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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周程
隨著全球化的逐步推進，中國在全球范圍有了越來越多的海外利益。記得幾年前，媒體一提到這個詞，幾乎所有人就會想到美國的霸權主義，但今天的中國人又不得不面對如何拓展及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的問題。在中國為了資源利益而越來越走向海外之后，幾乎所有人都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海外利益究竟如何保護？保護海外利益對于當今中國有怎
樣的價值？就這些問題，本刊記者采訪了美國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
記者：如何用全球化的眼光來判斷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否與中國經濟利益相一致呢？
陳志武：中國的對外政策這些年來慢慢變得更務實，這對國計民生非常好。中國的對外政策應該進一步變為以經濟外貿為主線，為解決中國的就業與提高人民收入問題服務。我們不妨把國家看成一個大公司，從大公司管理的角度來理解國家治理的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國間的貿易越來越多，其他國家就像是中國這個“大公司”的“客戶”，因此外交部的工作首先是做好“客戶服務”，保證各國市場能最大限度地對中國產品開放、為中國產品找到最廣泛的世界市場，同時也為保證中國企業所需要的資源服務。從這個角度理解外交政策的定位，其意義在哪里呢？
重要的是，要明確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誰。總體來看，美國、日本、歐盟長期以來作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對華直接、間接貿易總額已超過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0%。從通常意義或我們剛才說的“客戶服務”角度講，這些國家是中國的最大“客戶”，都應當是中國最應該搞好關系的對象。但是，這些國家正是中國目前的戰略競爭對象，其中更以美日兩國為甚。目前有很強的反日、反美情緒，這一情緒必須加以引導，否則將影響到中國外交策略以及發展戰略的導向。這些情緒促長中國與日美對抗，而不是與其合作。
記者：很多人認為制造業只占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就業人數也就8000萬左右，約為總就業人數的10%。于是，他們覺得有無大的出口市場并不重要。您覺得如何？
陳志武：我們知道整個經濟是一個相互聯在一起的系統，出口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比表面看上去高得多。我們可以想象，如果美國經濟出現蕭條或因為某種沖突使美國這個出口市場中斷，首先直接受影響的是制造業的人，但幾乎中國社會的各行各業都會間接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使他們要么失業、要么收入減少。比如，我們可能覺得律師行業不是制造業，因此不會受影響。但實際上他們的法律服務業務會很快減少。看到這種收入減少的前景，律師們可能會減少方方面面的消費，比如，本來一周在好餐館吃10次，現在可能只吃5次或者少點一些菜，因此餐飲業受影響；本來可能已有20件襯衣，如果收入前景好，可能再買5件10件都無所謂，但是如果前景不好，可能一件也不多買了，因此服裝業也受到負面影響。其他行業都如此，連教育研究經費也都會受影響，失業率自然會上升。
記者：中國目前和日本、美國存在巨大分歧，比如歷史認同和價值觀念，您如何看？
陳志武：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和解經驗值得中日兩國借鑒，甚至美國人和英國人之間解決矛盾的辦法也值得考慮。如果中日兩國在處理歷史、能源分享等問題上更理性、更著眼未來，那將最大限度地促進兩國經濟的發展。雙方都不要頭腦過熱。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投資國和第二大貿易伙伴，雙方關系的好壞會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的就業。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這直接影響就業機會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們既不要忘記歷史，又不能在政策選擇上過分沖動。
記者：倘若回顧全球化不同時期領袖國家的發展歷程，您認為中國能得到哪些重要啟示？
陳志武：中國當前和未來面對的經濟挑戰和兩百年前英國面臨的挑戰十分類似。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已經在美洲占有了相當的市場，那些殖民地不僅為英國提供了香料和各類農產品，而且也是英國手工業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本國以紡織業為首的各個行業生產能量及效率大增，到18世紀末英國的人口將近2000萬，因工業機械化而增加的產能使英國本國能消費的與它的工業產出之間出現嚴重不平衡。這就迫使英國在海外尋找更大的市場來銷售產品。同時，這些工業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英國當時的另一個挑戰是要爭取穩定的原材料來源。這兩方面——出口市場和資源供給——也正是中國經濟今天的挑戰。
由于英國紡織工業當時需要大量的棉花，這促使英國在北美殖民地南部以及西班牙在墨西哥等拉美殖民地開辟了大片的土地種植棉花。因為種植業是勞動密集性的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于是英國、西班牙及法國的貿易公司就從非洲大量販賣黑奴到美洲的種植園。隨著人力的增加，英國在北美及中美國家的棉花種植產量大大增加。這為英國紡織工業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原料來源。為了維護原料來源的穩定及更大范圍的擴展，英國不惜與西班牙、法國就爭奪殖民地展開了多次戰爭。
18世紀中，英國生產的大量工業品主要是返銷到殖民地，尤其是北美。1776年美國獨立并用30年左右的時間建立當時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后，北美市場對于英國商品的需要開始下降。以紡織品為例，美國獨立之前以及獨立初期，英國公司極少出口當時先進的紡織技術和機械到殖民地以求遏止當地的紡織工業發展。1800年以后，美國自身的紡織技術有了很大提高，先是在馬薩諸塞州美國人開始生產的紡織機和紡織企業，后是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蘭其他州。1830年左右，美國就有了和英國一樣完善的紡織工業，這對于英國是個極大的威脅，海外銷售受到了較大的制約。這就使得英國公司考慮在全球其他地方更大規模地拓展海外市場，但當時歐洲大陸國家的工業水平也已經和英國旗鼓相當，這就逼著英國在遠東地區拓展。于是英國人先占領印度，接著就在1840和1860年兩次對中國開戰以求最大限度地打開遠東市場。通過在中國設立通商口岸，英國將大量本國生產的紡織品輸送到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中國本土紡織手工業的發展。
應該說當時英國在遠東拓展市場的行動是比較有成效的。1710年，英國從亞洲的進口只占其總進口額的6.9%。1774年升高到11.4%，1820年是24.6%，到1913年則達到近40%。由此對比同時期英國從美洲的進口額比重變化，1710年是30%，1774年超過40%，1820年接近50%，1913年下降到22.6%。在出口方面，1710年英國對亞洲出口僅僅占其出口額的2.1%，1774年只增長到3.9%，到1820年增長到7.1%，1913年更是占據了22.7%的份額。與此同時，北美市場所占比例卻不斷下降，1774年英國對北美出口占其出口額21.5%，1820年下降到11.7%，1913年也只是維持在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19世紀到20世紀初，亞洲對英國工業發展所起到的作用類似于北美在18世紀以及之前的作用。
記者：您能否具體講一講英國打開亞洲市場的方式？英國是怎樣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呢？
陳志武：我們以往關于英國海外擴張的歷史幾乎全是從其受害者的角度來講的，根據我們過去兩百多年的遭遇，這些當然能理解，痛定思痛。但是，今天中國也面對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開發市場以及到海外找資源的問題，面對當年英國和后來美國、日本所面對的同樣的挑戰，因此我們有必要換個角度來看那些世界歷史，要從海外貿易、跨國公司的經營的角度來研究理解它們當時是怎么做的，以及為什么那樣做，這樣才可能更有建設性地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
1907年以前國際秩序基本上是靠強大的軍隊來維持，原因在于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以及此后的兩百年左右，國家之間、特別是跨洲之間交往很少，國際上也就不存在公認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的起源時期。到了18、19世紀，情況有了改進，但還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秩序架構。一旦國與國之間出現外貿利益或產權糾紛，必然訴諸于武力解決。英國為了給自己的工業品尋找海外市場,常常不得不面對陌生甚至野蠻的世界,每到一國又遇到一種不一樣的文化、不一樣的政體、不一樣的秩序，西歐之外的多數國家都沒有可靠的法治秩序，當地人及當地文化往往會對英國人帶來的產品和文化產生極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擴展市場的難度可想而知。特別是在那些年代。
但擴展市場又是必須進行的事,所以在當時那種沒有國際法律規范的環境下只能憑借武力迫使當地對英國開放并接受英國產品。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擴展海外貿易的最方便的方式，這就等于將陌生“野蠻”之地變成了擁有與英國本土相同制度及法律體系的永久貿易開放地, 這使英國的海外貿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場大大擴大。可是，正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這樣做卻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權利。
再有，英國當時要盡可能地保證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和順利。我們設想200多年前從英國起航的貨輪肯定需要在沿途補給燃料和淡水，并為船員提供必要的休息場所。如果航線沿岸都是未知的陌生之地或者不友好的國家，連一個安全可靠的休息場所都沒有，那么海運的后勤供給很難保證，貿易安全就很難維護，那會使貿易無法發展。因此，歷史上很多英國公司都在海外修建港口并擁有自己的軍隊，英國政府也在貿易航道沿岸設立很多海軍基地或殖民地，以此保證海上貿易的順利。倘若我們仔細分析到19世紀末英國海軍的全球布局，就可以理解英國正是憑借強大的海上力量為其遠洋貿易保駕護航的，在全球各地每隔一段距離就必有一個海軍基地或者殖民地，這正是英國在那個時期保護海外利益的方式。
當然，我并不是說中國也要建立可以全球作戰的海軍布局，了解過去的歷史更能讓我們理解今天的國際架構，也看到今天保護海外產權的架構和過去的差別。中國目前得益于WTO及聯合國下的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政治與法律秩序，使中國為海外貿易而必須建立龐大海軍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在今天以互聯網、電視等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它們的軍隊可以強大，硬實力可以登峰造極，但它們也不能夠總是為所欲為，因為即使美國，其經濟也依賴于國際市場，美國也必須依靠其軟實力(soft 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在海外的貿易和服務出口都會受到打擊。換句話說，當年世界各國彼此隔離的時代里，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不用太在乎它們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國家的一舉一動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睛之下，使任何霸權都得有所收斂。
記者：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下，如何詮釋中國的海外利益?
陳志武：2004年中國的10名勞工在阿富汗被槍殺，7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國家發生的針對中國人或中國公司的暴力事件，這些事實提醒我們類似的情況還會發生，而且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程度加深，這種事情只會增多。假設海爾在美國南卡羅萊那州的工廠突然被美國當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員遭到拘禁，這個時候中國怎么辦呢？假如中石油在海外的石油公司被沒收……我們必須提前考慮、研究應對機制和對策，重新從建設性角度認識國際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
目前不少中國企業在海外已有或將有投資，特別是中國的能源與資源企業的投資地點主要集中在法律環境落后的亞非拉國家，隱含的產權和貿易風險很高。再加上中資企業不僅在這些國家有投資，還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生命財產如何保證，這個日益關鍵的問題是以往任何時期的中國政府都沒有遇到過的。今天的中國政府需要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面對四大問題：首先，盡可能地維護并擴大海外投資利益；第二，保護中國在海外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第三，利用好現有國際貿易秩序來保證中國企業的資源供應；第四，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拓展。政府在思考如何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的時候，應該先明確中國海外利益的定義。中國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別是人員生命安全、財產安全、資源供應、海外市場拓展。
記者：具體而言應該怎樣保護海外利益呢？
陳志武：很幸運中國正處于一個以法律規范為主線的國際秩序中，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像英國那樣拓展殖民地。保護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養更多的律師，不只是懂中國法律，而且要懂許多不同國家的法律與政策。這是海外利益保護的第一道防線，也是當今國際秩序中在主流國家能發生效果的防線。
最基礎性的海外利益保護架構自然是國際秩序本身。中國正不斷地從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受益。但中國究竟為這種秩序的建立與維護貢獻了什么呢？今天我們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國際秩序是過去幾百年里逐步建立起來的。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以建設性姿態參與過聯合國、世界銀行與IMF的籌建，后來一段時期中國就游離于世界主流之外，這段時期，中國不僅錯過了發展的機會，而且也沒有按世界1/4人口對國際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貢獻。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許多方面講都具有劃時代意義。他把中國從歷來的不參與或被動地參與國際社會的政策中扭轉過來，變為主動參與世界主流，主動利用國際市場發展中國。到今天是中國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與改善做貢獻的時候了。用實際行動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發展也等于是在維護中國自己的海外利益。
記者：中國還可以憑借什么方式更好融入到當今的國際秩序中呢？
陳志武： 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多的思考軟實力的培育問題。這就包括文化價值觀上的趨同以及制度上的優勢。重視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必須讓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及地區更好地接受中國，更深刻地理解中國。這種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的基礎上的。為什么非要這樣做呢？我們可以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作范例。假設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為“英雄所見略同”，雖然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你我看待問題的方式相近，對于世界的理解相似，兩人非常談的來，價值觀及文化的偏向趨同。好朋友之間如果發生問題、發生糾紛，比如你開車不小心把我的車撞壞了一點，肯定不用多費工夫就能處理，解決成本會很低。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話不投機半句多，意識形態價值觀差距巨大，相互之間總懷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很有可能會打起來，會滋生出很多不應該發生的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盡可能運用軟實力和世界進行溝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的趨同將非常有利于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秩序，并受益于此。我們今天都在討論石油與資源安全問題，其實最好、最安全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增加中國的軟實力。我這里講的文化價值觀的趨同并不是說我們要太多地改變自己。我在美國已生活了十多年，認識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深切地發現世界各個國家對于道德、對于友善、對于價值觀等人性問題的理解是非常相同的，人們之間共性的成份很多，這也是中國和外國溝通的基礎。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適當調整在國外的公關方針，突出共同的價值。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更應該思考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貿易發展對于國家和人民更有利。這應該是評判一種意識形態是否合適的標準。
記者：在這樣的目的之下，中國將如何做呢？
陳志武：中國必須更好地在軟實力上下功夫，中國就必須和相關國家有更進一步的認同和溝通，最大限度地增進雙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煩就會越少。這對于中國海外市場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國人判斷中國是個異類國家，那么他們在使用中國生產的產品時會很有顧及。倘若外國人被中國的軟實力所吸引，覺得中國也是負責任的大國，那么他們購買中國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他們也不用擔心中國的崛起。就軟實力的意義，我們還可以參考現代公司的公關戰略的一些做法。現在很多公司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都非常在意公關活動，有些廣告也是純粹為了樹立企業形象，其效果良好，對其產品的銷售有很強的促進，并使社會對企業的形象有好的評價。那么，政府也可從企業的廣告戰略中學一些推進軟實力的技巧。
假設周遍的國家和國家集團確確實實地相信中國人的價值趨向、意識形態以及思維方式在總體上與他們不存在巨大差別，那么他們會有理由相信中國發展軍事力量不會威脅到他們的利益。認同感是消除誤會的基礎，這一點應該很容易理解。威脅論者最怕的是中國還像以前那么意識形態化或者讓民族主義走過頭。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兩個鄰國中一個為了意識形態上的滿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地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個則把精力放在國計民生、放在改進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當然會感到威脅。為了減少周遍國家對中國發展軍事所產生的懷疑，就應該更多地與他們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進行溝通，這是公關問題、是軟實力的提升問題。
記者：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在哪些可操作的層面上與周遍國家和國家集團溝通呢？
陳志武：我們應該讓外國看到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個理性、透明的過程。政策制定過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那么出現隨意性的極端決策的可能性就小了，那樣即使中國或任何國家有了強大軍隊，別國也不一定會怕。在這里，過程透明最重要，因為一旦過程透明了，一方面決策者會更慎重、會想到如何向社會解釋，另一方面社會團體和專業人士都可參與到討論中，畢竟多數人在多數時候是冷靜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認為集權政府和專制政府是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態，掌控集權的人或獨裁者有時會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類似薩達姆下令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美國不允許朝鮮擁有核武器。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5年，在政府決策機制上已有很大了改進，透明度增加很多，這些本身都為政府在海外的進一步公關提供了絕好的素材。
記者：倘若中國在推進海外利益的過程中確實和西方國家產生矛盾，雙方如何在利益上進行平衡呢？具體而言，企業怎樣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業和政府怎樣互動？
陳志武：遇到這樣的問題時，中國應該像西方國家那樣派遣律師來解決，至少要具有律師思維的官員。企業有企業的律師，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師。律師的職業原則就是沒有解決不了的沖突。沖突雙方都冷靜地闡述各自的訴求，進而尋找利益的切合點。我們應該拋開舊的思維，不要什么都是“階級斗爭”、都是“你死我活”、都是本國與外國的斗爭，否則就是抱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于企業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現問題，應該意識到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找律師，中國企業家要懂得聘請和使用本地的律師。政府應該在大的外部環境方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保護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外政府、公眾、媒體、企業等不同方面對中國政府和企業的認同，另一方面運用外交方式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創造良好的經營空間，再有政府不要干涉企業在海外的事務。外交部也應在一些方面有所轉變。原來的中國外交完全服務于意識形態，但現在中國外交應該更多的服務于經濟——外貿。外交部官員培訓方面應該增加經貿知識以及國際貿易和全球化歷史的訓練，再有外交人員的配置也應該強化商務法律方面的人員。如果駐外使領館中與經濟貿易有關的人員不多，那么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拓展不會容易。
記者：中國的經濟宏觀調控不但使中國的經濟受到影響，而且波及到周遍一些國家和地區。您如何看待周遍經濟體的表現，這對于未來政府制定政策有怎樣的提示？未來中國企業如何應對這種經濟連動的影響？
陳志武：無論中國發展是慢還是快，未來全球經濟的連動效應將會越來越突出，這是信息技術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就是全球化的含義之一。政府應該花更多的精力與周遍國家溝通，在政策選擇上應該考慮到海外的效應，這也是保護中國海外利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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