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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相對沉寂的天津濱海新區，因事關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新動向，越來越牽動公眾視線。
6月底，溫家寶總理率國務院15個部委的負責人考察天津并明確指出：加快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環渤海區域及全國發展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這步棋，不僅對天津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施全國總體發展戰略部署、實現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宏偉目標，都具有重大意義。
與此同時，有權威人士確認，天津濱海有望繼上海浦東之后，成為第二個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驗區。這使此前并不顯眼的濱海新區突然躍入公眾視野中心，其規劃發展定位亦廣為傳播：依托京津冀、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面向東北亞，成為現代化制造和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態海濱城區。
基于這一規劃，天津濱海的發展方向及區域價值已清晰可見，其重要性應當足以與廣東深圳和上海浦東相提并論。結合中央基于科學發展觀而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大思路，力推天津濱海新區，應當是在振興東北戰略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第三極”發展的突破性布局，具有更深遠的戰略意義。
站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高度來看，今年無疑有特殊意義。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正式批準設立深圳經濟特區，迄今正好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年4月18日，浦東剛剛度過了開發開放15周年紀念日。事實表明，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帶動了珠三角經濟先行發展，刺激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速度和力度；開發開放浦東，顯然正把上海推向與紐約、倫敦、東京齊名的世界級經濟和金融中心，同時也實質性帶動長三角經濟快速發展，并刺激著整個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提速和發力。
結合區域格局來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所構成的中國經濟“三極”一直非常清晰。如果說深圳帶動珠三角發展已成為現實，浦東帶動長三角發展正在進行時，那么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也許只能算蓄勢待動。此前中央提出振興東北，天津、大連及山東個別沿海城市則紛紛試圖引領環渤海發展，但誰能真正成為像深圳或浦東那樣的區域發展帶動者，除了自身經濟基礎和區位優勢，更需要中央政策明確支持。因此我們認為，如果天津濱海能順利升格為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驗區，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很可能由此真正破題。
這樣的判斷顯然不是基于天津本身，因為從經濟指標、綜合實力和發展模式上看，天津比上海還有一段差距，濱海似乎不必簡單復制浦東。不過只要我們承認，浦東不僅得益于上海支持，更有賴長三角聯動，甚至中國和世界性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流動，那就不難看到，濱海也將不僅有賴于天津支持，更要依托京津冀聯動、環渤海融合乃至整個東北亞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流動，唯有如此，天津濱海才會避免自拉自唱，真正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第三極”的發動機。
因此，只要中央相關決策進一步明確，更關鍵則在于濱海新區如何具體操作。從深圳和浦東的經驗與挑戰來看，政策性支持或投資項目傾斜，比較容易在短期內形成繁榮發展態勢，但真正能保持可持續競爭優勢，則要靠整體投資和經濟運行環境的優化。
應當看到，天津濱海所申請的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驗區，其核心內容既區別于25年前深圳經濟特區享有的稅收等政策優惠，也不完全等同于15年前浦東獲得的政策支持與投資傾斜。不是繼續靠政策優惠，而需要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以獲得持續性的整體發展優勢，在盡快做大自身的同時，更要帶動本區域發展。這其中挑戰會有多大，經濟與發展基礎還不夠深厚的濱海新區應當不難想象。
更大的考驗還在于，濱海新區既是天津的，也是環渤海的、全國的，這多重角色其實也是雙刃劍，各種利益訴求有時并不完全一致。就是說，濱海新區的整體發展態勢，將不僅考驗天津，更考驗環渤海的區域協調意愿和具體協作能力，而其成敗也將直接影響中國區域經濟戰略布局的構建進程，關系到中國經濟“三極”的平衡發展，真可謂“茲事體大”。
由此我們期待，天津濱海新區能務實前行，不斷推進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藍圖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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