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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進體制創新，將是“十一五”計劃期間改革的中心和重點，而其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又為“重中之重”
本報記者 鄧妍
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尤其是河南、湖北等地的水產養殖業和水產品運輸中，出現了孔
雀石綠的影子。
聽起來很嚇人。孔雀石綠既是殺真菌劑，又是染料，它具有高毒素、高殘留和致癌、致畸、致突變等副作用。早在2002年，中國政府已將它列入禁用藥物清單，嚴禁使用。
但現在，它可能會出現在中國人的餐桌上。
這是行政管理弊病在近期內的一個反映。通常情況是：當農產品處于生產環節時，其主管部門是農業部；進入流通環節后，多是由工商、質監、商業、藥監、城管、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負責；倘若進入再加工環節，比如在飲食行業，則又由衛生部門主管。
沒有一個部門的管理能夠涵蓋這一流程中的各個環節。這為孔雀石綠走向餐桌提供了便利。
就在關于孔雀石綠的報道在媒體出現的時候，一個“中國改革高層論壇”在北京召開。它試圖解決的，正是這類問題。
高官云集
如此多的高官云集在一個會場的景象，實不多見。
看看以下名字：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人事部部長張柏林、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北京市市長王歧山、上海市市長韓正、遼寧省省長張文岳、陜西省省長陳德銘、湖北省省長羅清泉……
7月12日到13日，這些巨頭共同亮相于“中國改革高層論壇”。
由國家發改委主辦的這次會議，暗示著什么樣的重大話題？
《財經時報》獲得的答案非常簡單，卻極為重要：探討中國的下一步改革方向，其重點是政府體制改革。
此次會議的主題是“以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推進體制創新”。這意味著，在即將開始的“十一五”計劃期間，政府轉型將是中國改革的中心和重點。
這種轉型，正是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諸多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迫切要求。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事關全局
舉辦“中國改革高層論壇”的計劃，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確定。是時，2005年剛剛被確定為“改革攻堅年”。
論壇開幕前一天，發改委有關人士曾強調，改革26年來，雖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直接導致深層次矛盾的體制弊端還沒有根本消除。
從近期看，宏觀調控著力解決的投資過度膨脹等突出矛盾和問題，正是改革不到位、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的集中反映。
這位發改委官員透露，他們在調查中發現，無論是財稅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甚至農村改革，都與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有關。
而中國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和深層次內容，將著力解決以上矛盾。
“多龍治水水不治”
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發表演講時，脫離了早已準備好的發言稿，取而代之的是兩個生動的案例。
王岐山的第一個例子是綠化。目前北京城內的綠化主管部門為園林局，城外綠化管理權則歸屬于林業局。所以當綠化方面出現難題后，兩位局長總會同時坐到王的面前，同出同入“哥倆好”，以至于他經常將二者混淆。
第二個例子是水。長期以來，北京水資源管理處于分散狀態，形成了地表水與地下水、城鎮用水與農村用水、自備水井與自來水管網、凈水與污水“多龍治水”的局面。
對水資源的管理牽涉到水利、建設、國土資源、衛生、農業、林業、海洋、自來水公司等十余個部門，他們之間缺乏配合與協調，更限制了節約用水和地表水回灌、地表水與地下水聯調等措施的落實。
2004年，北京市進行改革，成立北京市水務局，將原北京市水利局、市排水集團、市自來水公司、城市節水辦等管理職能集于一體，實現了水資源的集中統一管理。
但更多的改革還未上路。
放到更突出的位置
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會“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并存，抓住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保持一個較長時間的平穩快速發展，至關重要。
這一切都系于政府體制改革。否則勢必會延誤改革進程，并對其實際效果產生影響。
論壇上馬凱強調，著力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其他領域改革的重要前提，也是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客觀需求。他指出，在新的形勢下，中國將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其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使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過多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觀。
其中，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等，都在推進改革之列。
以此為據，在過去20多年中數次的政府體制改革，不過是為此后的改革做了鋪墊。
高層論道
李榮融：從2004年開始，力爭用3年左右時間建立起新的國資監管體制的基本框架；到2010年基本完成戰略性調整和改組。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以市場化的方式，通過資產重組、聯合和并購等手段積極進行結構調整，做強做大優勢的國有企業。力爭到2008年全部解決歷史遺留的國有大中型困難企業退出市場問題。
周小川：完善公司治理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內容有待進一步明晰。政府在強調公司治理改革時應進一步明確公司治理的原則與指引。比如治理與監管的關系。中國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和轉軌初期由行政主管部門作為“父母官”，它既代表所有者，又是監管者。現在盡管治理和監管大體分開了，但兩者混淆交叉的現象仍十分普遍。
樓繼偉：目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所得稅制，既有悖于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也影響內資企業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因此財政部已設計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合并。兩稅合并不會明顯加重外資企業的負擔；現行外資企業的部分稅收優惠將會被產業優惠政策所取代；同時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將考慮給予一定的過渡期，加上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實際上可以起到減輕稅負的作用。
韓正：建議把上海浦東作為中國金融改革先行試驗區，以全力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在進一步完善股票市場功能的同時，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將上海建成中國資本市場中心；逐步推出包括能源、金屬在內的新商品期貨，把上海建成人民幣產品創新中心。
張柏林：目前競爭上崗、公開選拔制度已經成為全國600多萬公務員晉升的重要方式，每年由此選拔的人數占同年晉升領導職務人數的60%。此外，公務員隊伍的“出口”初步暢通。從1996年到2003年底，全國共有1.6萬余名公務員被辭退，有3萬余名公務員辭職。
【新聞背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五次政府行政體制改革
1982年政府機構改革:1982年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了各級各部的職數、年齡和文化結構，減少了副職，提高了素質；在機構方面，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人員編制從原來的5.1萬人減為3萬人。
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1988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次改革著重于大力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經濟管理部門從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強化宏觀管理職能，淡化微觀管理職能。改革的重點是那些與經濟體制改革關系密切的經濟管理部門。通過改革，國務院部委由原有的45個減為41個，直屬機構從22個減為19個，非常設機構從75個減到44個。
1993年政府機構改革：1993年3月22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方案實施后，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原有的86個減少到共59個，人員減少20%。國務院的直屬機構由19個調整為13個，辦事機構由9個調整為5個。國務院不再設置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8個。增設了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1998年3月10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根據改革方案，國務院不再保留的有15個部、委。新組建的有4個部、委。更名的有3個部、委。精簡了很多與計劃經濟相關的經濟部門，這些經濟部門轉變為國家經貿委下屬的9個局。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2003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政府機構改革方案。除了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29個組成部門被調整為28個，其中不再保留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其職能并入新組建的商務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委)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并組建了專事代理國家管理國有資產的國資委、專事監督銀行業監管職能的銀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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