翻了一番，世界貿易史上罕有其匹。但絕大多數產品集中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領域，靠價格低廉取勝。而且往往是一個企業開辟了某一國際市場，其他眾多企業蜂擁而至，導致出口秩序混亂，競相壓價，血拼掙扎，使部分產品銷售價格低于社會實際平均成本，很容易招致國外的反傾銷。加上企業不熟悉國際規則，知識產權觀念淡薄，這些因素都容易引起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有時是經濟問題，但有時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或被政治化。例如這次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受到美國政治影響，或完全政治化。這次設限的7種紡織品，進口總額不超過10億美元，與其6177億美元貿易逆差(2004年)相比算什么，美國政府如此煞有介事、大動干戈，是關心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工人下崗，或是為這些企業主說話？都不是。按照市場規律，哪里的東西便宜從哪進，本國生產不出就從外國進，不從中國進，也要從別的國家進口。那它到底要干什么？說穿了，就是美國政府現在要找個題目與中國吵架，以獻媚于美國國內的一部分政治勢力，為美國當權者的選票政治服務。
對貿易摩擦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一方面要冷靜對待，看清本質，并持以平常心態；另一方面，要有積極的應對措施。
譬如，建立和完善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三者分工合作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大量培養應對貿易摩擦的專業人才；積極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來應對貿易摩擦；要在盡可能的地區和產品領域轉變出口增長方式；靈活運用國際化經營戰略，繞過貿易壁壘等。對于這些，有關政府部門應給予政策扶持和引導服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