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黃英 任景莉
經濟體制改革：制度創新的發展思想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 許多發展經濟學家受到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吸收并運用制度結構的研究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鄧小平突破了對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傳
統理解, 認為體制就是具體制度, 具體的組織制度、領導制度、工作制度、監督制度等。把體制規定為具體制度, 或者說把具體制度概括為體制, 這不僅擴大了體制的范圍, 克服了對體制理解的狹隘性, 而且把它放到與基本制度相對的位置, 使其性質更明確。鄧小平對體制的新界定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第一, 劃清了兩種制度: 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的界限, 避免將其混淆。第二, 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區, 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與性質方面, 鄧小平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在總結世界經濟發展實踐, 特別是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基礎上, 揭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真理。鄧小平的非凡之處在于, 他依據經濟發展的實踐, 提出了計劃、市場與社會制度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 從而確認了它們作為“手段”和“方法”的性質。正如他指出的那樣,“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 但多年的實踐證明, 在某種意義上說, 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而就世界范圍看,幾十年來的發展實踐表明,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比以計劃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的經濟體制運行效率更高, 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因而鄧小平指出, 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經濟改革的目標, 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
經濟體制論及其具體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分析, 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理論基礎。他關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必要性的思想, 其直接的理論依據就是經濟體制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 及對我國現行計劃經濟體制局限性的分析。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 取得節節勝利, 生產力迅速發展, 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大臺階, 都是由于有經濟體制論為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改革之初, 就能準確把握改革的性質、目的和方向。鄧小平說過, 我們的改革, 是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革, 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但是, 又明確指出這不是對人的革命, 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 而是革掉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經濟體制的命, 通過改革舊經濟體制, 達到興利除弊, 使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鞏固,使我國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改革的方向始終指向舊經濟體制。從而很好地解決了改革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系問題。中國改革的成功, 關鍵是有鄧小平創立的經濟體制論的指導。
從非均衡到均衡的發展思想
鄧小平運用發展非均衡規律指出:“對于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 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 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從產業來看, 他提出了基礎產業優先論。指出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技術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薄弱環節、關鍵環節, 因而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一是農業, 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學”。從空間上看，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首次提出非均衡發展思想。他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的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1980年3月國務院召開的關于長期計劃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同志指出要“發揮比較優勢，揚長避短，要承認非均衡”，自此，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已經開始跳出均衡發展論的窠臼，為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石。
我國經濟特區的發展為鄧小平的非均衡發展思想提供了很好的佐證。可以說，他是將經濟特區作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設計師和倡導者。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是鄧小平將經濟發展理論運用于我國的具體實踐。以經濟特區為增長點的發展思路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通過經濟特區這塊實驗基地，使經濟特區真正對內起到了窗口、輻射和帶動作用，形成了示范作用，對外起經濟交流、商品貿易、引進外資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以特區為代表的區域發展真正成為了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和對外開放的窗口。
另外，鄧小平1988年9月提出的兩個大局思想也是非均衡發展思想的明證。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在1989年10月，鄧小平又對“兩個大局”進一步闡釋：“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可見，通過非均衡達到均衡發展的思想在此再一次得到體現。
后發優勢的發展思想
對中國的經濟發展, 鄧小平一貫持樂觀態度。他認為, 抓住機遇, 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發展自己, 就一定能夠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在設計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時, 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但他同時深知, 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歷史過程,進入開放、一體化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避免一切“從頭開始”、“重新開始”的時間耗費, 并能以發達國家的先進成果為起點去創造更新的未來。他指出,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要特征的世界形勢, 是發達國家在早期發展中所不具備的, 是我們現在發展的優勢, 它使我們有充足的時間集中精力于經濟建設, 抓住時機加快發展自己。我們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引進、模仿、創新, 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宏觀調控和微觀搞活經驗、特別是一百多年市場經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可供借鑒, 有大量的外資可以利用, 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能夠后來居上, 并且正在后來居上。“抓住時機, 發展自己, 關鍵是發展經濟, 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就是鄧小平面對20 世紀90 年代國際國內“機遇與挑戰并存”形勢作出的戰略決策, 這就是一種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實施追趕型戰略的發展決策。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可持續發展, 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人類認真總結自己的發展歷程, 重新審視自己的經濟社會活動與發展行為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思想和發展模式。鄧小平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但是他的發展戰略實質上已包含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大持續發展”是鄧小平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主要特點。
可持續發展最初是從保護環境的角度引伸出來的, 鄧小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在肯定保護環境重要性的同時, 從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角度論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擴大了可持續發展的外延和內涵, 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持續發展觀, 包括人口、資源、環境要協調發展, 農業、能源、交通、科技要協調發展, 沿海、中部、西部要協調發展, 效益和速度要協調發展,以及兩個文明要協調發展等等。這一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整體發展戰略, 它既區別于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經濟中心型”發展戰略, 又區別于脫離生產力發展要求、片面地變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那種社會發展戰略, 是一種經濟與社會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也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理論, 時刻關注世界經濟的發展, 注重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先進經驗和做法, 充分吸收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有益成果。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在改革開放的新的實踐中, 不斷豐富和發展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 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經濟學。
農業市場經濟的發展思想
鄧小平農業市場經濟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業經濟理論的繼承和發揚，強調“農業是根本，不可忽視。”“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鄧小平歷來重視占全國人口80% 的農村的經濟發展問題, 一貫堅持以農業為國民經濟基礎的思想。在改革初期, 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而且一直堅持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鄧小平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富裕問題的, 指出“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 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 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 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農村不穩定, 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 農民沒有擺脫貧困, 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他告誡全黨要“重視發展農業。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飽肚子, 一切就好辦了。”他還特別重視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系, 強調城市和工業要為農業服務, 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支持農村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黃英河北理工大學人文法律學院，任景莉華北煤炭醫學院社科部
|
